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樹分國槐與洋槐。國槐花籽可入藥，能治風症。吾家曾養一豬，因去勢而染破傷風，牙關緊咬，身體僵直，平躺在地，不能站立。獸醫雲，必死無疑。吾母曰：死豬當成活豬醫吧。遂將槐米灸末，混以米湯，用獸用針管自嘴角灌之，半月後竟愈。之後此豬狂吃瘋長，鄰人曰，其報恩也。
數十年後，我爬上北海公園白塔所在之小山，下山時，見山路兩側，全是粗大的國槐，槐花半謝，槐米累累。一老人正在採摘槐米，曰：半花半米，正是最佳採摘時。吾問老人採此何用，老人曰：曬乾，炙粉，蘸煮雞蛋，日食兩枚，可輕身健體。
這篇題為《槐米》的閃小說，是《上海文學》2019年第1期發表的12篇《一斗閣筆記》中的一篇，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的新作。
所謂閃小說，源於英文的Flash Fiction，以古希臘的伊索為宗，限定在600字以內，文體形式靈活。但嚴格來說，此篇更近中國傳統的筆記小說，而非閃小說。
莫言創作有兩個源頭，其一先鋒小說，其二是傳統筆記小說。只是人們更多關注前者，較少關注後者。以《槐米》為例，上半偏魔幻，下半寫實，彼此對應，含有強烈的反諷意味。這種以豬喻人的“惡毒”寫法，莫言在長篇中也經常採用，卻一再被誤讀為“粗俗”。
上世紀90年代初，莫言曾參加《北京晚報》“一分鐘小說”大賽，僅得三等獎，低於許多業餘作家。可見，莫言作為傳統筆記小說繼承者這一身份，尚未得到讀者們的認可。
從《一斗閣筆記》中，可讀出一個更全面的莫言。
筆記小說本是一個誤會
筆記小說始於魏晉，其定義為“一種筆記式的短篇故事”。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故事不等於小說，小說是由情節構成的。故事與情節的區別在於：故事是框架，情節是具體的發展變化過程。
愛·摩·福斯坦在《小說藝術面面觀》中，有一個精彩的比喻：如“國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便是故事，而“國王死了，不久王后也因傷心而死”，則是情節。
區分故事與情節的價值在於，故事是有限的，萬變不離其宗，而情節是無限的，可以不斷出新。作家的才華體現在情節上，而不是故事上。
這就產生了一個悖論：筆記小說往往只有故事，卻為何被稱作小說？
筆記小說是近代才產生的概念。據袁文春先生辨析，1903年9月，梁啟超在《新小說》雜誌上首開“筆記小說”專欄；1912年，上海進步書局出版《筆記小說大觀》叢書，使“筆記小說”這一概念被大眾接受。
可見，將“筆記”與“小說”強行聯合起來，本是一個誤會，是用西方語境硬套中國傳統。其尷尬在於：《夢溪筆談》《容齋隨筆》《日知錄》《二十二史箚記》等，也被算成筆記小說。
事實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一直存在“反情節”傾向。即使是在那些有情節的古代筆記小說中，作家也在千方百計表明，並無虛構成分。
如《聊齋志異》，蒲松齡常以“異氏史”的面目現身，實為模仿《史記》中的“太史公”，表明所寫皆為紀實。即使如此，仍遭紀曉嵐批評。據盛時彥在《姑妄聽之》跋語中轉述紀曉嵐的話：“《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今燕暱之詞，媒押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
莫言自認為是“講故事的”
筆記小說定義模糊，卻意外地為“新筆記小說”降生提供了空間。
最早的“新筆記小說”應屬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它融入了西方小說的技巧，非常重視情節，但它的精神依然是筆記式的。
其一，真正出彩的是細節，而非主題。如“胖而流著油汗的，胖而不流油汗的官員們”，乃至嫦娥大聲抱怨“又是烏鴉肉的炸醬麵，又是烏鴉肉的炸醬麵！你去問問去，誰家是一年到頭只吃烏鴉肉的炸醬麵的”，均體現出傳統文學重“寫意”的風格。
其二，結構鬆散，任性而為。為諷刺顧頡剛，在《理水》中特意添入“鳥頭先生”，說他一著急便鼻頭髮紅，這與魯迅在日記、私信中稱顧為“鼻”“紅鼻”“鼻公”，乃至“朱山根”，實為同調。受霍邱幫影響，魯迅對高長虹產生誤會，便在《奔月》中加入許多嘲諷的話。
魯迅開啟“新筆記小說”，因他意識到：現代小說是舶來的傳統，難與當時的中國文化融合。
現代小說離不開現代都市，可在上世紀上半葉，絕大多數國人並無現代都市的生活體驗，他們更習慣於“故事思維”，而非“情節思維”。恪守小說創作原則，將難以發揮其“匕首與投槍”的作用，不得不向傳統妥協。
“新筆記小說”在美學上可貫通中西，但也出現了“油滑”的問題，所以魯迅先生很快便脫離了《故事新編》式寫作，但“新筆記小說”卻從此發揚光大。孫犁的《芸齋小說》、汪曾祺的《故鄉人》、賈平凹的《太白山記》、林斤瀾的《矮凳橋小品》、阿城的《遍地風流》等，均屬佳作。
莫言一直看重“新筆記小說”寫作。據學者喻曉薇鉤沉，早在1984年，莫言便發表了《金翅鯉魚》，1985—1986年，莫言因先鋒小說一舉成名，但同時也推出了《五個餑餑》《大風》《草鞋窨子》等“新筆記小說”，此後又有《地道》《辮子》《飛鳥》《井臺》等。這就可以理解，為什麼莫言認為蒲松齡對自己的影響大於福克納、馬爾克斯等。甚至在身份認同上，莫言也曾多次強調，他只是“講故事”的。
在先鋒性與傳統性之間舞蹈
“新筆記小說”接續了涉筆成趣、言簡意賅、意在言外的傳統。
在現代小說評價體系中，傳統意義上的“文筆好”已難成立，遠不如情節控制能力、深入能力、節奏感等重要。如以後者為標準，則韓寒的小說很難及格，而《平凡的世界》等亦存“硬傷”，但相關作品因觸及時代的真問題，在市場上獲得巨大成功。那麼，該如何評判當代小說的優劣呢？
“新筆記小說”接納了“文筆好”這一傳統評判標準，最大化地消解了這種對立。
尤為重要的是，隨著生活日漸多元化，“文學共和國”正在崩潰，“情節為王”已成過去。在今天，世界各國的小說讀者都在從“讀情節”轉向“讀故事”，則“新筆記小說”也為小說突圍提供了機會。
在《一斗閣筆記》中，莫言仍保持了先鋒性的一面。
比如《真牛》，一頭牛因身材魁梧，被贊為“牛中偉丈夫”，可買回去後卻拒絕勞動，生產隊只好轉賣，到集市後，收稅員笑稱：“夥計，您又來了呵。”牛說：“夥計，不該說的莫說，拜託了呵。”
再如《蔥管》，兄弟二人發現一甜水井，哥哥下井，用蔥管取水給弟弟喝，最後哥哥在井中暢遊，摸到一把古刀，上刻“蔥管”二字。兄弟愕然，多年後始悟：這把刀曾為一名叫管蔥的人所有，未必是上天預知蔥管送水。
這種“半魔幻”的寫法藏在“志怪”傳統背後，頗有平易近人之感。
在文本實驗之外，《一斗閣筆記》也不乏傳統筆記小說中志人、記言的特色。
如《踩魚》，講述了孤兒皮囤的故事，他飽受悍嫂欺凌，因在鬥毆中救了後者，使其被感化。皮囤工於踩魚，曾一中午踩獲80條，他的訣竅無非是：“左腳攆了右腳踩，右腳攆了左腳踩。”
再如《虎疤》，一人面上有疤，自稱被虎所傷。公社時代，常懷不滿，稱：“老子堂堂打虎英雄，竟然落魄到如此地步啊……”公社解體後，此人轉賣虎骨酒、虎鞭酒，有人質疑，他必指臉為證。
《深巷》則講述了友人在縣城開咖啡館，莫言為之題字，一日前去，發現堂中懸掛署名莫言的大幅書法作品，寫得極好。莫言問是怎麼回事，對方回答說：“替你揚名呢！”
這些小說接續了漢語的傳統思維方式，通過內斂、節制、含蓄的敘事，傳達出啟蒙、反省與理性的現代內容，表達了對生命意義的深刻思考。
“新筆記小說”能成為未來趨勢嗎
“新筆記小說”更具民族特色、更貼近讀者，但讀者提起莫言時，很少會想到他的相關創作。在當代經典中，亦難見“新筆記小說”的影子。這說明：“新筆記小說”很難成為文學發展的趨勢。
一方面，“新筆記小說”體例過於鬆散，無法傳達更精緻的思考。
另一方面，“新筆記小說”堂廡偏小，只能圍繞“趣味”展開，而趣味本是表達維艱時代的避難所，相延成為傳統，不論如何精緻，終不免“油滑”的魔咒。
“新筆記小說”努力接續傳統，以為這樣就能迎合讀者，可現代社會構成畢竟不同，它刺激人們產生了新的需要。在今天，“傳統一下”這樣低級的解決方案未必有效。
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曾指出：人從自身中創造出語言，並通過同一種行為，把自己舒服在語言中。換言之，語言就是世界觀，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會創造怎樣的語言。
漢語經過漫長的歷史積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與優勢，但無需諱言，它在嚴謹性、準確性上存有短板，而這些短板會給思想以誤導，養成缺乏科學精神、不重視實證、缺乏邏輯、論人與論事不分等不良習慣。
“新筆記小說”尚無法在根本上彌補傳統漢語造成的思想誤區，且目前的相關創作只能歸於“偽筆記小說”，畢竟當代作家的傳統文化修養、文字能力等遠不及前人，勉強為之，不免“拿著肉麻當有趣”“虛張聲勢”之弊，這或者也是“新筆記小說”難成氣候的一個原因。
無需忽略“新筆記小說”，也無需太重視它。萬事皆有其季節，不如順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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