秦立志 大連外國語大學東北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際關係學院講師
2月5日，也就是中國春節大年初一當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以視頻形式向中國人民拜年。這次不僅是本人直接出鏡，同時播出對象也擴大到了中國國內民眾。與之相比較，去年安倍不過是以刊文形式將新年祝福發在日本華文媒體上，面向的對象也只是在日華僑華人。
安倍這種禮節性的示好，與2018年中日關係的回暖趨勢相輔相成。剛剛過去的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週年，2018年10月，安倍時隔7年再次訪華，中日間不僅在經貿領域內達成了多項協議，安全等領域也取得了相關進展。
這種氛圍還延續到2019年初，例如，“中日友好成人儀式”在日本駐華大使館舉行、中國和日本男子體操隊的頂尖選手向媒體公開了在北京的聯合集訓等。
安倍此舉確實有助於穩定和擴展中日之間已經展開的合作領域，這也是安倍能夠向中國開展戰略示善的重要動機。具體可從三個層面分析：
第一，中日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是合作的重要紐帶。
中國與日本分別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安倍的視頻拜年或許將預示著中日經貿關係或將在2019年迎來突破。當前國際上出現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逆流，日本方面深感兩國政治的長期對立，已經嚴重影響了經濟合作與區域安全，因此努力想改善與中國的關係。中國遭受美國政府的貿易打壓，兩國關係陷入對立，也需要強化與日本的各方面合作，共同維護貿易自由主義。
中日兩國已經正式宣佈啟動共同開拓第三國市場的合作機制，並當場簽署了52項合作協議。此外，中國偏重產品生產，日本注重技術研發，中日兩國能夠開啟產業與市場大合作的時代。
隨著特朗普貿易保護主義殃及日本，日本嘗試擺脫美國的束縛，通過與中國在第三國市場的合作，加之美國退出TPP框架，迫使日本逐漸接納和參與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兩國簽署了推進在其他國家基礎設施投資建設中共同協作的協議。
第二，東海及釣魚島領土爭端暫時降溫，中日雙方開始構建軍事互信機制。
儘管領土爭端容易導向零和博弈思維，但是2018年以來，中日雙方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默契，釣魚島事實上形成了雙方都能接受的“共管態勢”，東海緊張局勢趨於穩定。中日兩國正式啟動海空緊急聯絡機制，是構建兩國軍事互信機制的重要基礎。
2018年，兩國的軍事部門官員開始有了較多的互訪，中方正在考慮邀請日本海上自衛隊艦艇參加2019年6月舉行的青島海軍節的海上檢閱活動，實現戰後70多年來，日本海軍艦艇對中國的第一次訪問。而日本方面也在計劃邀請中國海軍艦艇參加2019年10月的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檢閱式。
第三，首腦外交實現了正常化。
中國總理相隔8年首訪日本的東京和北海道，達成70多項合作協議。安倍首相實現了就任首相6年來的第一次訪華。中斷了7年之久的兩國高層互訪制度得以恢復。在國際會議場，雙方領導人都能以對等的外交禮儀，討論雙邊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
但是中日關係仍然沒有恢復到2012年之前的狀態，兩國之間的衝突性要素能否得到妥善處理？這需要日方更多的實質性舉措。從目前來看，中日關係未來仍將面臨三大結構性矛盾：
首先，中日之間的權力轉移態勢。儘管冷戰期間日本是“政治侏儒”，但其“經濟大國”身份讓它自認為對中國有一定優越感。
但冷戰結束以來，日本對中國的經濟、軍事和潛在權力的全面崛起感到恐慌，認為制衡中國的“機會窗口”正在縮小，而日本在政治、軍事和經濟領域對中國的“脆弱性窗口”正在擴大，不利於日本的地區主導能力建設。
例如，日本防衛省下屬智庫防衛研究所發佈了分析中國軍事動向等的《中國安全戰略報告2019》，緊盯中國軍事動向，報告提及中國在南海增強軍事基地等活躍的海洋活動，以及與菲律賓、越南等國的摩擦。
其次，中國與日本的地緣博弈態勢。中日兩國曆史上的“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就體現了爭奪海權的海軍軍備競賽，最終日本獲勝。而中國作為傳統的大陸型國家，正在推進從陸權向海權的戰略轉型；日本儘管在二戰期間曾短暫把自己定位為“大陸國家”身份，但冷戰以來，日本自認為是主導性的民主海洋國家。
作為島國的日本，面對東亞大陸崛起的中國，很自然的地緣戰略思維就是對中國進行海上聯盟封鎖。2018年，日本提升了與臺灣的官方關係，這影響到了中國的核心利益。日本積極迎合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戰略”，對於中國的海洋發展戰略實施牽制。而日本正在與印度、澳大利亞共同推進的“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也會刺激中國。
再次，日美同盟的牽制。1996年，面臨蘇聯威脅的消失，日美同盟進行了“再定義”和強化，並逐漸以遏制中國威脅為主要聯盟目標。雖然日本努力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但是畢竟日美是同盟國，加之美國是離岸霸權國，很容易採取成功的“楔子戰略”來分化瓦解中日關係，使中美關係和日美關係都要好於中日關係。
儘管中日互相依存，但日本對中國主要是經濟依賴，而對美國則是安全依賴為主，日本對中美的“對沖”戰略（即兩面下注）是有傾向性的。在國際政治領域中，一旦出現重大國際危機，安全要素通常居於壓倒性地位。
從日本的地理因素和國家體量看，日本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更高，為了擺脫這種不對稱關係，在涉及到雙方戰略利益的時候，不排除日本的天平出現大幅傾斜的可能性。
複次，“印太戰略”的消極影響。安倍不但是“印太戰略”的始作俑者, 也是拉美國加入“印太戰略”的幕後推手。安倍早在2007年在印度發表演講時就曾提及“印太”概念。2016年8月，安倍明確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概念。
2017年上半年訪美期間, 向美國大力推銷這一概念。日方在推動“印太戰略”過程中重安全、輕經濟、搭建日美澳印“四國對話”的實際表現, 已經給“印太戰略”貼上了“制衡中國”的標籤。日本對“一帶一路”可能導致的戰略外溢效果的認知仍在不斷髮展之中, 對該倡議的應對上升到“維護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高度, 而“印太戰略”成為牽制、對沖的得力工具。
因此，儘管和平友好條約簽訂40年了，按中國的說法是“四十不惑”，應該成熟了。但現實中的中日關係仍然很不穩定，特別是民意認知，似乎仍處在“弱冠之年”。安倍政權只有放棄所謂的“國家正常化”，並在擴軍、歷史問題、東海、南海等問題上停止“右翼”路線，才能真正解決中日關係的結構性矛盾。
中日具有深厚的合作前景來減少對彼此的戰略互疑，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構想有助於串聯歐亞大陸的地緣合作框架，可以很大程度上消解海權與陸權對抗的歷史難題，實現中日兩國的陸海雙贏。
2013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 日本一直持觀望態度與抵制、對沖政策。然而自2017年年中以來, 日本對於在該倡議框架下展開對華合作轉趨積極, 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則直接推動了日本向“一帶一路”靠攏。
綜上所述, 中日開展“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為安倍內閣改變消極對華政策提供了重要契機, 也為兩國改善關係提供了重要時間窗口和合作平臺。
對於中日關係來說, “政經分離”歷來是個偽命題, 中日間的政治和安全關係從未像今天這樣如此強烈地影響兩國的經濟和貿易關係；反之, 如果兩國能夠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積累合作成果, 深化經貿關係, 對改善兩國政治和安全關係的作用將產生重要推動作用。（責任編輯：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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