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登基以來，宋王朝內憂外患日漸嚴重。范仲淹 像至慶曆年間，北宋和西夏開始了全面的邊境戰爭，北宋軍隊三戰皆敗，而國內又出現諸多起義、兵變和叛亂。這種情勢迫使仁宗設法解決這些危機，以鞏固趙宋王朝的統治。要鞏固統治，必須要有人才。仁宗找到了賢臣范仲淹。
范仲淹以推行新政而名滿天下，他與仁宗的相識可追溯到天聖年間。當時，范仲淹初到京城任秘閣校理，就大膽上書給垂簾聽政的劉太后，以為皇帝以九五之尊不應率百官行跪拜之禮為太后祝壽，而應由宰相代之。當時朝中大臣雖均知皇帝上壽行禮之事不妥，但無人敢言。同年，范仲淹又上書太后，請求還政於仁宗。太后未予理睬。范仲淹便憤然請求出外擔任地方官。這給20歲的仁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第一次真正深切地感受到了臣僚的擁戴。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端拱二年（989）生，兩歲時父親便死了，其母改嫁。少年范仲淹雖身世不幸，但卻胸懷大志。他曾經在一座神廟裡詢問神靈：“我將來能當宰相嗎？”神說不能。仲淹便道：“不能當宰相，做個良醫如何？”雖說這一記載不甚可信，但這正是范仲淹濟世救人理想的自然流露。正因如此，早年學習條件艱苦，人所不堪，他卻能刻苦攻讀，力學不懈，甘之如飴。范仲淹後來回憶道：“年少時我和一位姓劉的同學在長白山讀書，每天煮兩升粟米粥，等它冷了切成四塊，早晚吃兩塊。把蔬菜切碎，加半杯醋，少許鹽，燒熟當菜，就這樣過了三年。”大中祥符四年（1011），23歲的范仲淹告別母親，來到了號稱北宋四大書院之一的應天書院。他在書院讀書異常勤奮，寒冬臘月，讀書睏倦了，就用冷水澆澆臉，晝夜不停，整整5年就寢時未曾解衣。艱苦的求學生涯不僅使他掌握了豐富的學識，更重要的是磨練了他的意志品質。
由於仁宗對范仲淹的人品已經有所瞭解，親政後便將范仲淹召回京城，升任右司諫。此時，朝野上下直接或間接地攻擊太后垂簾時政事的人越來越多。范仲淹此前雖然強烈要求太后還政，甚至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卻並未藉機報復，反而勸仁宗說，太后受先帝遺命，保護您10多年，一些小小的過失，當遮掩的要遮掩，要保全太后的聲名。仁宗聽了很是感動，由此愈發敬重范仲淹，下令不許議論太后垂簾時的事情。也從那時起，范仲淹便成為仁宗心目中能進行全面改革的最佳人選。
三年（1043），北宋與西夏之間初步達成和議，仁宗迫不及待地將55歲的范仲淹從西北前線召回到中央任樞密副使。同年八月，升任參知政事。在仁宗的支持下，范仲淹開始了以整頓吏治為核心的新政，力圖使有才能和德行的人得到提拔和重用，這是范仲淹的理想，也正是仁宗孜孜以求的目標。但是，改革從根本上觸及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贊成改革的人實際上並不多，施行不久就受到多方面的攻擊。很多人指責范仲淹等人拉幫結派，是“朋黨”。仁宗便召范仲淹詢問：“從來都是小人好結朋黨，難道君子也結黨嗎？”范仲淹答道：“臣在邊疆時，看見勇於作戰的人自結為黨，朝廷也是這樣，邪正各有其黨。唯聖上明察。一心向善的人結為朋黨，對國家有什麼壞處呢？”就在此時，歐陽修也進呈著名的《朋黨論》，表達了對范仲淹的支持。然仁宗對此極為不滿，而朝野上下對此更是一片反對之聲，甚至連同樣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在仁宗面前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黨。更有夏竦之輩誣稱，當時的名儒石介已為富弼起草了廢舊立新的詔書，即要廢掉仁宗，誣陷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石介等人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仁宗此時雖表示不信流言，但卻進一步加深了他對范仲淹等人相互標榜為君子的反感。隨著改革的進行，仁宗不單單聽到了太多反對的聲音，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對朋黨也有著極度的敏感。自太祖立國以來，宋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就下大力氣防範臣僚結黨，恪守祖宗家法的仁宗，無論如何也不能容許自己身邊有一個結黨的政治集團。最後，他不得不做出了痛苦而又無奈的決定。慶曆五年正月，遼、西夏對宋的威脅相繼解除，猶疑不定的仁宗在矛盾和權衡中，先後罷去范仲淹、富弼和認同新政的宰相杜衍，讓他們去擔任地方官，短暫的“慶曆新政”遂告失敗。
11年前，因上書極諫而謫守睦州的范仲淹為東漢名士嚴子陵建造了祠堂並寫下了“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絕詞妙句。此時，罷相的范仲淹又訪問了一位山間隱士魏疏，直白地吐露了自己的心跡：“我亦寵辱流，所幸無慍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意思就是寵辱不驚，進退順其自然。此後不久的慶曆六年，范仲淹應好友滕子京之約為岳陽樓作記，留下了爭光日月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對中國士人情懷的完美闡釋，也是范仲淹一生的真實寫照。
仁宗和范仲淹的改革是向宋王朝內部的積弊開戰，目的是解決內憂的困擾。要最終實現這些願望，或許尚可假以時日，而外部邊患的壓力卻是實實在在而又迫在眉睫的。仁宗親政以來，接連出現了西夏元昊的叛宋和南蠻儂智高的入侵，嚴重威脅到北宋王朝的統治，此時無良將可用的仁宗急需傑出的軍事將領。這樣，普通士兵出身的狄青就逐漸進入了求賢若渴的仁宗的視野。
狄青是仁宗最為欣賞和信任的一員武將。後世小說把他塑造成一個戰神的形象，說他從王禪老祖那裡得到兵法和仙術，是受命於天，專門來解除宋朝邊患的“武曲星”，他與當世的“文曲星”包拯，被人們一同視為救宋室於危難之中的一代名臣。
狄青世代為農，寶元年間，元昊叛宋，便應招入伍，投入抗擊西夏軍隊的戰鬥。當時宋軍經常打敗仗，士兵普遍產生了畏懼西夏軍隊的情緒，士氣低落，而狄青每次作戰都身先士卒，披散頭髮，戴著銅面具，手持利刃衝入敵陣，往往所向披靡，從而大大鼓舞了士氣。在對西夏戰爭的4年中，狄青經歷大小25戰，身上留下了8處傷痕。因作戰英勇，狄青得到了當時主持西北戰事的韓琦和范仲淹的賞識。二人對狄青禮遇有加，范仲淹還送給他一部《春秋左傳》，並告誡他說：“將領若不知天下古今之事，頂多只是匹夫之勇。”狄青潛心苦讀，研習歷代將帥兵法，自身修養不斷得以提高。
仁宗得知他的威名和事蹟後，打算召他進京詢問御邊方略，後因戰事緊迫，狄青難以離開前線，就讓他畫出作戰地圖送至京師。狄青士兵出身，當時臉上仍然留著從軍時的刺字。仁宗曾專門下詔讓他將臉上的刺字印記用藥除去，狄青卻這樣回答仁宗：“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是因為有這印記，臣願意留著印記，用以激勵軍心，所以不敢奉詔。”仁宗由此更加器重和信任這名愛將。宋夏議和後，仁宗便立刻將狄青升為馬軍都指揮使，後又授以樞密副使。
皇佑年間，廣源蠻儂智高入侵，先後攻陷宋朝數州之地，並圍困廣州達兩月之久，朝廷派遣的增援部隊屢戰屢敗，仁宗感到極度失望，又一次想到了狄青。狄青也在仁宗最需要他的時候主動請戰，並向仁宗保證，有能力平定叛亂，慨然說道：“我起自行伍，要報效國家，唯有上陣殺敵，願親率大軍，前往平叛，誓將賊首捕獲，押至殿門之下。”仁宗聽罷狄青的陳述，非常感動，似乎看到了宋軍勝利的希望，便讓狄青統一指揮嶺南諸軍。
狄青到前線後，最初按兵不動，令大軍休整10天。儂智高得到情報，放鬆了警惕。不料狄青在儂智高防守鬆懈的第二天，一晝夜急行軍，率大軍越過了崑崙關，在歸仁鋪擺好了陣型。儂智高失去了崑崙關天險，只得拼死力戰，其兵勢很盛，宋軍前鋒孫節力戰而死，前陣眼看抵擋不住，諸將大驚失色。這時，狄青從容站起，手持一面白旗向上一揮，他從西北帶過來的蕃落騎兵從左右兩側同時殺出，直插敵陣。至此，儂智高軍全線潰敗，狄青揮軍掩殺50裡，直下邕州城。有關狄青與儂智高歸仁鋪之戰，宋人筆記的記載很是豐富，戰況非常精彩，其中尤其強調了狄青善於用智，如在大戰前，狄青為了鼓舞士氣，暗地裡準備好一枚兩面均相同的銅錢，誓師時，便用這枚銅錢當眾占卜道，若得正面，我軍必勝。結果連擲數次，盡的錢的正面，使軍士以為必有神助而信心大增；又如連續三夜大設宴會，命軍士夜裡盡情歌舞，自己則假借醉酒的名義，退席而暗奪崑崙關。其事雖不一定全是事實，但至少表明狄青是一位有勇有謀的戰將。
狄青能順利討平儂智高，除了自身善於用兵，另一方面則離不開仁宗的信任。時人曾有這樣一段精彩的評論：“為將之道有三：曰‘智’、曰‘威’、曰‘權’。觀狄青討伐儂智高，狄青可謂是能施其智而奮其威，在當世都是絕無僅有的。然而狄青之所以能夠有這麼好的發揮，是由於仁宗將指揮大權授予了他。這就是得君之權的典型。假使狄青沒有得到君主的專任之權以方便他行事，他何以會創下如此輝煌的戰功。”按宋朝慣例，武將領兵出征，一般要遣文臣為副，以宦官監軍。仁宗卻毅然破例行事，獨任狄青全權負責嶺南軍事。至捷報傳來，仁宗大喜道：“朕常觀魏太祖曹操雄才大略，然而多是譎詐的手段；唐莊宗李存勖也算是豪傑，行軍打仗，基本上沒有失敗的，但即位後，沉迷於遊獵而沒有節度，對臣子的賞罰也不講規則。這兩個皇帝，只具備將帥之才，而無人君之量，可惜啊！”顯然仁宗對自己知人善任很是得意，在狄青徵南凱旋而歸不到一個月，更是力排眾議，升其為樞密使。
仁宗欲拜狄青為樞密使時，朝野輿論大譁。宰相龐籍援引了祖宗先例，勸說仁宗道，曹彬戰功卓著，但太祖當時也只是賞賜給他大量金帛，而未予樞密使職位。然而，仁宗居然在大臣們極力反對的情況下，仍將沒有什麼過失的樞密使高若訥罷免，以狄青補樞密使。狄青被拜為樞密使，何以會有如此的轟動？其原因之一是升遷的速度過快，二則是以武人的身份擢升為樞密使。這兩條均與趙宋的祖宗家法相左，完全違背了太祖立國以來防制武人的國策。樞密院為掌控軍政的最高權力機構，在重文輕武的宋代，自太祖、太宗以來，武臣出掌樞密院漸成忌諱，最後形成專以文臣為樞密使的慣例。仁宗這一有悖常理的任命為狄青的人生悲劇埋下了伏筆。
狄青由於仁宗的鼎力支持，得到這一不尋常的升遷。這一現象既未被朝中大臣所接納，也引起朝野上下對狄青舉止的矚目和揣測。一次，狄青家夜間焚燒紙錢祭奠祖先，事先偶然忘記了通知負責消防的廂吏，結果廂吏連夜報告開封府。雖然府吏迅速趕到時，“火”已滅了許久，但第二天，城中便盛傳狄樞密家夜有怪光沖天。顯然，狄青家中的任何異動都會成為控制社會輿論的文人們的談資和口實。家中夜有怪光沖天，這在中國古代涉及到非常嚴肅的政治問題，常被看作臣子有圖謀不軌之心的自然表象，甚至更被視為改朝換代的徵兆。在這種情況下，狄青已然成為功高震主的人物，因而這些謠傳對他具有極強的殺傷力。除此以外，各種類似的傳聞也相繼而起，有人說狄青家裡養的狗也長出了奇怪的角；更有甚者，還有人在京師發大水時，見到狄青身穿黃衣坐在相國寺的大殿上，這無異於給狄青穿上了帝王象徵仁宗像的“皇袍”。這些謠傳除了因為至和、嘉佑年間盛行讖緯巫術外，主要還是基於政治上的不安，朝中大臣甚至包括當年相當賞識狄青的名臣韓琦，普遍擔憂狄青有可能功高震主，篡奪皇位。這種擔憂正是宋代重文輕武的必然結果。
對種種關於狄青的傳言，仁宗雖然並非全信，群臣對狄青的攻擊和猜測，仁宗也一直有所保留，但他畢竟不能無動於衷，因為這些終究都直接關係到自己的皇位和性命。終於，至和三年（1056），性情文弱的仁宗又一次在極度的矛盾中，在朝野輿論的巨大壓力下做出了無奈的決定，罷狄青樞密使，出外知陳州。據說，狄青將行時，對旁人說：“我此行必死無疑，陳州有一種梨，叫青沙爛，今去此州狄青必爛死。”這表明，狄青似已預感到了不祥之兆，也意識到陳州之行定然不會給自己帶來平安。第二年，狄青因承受不了因朝廷疑忌而帶來的巨大心理壓力，暴病死於陳州，年僅50歲。仁宗得知，悲痛萬分，贈官中書令，並親自題其碑曰“旌忠元勳”。狄青死後得到如此高的榮譽和禮遇，這是仁宗對一代名將的最後交待，更是他內心無限愧疚的流露。
范仲淹、狄青是仁宗時代眾多歷史人物的典型代表，他們的命運與仁宗時期的內憂外患緊密相連。作為文官、武將之傑出者，他們有著某些相似之處，他們都為挽救大宋王朝做出過巨大努力，結局卻都帶有濃濃的悲劇色彩，這大概與仁宗的性格和他們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
作為一個守成之君，仁宗堅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計地防範朋黨，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後關頭放棄了范仲淹的改革。作為一位性情文弱的帝王，在宋朝防範武人的基本國策下，對自己甚為器重的狄青，他似乎也無法改變狄青的悲劇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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