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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人自古以來就有著卓越的航海技術，像是古代腓尼基與迦太基人的商業貿易網絡，或是北歐民族後來遷徙使用的快船等。進入中古時代後期，威尼斯與熱那亞人的船隻暢通無阻的航行在拜佔廷與阿拉伯的海域，船隻在地中海、波羅的海、北海、法國沿岸等區域航行，可說地中海這個搖籃也孕育了歐洲人以海路為其商貿方向的路線。
中世紀後期，絲綢之路受限於戰爭的中斷，因此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大約在公元八世紀末，中國唐朝已開始大量的航海商貿路線。到了宋代，基本上整個環印度洋到中國東南沿海一帶，都有許多海上商人的活動足跡。宋元時期的沿海城市因為這樣的商貿活動而大為興盛，像是泉州、廣州、杭州等地都有著繁盛的商貿船隻。
在15世紀～17世紀的世界各地，歐洲發起的廣泛跨洋活動，這些遠洋活動促進了地球上各大洲之間的溝通，並隨之形成了眾多新的貿易路線。伴隨著新航路的開闢，對世界各大洲在數百年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極大促進了歐洲的海外貿易和東西方文化交流，成為歐洲資本主義興起的重要環節之一。伴隨著歐洲人的對外殖民擴張，整個世界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這種全球化貿易浪潮必然要席捲到中國，但當時明朝對外實行的卻是海禁政策。
於是民間就逐漸產生了“走私貿易”，這種試圖衝破海禁的經濟活動。明朝的走私貿易和現在的走私完全不一樣，由於當時沒有海關，所有民間貿易都沒有合法渠道。在海禁政策的束縛下，福建、浙江沿海的走私貿易愈加興旺，當時比較突出的兩個走私貿易基地，一個是漳州的月港，另一個是寧波的雙嶼港。月港的走私貿易早在成化、弘治年間就已十分發達，長期的積累為其帶來了“小蘇杭”的稱號。
由於走私貿易需要中國商人與外國商人的船隻在港口海面進行交易，所以需要沿海人民的後勤支援，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鏈和利益共同體。面對日益嚴重的走私現象，當時明朝政府的主流意見是要加強海禁，雖然有比較開明的士大夫主張開放海禁，但是阻力重重，特別是寧波爭貢事件導致寧波市舶司的關閉，海上貿易供求失衡的問題尖銳地凸顯出來，更大規模的走私集團興起。為了對付官方，他們都配備有武裝。
汪直就是其中的代表，為當時東亞一個大型武裝海商集團的首領，號稱“五峰船主”。汪直將硝黃、絲綢、棉花等違禁貨物，運往日本、暹羅、西洋諸國往來貿易，牟取暴利。明朝朝廷多次派兵圍剿，都是敗多勝少，收效甚微。到了嘉靖三十年（1551），汪直的私人貿易武裝成為中國沿海勢力最強的海商集團，擁有兵眾20餘萬人及載重120噸以上鉅艦百餘艘。
徐階在一次與皇帝奏對時說，他過去以為沿海海盜是真的倭寇，但是最近經過詳細調查後才知道，大部分海盜頭領都是福建、浙江的中國人，真正的倭寇可能只有十分之三，而且還是受中國人的僱傭和指揮。因此，所謂“嘉靖大倭寇”，日本人參加的數量實際是很少的，大部分是中國的走私貿易者，以及追隨他們的各色人等，傳統上我們把倭寇簡單定義為“騷擾中國沿海一帶的日本海盜”，這種看法和歷史真相是存在距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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