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查閱17-18世紀的滿文、蒙文和藏文資料，會發現當時內陸亞洲的知識分子對於世界的認識程度，要遠遠超過我們的想象。
以18世紀清朝烏珠穆沁蒙古王公、額駙袞布扎卜（Gümbüjab）為例，他是蒙古編年史著《恆河之流》（γan_a-yin urusqal）的作者。在這部編年史書中，袞布扎卜在介紹察合臺諸子的世系時，其歷史的視角，不僅深入到中亞、印度，還遠及奧斯曼帝國的伊斯坦布爾。
這段文獻是這樣書寫的：
čin wang čaγatai čaγan malaγtai qoiči ulus-tur qaγan boluγad yirkel qota-dur neislebei. tegünü tabun köbegün-eče aqamad-inu abdula qaγan ečige-yin oruna saγubai. qoyaduγar köbegün immaquli sartaγul ulus-tur qaγan boluγad samarγan qota-dur neislebei. adarmaγamad enedkeg ulus tur qaγan boluγad balša qota-dur neislebei. dötüger köbegün küngkür rum ulus-tur qaγan saγuγad istambul qota-dur neislebei. tabuduγar köbegün temür ulaγan malaγa-u ürüngγa ulus-tur qaγan saγuγad buqar qota-dur neislebei.
“親王察合臺，在白帽回子國當汗，定都於鴨兒坎城。其五子中長子阿卜都拉，居汗父之位。
次子伊瑪目忽裡，在撒爾塔兀勒國當汗，定都於撒麻兒干城。
阿卜杜穆罕默德，在額訥德克當汗，定都於八剌沙城。
四子控噶爾，在魯米國當汗，定都於伊斯坦布爾城。
五子貼木爾，在赤帽玉龍傑赤國當汗，定都於布哈拉城。”
這五子的分封情況，固然不符合史實。但是卻起到了許多值得注意的地名：
1、白帽回子國（čaγan malaγtai qoiči ulus）與鴨兒坎城（yirkel qota），很明顯值得就是葉爾羌汗國，整個國家都已經伊斯蘭化。
2、撒爾塔兀勒國（sartaγul ulus）與撒麻兒干城（samarγan qota）。通常來說，撒爾塔兀勒指的是來自中亞花剌子模的穆斯林商人。
3、額訥德克國（enedkeg ulus）與八喇沙城（balša qota）。蒙古語的額訥德克指的是印度，這個詞在清初也進入到滿語中，即滿文單詞enetkek。至於八喇沙，則很有可能是Balkh（巴爾赫）。
4、控噶爾（küngkür）、魯米國（rum ulus）與伊斯坦布爾城（istambul qota）。這句話基本表明史料的虛構性。控噶爾通常是蒙古人及中亞民族對奧斯曼帝國君主的稱呼，並非是某一君主的名字。至於魯米、伊斯坦布爾等，這些詞語的指向是很明確的。
5、赤帽玉龍傑赤國（ulaγan malaγa-u ürüngγa ulus）與布拉哈城（buqar qota）。玉龍傑赤還是指花剌子模，赤帽的意思就是“紅帽回回”。
袞布扎卜雖然是一個長期定居於北京的蒙古王公，但18世紀的北京是一個擁有滿、漢、蒙、俄、印-藏或拉丁語的多元語言文化世界。不同文化屬性的群體，給袞布扎卜帶來了不同層面的知識；袞布扎卜憑藉著出色的語言能力，實現了各種知識的交匯。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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