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工程师之死:我们还能撑多久?

“36岁的华为工程师在肯尼亚过劳死”的新闻一出,互联网上又一次哀鸿遍野。如今“过劳死”不是新鲜词汇,在各行各业各个角落,累倒在工作岗位上也不再是新闻。

华为工程师之死:我们还能撑多久?

这位年轻的工程师从2017年1月到2018年10月,22个月异国工作无休。直到离世,还有33天的年假没有用完。而出事前十天,他甚至领到了海外十年奖牌。我们无从知晓,在他心里是否也有过犹豫,辛苦工作十年换来妻儿老母的肝肠寸断,换来一块奖牌和家庭的悲剧。

过劳死,猝死,跳楼自杀,当这样的字眼和工程师这样的社会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其他人只能倒吸一口冷气。

华为工程师之死:我们还能撑多久?

“过劳死”这个日产舶来词汇,发明于1978年,1982年开始传播开来。而第一起“过劳死”发生在1969年的日本,一位29岁报纸发行员的猝死。自此,全球每分钟就有3位25岁-40岁的年轻人猝死,通常都是发病1小时内死亡,抢救成功率不到1%。而在中国,每年猝死的人数多达55万,其中2/3是没有相关病史的健康年轻人。

华为工程师之死:我们还能撑多久?

关于健康的社会焦虑并不少见,市场上的保健品大行其道、你亲妈转发给你的“这些东西千万不能碰”和朋友圈里流传开来的猝死新闻,我们时时生活在对健康的焦虑中。于是,保温杯里有了枸杞,红酒杯里兑上了雪碧。可能没有人在乎“彻底健康的身体”,但没有人不在乎“死亡的威胁”。

新时代下“西西弗斯”们的归宿

就像推巨石的西西弗斯,我们被拴在社会的车间里,周而复始地工作。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巨石总会落下,前功尽弃,而现代西西弗斯们要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劳动。这巨石有时候是社会责任、是企业担当、也是家庭支柱。

华为工程师之死:我们还能撑多久?

近日,另一则新闻传遍网络——年仅34岁的“浙江第一悬案”主办民警詹文锴白血病去世。詹文锴从警11年,先后侦办大案、要案100余起,逮诉刑事犯罪嫌疑人300余名,被聘任为全省公安机关第五届刑事犯罪破案能手。高强度的工作、不规律的作息和心理上的压力,让过劳死不仅仅表现在猝死,也表现在重大疾病上。

过劳死的平均年龄在44岁。我们看到医生、警察、金融从业者、互联网码农等职业过劳死的案例层出不穷。在扼腕之余,不禁要问,新时代下,这些西西弗斯们的归宿难道都是悲剧?

健康和工作在性质上本不是对立的,但现在却成了二选一的选项。而工作的年限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而延长,我们真的只能在无尽的工作中慢慢消耗殆尽吗?

华为工程师之死:我们还能撑多久?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还是有选择的。在应酬和家庭中,选择家庭;在物欲和平常心中,选择平常心。社会说是江湖,却也不是江湖,起码不是那个“今宵有酒今宵醉”的江湖。别总当自己是“孤胆英雄”,全世界都等着你拯救,先看看身后的家人和身边的朋友吧。

勿忘初心,这四个字写起来矫情,念起来肉麻,但实实在在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各个阶段应该反躬自省的。忘了初心,偏离了跑道,到头来看似“获得了”,实际上是“失去了”,因为被你忘却了的本心还在那里,空落落的。

克制,是要懂得“来日方长”。不仅爱要克制,欲望更要克制。 不只是对于物质的渴望,还有名利和虚荣。再说,一时的克制,不是止步,而是为了迈出更稳健的步子。现代人拥有“续航能力”才是修炼之道。

新时代下,我们这些西西弗斯们只能自救,才能逃脱悲剧的命运,让健康和工作不再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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