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麼，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1927年9月25日，在給臺靜農回信中，魯迅這樣寫道。
臺靜農去信，系劉半農所託。當時劉正與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樓蘭古城的發現者）談判，協商第二次西北考察事宜。斯文·赫定提出，他是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可為諾貝爾文學獎推薦候選人，希望劉半農介紹幾位中國作家。
劉半農認為魯迅最合格，但二人此前發生了一點誤會，便讓臺靜農去問，魯迅果然拒絕。耐人尋味的是，在回信中，魯迅用輕蔑的口吻提到陳煥章。
陳煥章是康有為的弟子，有進士功名，又有外國博士文憑，將東西方教育最高學位均收入囊中，在中國歷史上，僅此一人。
魯迅挖苦《孔門理財學》，但他沒看過這本書，因它用英文寫成，陳煥章只將一章譯成中文。魯迅當然也不知道，經濟學大師凱恩斯曾稱讚它是一本“博學而令人愉悅的書”，它對後來美國農業政策產生過巨大影響。
不僅魯迅對陳煥章有誤會，胡適也曾在日記中說：“孔會（陳煥章是“孔教會”發起人之一）拜孔子，孔子要上吊”。並特意記下辜鴻銘的話：陳煥章應讀作“陳混賬”。
一位享譽世界的學者，卻難得同胞理解，這與陳煥章人生的幾次選擇失誤，頗有關係。
拜在了“康聖人”門下
1880年，陳煥章生於廣東省高要縣硯洲鄉（今屬肇慶市鼎湖區），譜名嘉讓，字重遠。
硯洲鄉三面環水，傳說宋代名臣包拯在此“擲硯成洲”。陳煥章祖父曾中秀才，父陳錦泉曾任候補巡檢。
陳煥章8歲入學，12歲便考中秀才，在同榜中最年輕，得入縣學。後在舅父資助下，到了廣州，入康有為創辦的萬木草堂。
陳煥章何時成了康有為的弟子，說法紛紜。據學者周軍鉤沉，康有為的弟子盧湘父曾說：“乙未以後，學徒尚多，而陳重遠（煥章）獨專力於孔教，尤為特出。”乙未年是1895年，此時陳煥章僅15歲。
學者蘇雲峰發現，在1891年—1898年間，草堂弟子可考者共51人，並無陳煥章，也許因陳太年輕，不受重視。陳煥章後來說：“我要深切地感謝我的老師康有為，從他那裡，我獲得了孔教的概觀。”
萬木草堂不分班級，也不考試，只推舉兩三名“學長”，帶著大家一起讀書。授課時，康有為“嚴重迅厲之語，大棒大喝，打破其頑舊卑劣之根性”，連梁啟超都覺得“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
戊戌變法失敗後，陳煥章去澳門任《新知報》主筆，並在家鄉硯洲創辦“倡教會”，全家入會。
1902年，陳煥章在廣州時敏學堂任教習，第二年升任監督。在此期間，陳煥章開始學英語，常去聽劉國楨的高級英文課程，因看不懂英文板書，陳煥章幾乎每個單詞都會再問一次。
“中國博士”又成美國博士
1902年，23歲的陳煥章考中舉人。第二年，他又在中國最後一次科舉中，以三甲第131名（共150名）的成績成為進士。此時清廷欲廢科舉，新科進士不再入翰林院，年齡較輕者被送到進士館，學習現代法政。
進士館教師多留學生，功名低，頗受進士學員輕視，致課業開展困難，清政府只好送學員們去留學。1905年底，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陳煥章跟著戴慈鴻到了美國。
陳煥章留美，或與康有為暗中運作有關。
康有為流亡海外後，注意培養幹部，提出“中國非變法不能自強，而變法當用天資忠義，聰明俊傑，深通西人各學之人”，重點照顧草堂弟子。康有為弟子徐勤說：“凡辦事外人多不可靠，必須同門乃可……蓋草堂師弟之誼，數千年所未有。今日之所以能轉移一國者，全在此一點精神耳。”
據學者周軍鉤沉，1912年康有為寫信給梁啟超，稱：“昔在紐（即紐約）頻與仲遠（即陳煥章）言之。真所謂堯舜事業若半點浮雲，何況富貴？”一個“頻”字，道出此時陳煥章在康有為眼中的分量。
陳煥章先入庫克學院習英文，1907年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政治經濟，並在紐約創辦“倡教會”。陳煥章是進士，學校將其學歷定為文學士，後改為哲學博士。
在給梁啟超的信中，陳煥章說：“暑假時，復入其夏學，幸能考試及格，來年擬習公法、憲法、計學、哲學四科。”
1911年，31歲的陳煥章拿到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一本書教美國人建常平倉
按規定，博士論文必須正式出版，印100本交學校後，才能拿文憑。
美國出版費貴，後來的中國學生多把論文寄回國內，託商務印書館等印出100本，再寄到美國。1917年，胡適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答辯，因不願花錢，未獲文憑，10年後才補辦成功。
陳煥章比胡適早6年，當時國內出版業剛起步。幸虧哥倫比亞大學對陳煥章多達60萬字的畢業論文極表欣賞，收入“歷史、經濟和公共法律研究”叢書，由校方掏錢出版。
這本名為《孔門理財學》的著作問世後，在西方學術界引起轟動，凱恩斯、熊彼得、塞利格曼、羅斯等學術大師均予以正面評價，德國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在寫《儒教與道教》時，將此書列為參考文獻。
在書中，陳煥章首次向西方系統介紹了儒家經濟學思想，指出：“孔子的理財體系不是民族主義的，而是世界主義的。”“孔子誠社會主義之鼻祖也。”
雖有牽強處，卻體現出陳煥章的非凡見識。書中關於“常平倉”的介紹，尤其引起西方學者興趣。常平倉是中國古代中央政府主動調節市場的行為，即在糧價低落時大量買入，以防“穀賤傷農”，而在糧價高時適當拋出，以防“谷貴傷民”。
美國學者華萊士讀了陳煥章的書後，讚歎道：“美國和其他西方各國對農業問題可從中國學到的，實在也不少。”
20多年後，華萊士當上農業部長，力推國會通過了《農業調整法》，美國也建立了常平倉制度。華萊士說：“這個常平倉的名字，我是得自陳煥章所著的《孔門理財學》。”
康有為拿他當槍使
《孔門理財學》被認為是“中國人在西方正式出版的第一本經濟學著作，而且是唯一一本全面詮釋傳統，並有重大創新的鴻篇鉅製”，卻未引起國人重視。正在美留學的胡適在日記中寫道：“任公（指梁啟超）又有一文論孔子教義，其言顯剌康南海、陳煥章之流，任公見識進化矣。”
當時學者多輕視傳統，見陳煥章鼓吹儒家，便將他打入另冊，況且陳煥章與康有為又走得太近。
1911年，陳煥章回國，適逢辛亥革命爆發。1912年7月30日，康有為寫信給陳煥章，稱：“時變之大者，必有夫鉅子出，濟艱難而救之，今其時也。吾欲立孔教會以振之。”
1912年11月23日，孔教會在上海成立，陳煥章也是發起人之一。但康有為並不是真的想傳教，而是把孔教會當作參與政治的跳板，其主要成員、活動經費均來自保皇黨。
據周軍先生鉤沉，在給陳煥章的私信中，康有為把話挑明：“今若以傳教自任，因議廢孔之事，激導人心，應者必易，又不為政黨所忌，推行尤易……及遍國會，成則國會議員十九吾黨，至是時而兼操政黨內閣之勢，以之救國，庶幾全權，又誰與爭乎。”，
然而，不少人和康有為在打同樣的小算盤，一時間，各地冒出許多尊孔組織。1913年，康有為讓陳煥章到北京去一統江湖。康自己不去，因袁世凱手握大權，當年戊戌變法便毀在此人手中。雖袁世凱幾度示好，康有為仍對他有所忌憚。
屢戰屢敗卻遭汙名化
陳煥章到北京後，發起第一次“國教運動”，向政府請願，力主將孔教定為國教，引起巨大反響，贏得各地孔教會認可。1913年9月，第一屆全國孔教大會在曲阜召開，康有為被公推為會長。
袁世凱三次電請康有為入京，康不敢去，反而要將孔教會遷到曲阜。多數會員不同意，康有為便以辭職相要挾，終於成功。後因孔教會中人反對袁世凱稱帝，袁下令逮捕其中成員，並勒令孔教會改名，第一次“國教運動”遂告失敗。
康有為、梁啟超均支持討袁義軍，陳煥章也拒絕與袁世凱合作。沒想到，1917年6月，康有為積極參與張勳復辟，失敗後被通緝，孔教會陷入困境。
康有為退出後，孔教會由陳煥章、孔繁樸主持。陳煥章改變大談政治的風格，轉向“救濟社會”，提出“孔子之教，男女平等者也”“結婚之自由，實以中國為最”“孔子之教，實以一夫一妻為主”“夫孔子者，渴望共和者也”“平等自由，乃孔教之神髓”等別緻的主張。
陳煥章認為：“若墨守孔子一時有為而發之言，而不變通盡利，是非孔子之意也。”
北洋政府對這些觀點頗認可，將一塊“京師內城最繁盛之地”（在甘石橋大街路東、靈境西口）劃給孔教會，“面積約十四畝，價值十餘萬元”。
孔教會再度崛起。以此為契機，陳煥章發起第二次“國教運動”，卻遭陳獨秀等人撰文怒斥，從此名譽掃地。
他始終是一位愛國者
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府後，禁止在祭孔中使用跪拜禮，並規定全國學校在孔子誕辰日舉行慶祝活動，但必須依據陽曆。陳煥章反對陽曆，在《孔門理財學》中，他使用的是黃帝紀年，只在括號中標出西曆。孔教會屢次提出異議，效果不佳。
全國各地原有大量孔廟，孔教會欲佔據， 1929年，南京政府提出《孔廟財產保管辦法》，明確孔廟歸政府所有，“不得移作他用”。此後，政府下令修繕曲阜孔廟大成殿，改名孔子紀念堂，政府主持祭儀，孔教會被邊緣化。
1926年，46歲的陳煥章轉赴東南亞傳教，後在香港建孔教學院，自任院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陳煥章寫詩痛斥日寇，主張團結抗戰。
1933年10月，陳煥章因中風逝於香港，年僅53歲。
陳煥章政治上屢遭挫折，為時人所輕，連累《孔門理財學》也被誤作“荒誕不經”。其實閱讀此書，不難發現其中寄託的深情：“日本政治革新的發動者不是基督徒，而是儒生；甚至僅僅是孔教的一個分支——王（守仁）學——就足以使日本轉型為現代日本。為什麼整個儒家倒不能使中國現代化？”“中國的未來是光明的。有五千年綿延不絕的歷史，有四萬萬聰明勤勞、智慧和富有活力的人民……中國將無疑地成為一個強國。”
陳煥章是愛國者，復興孔教是他愛國的一種方式，他說：“所謂愛國者，非謂愛其土地人民已也，猶有文化焉。土地人民之愛，愛於有形；文化之愛，愛於無形。惟有無形之愛，故能於有形之愛，結不解之緣。”
不論方法對不對，陳煥章理應得到後人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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