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前發佈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對於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重要性不亞於“雙一流”之於本科高校，其中明確提出到2022年將有“一大批”普通本科院校轉為應用型，簡單一句話卻引起了巨大的討論聲，畢竟國際上通行的“應用型大學”跟方案中要在三年後與高職中職在一個體系中同框競爭的應用型本科只是“看起來很像”而已，誰會轉，怎麼轉，願不願意轉，如何評價……讓人浮想聯翩。
一個複雜系統中的任何簡單變量的都可能會引發巨大的蝴蝶效應，中國的應用型大學方陣呼之欲出，將會對中國高教、職教格局帶來什麼影響，我們拭目以待！
圖片來源中國政府網截圖
2月13日，從去年開始就從教育部領導到職教基層教師口口相傳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終於露出了廬山真面目，對於職業院校來說，無論是完善由國務院分管教育的副總理負責召集，由教育、人力資源社會保障、發展改革、財政、國資、稅務等多部門組成的職業教育工作部際聯席會議，還是1+X證書制度試點，其指向和意義不亞於“雙一流”之於本科院校，難怪教育部職成司的王繼平司長感慨，未來我國職業教育改革必將在新的起點上取得更大成就！
令人意外的是，方案的出臺首先引起的竟然是資本的狂歡，得益於“建設多元辦學格局，推動企業和社會力量舉辦高質量職業教育，發揮企業重要辦學主體作用，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特別是大企業舉辦高質量職業教育；2020年初步建成300個示範性職業教育集團（聯盟），帶動中小企業參與。支持和規範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培訓，鼓勵發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職業院校和各類職業培訓機構”的明確表態，就在方案公佈的第二天，A股及港股職教概念股大漲，這也容易理解，2018年，幼教領域監管政策收緊引發概念板塊和相關企業巨震如今還歷歷在目，政策之威，可見一斑。
如果內容僅僅停留在職教院校身上也就罷了，引起人們無限遐想的是方案的“具體指標”第一句就明確提出，“到2022年，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學校嚮應用型轉變，建設50所高水平高等職業學校和150個骨幹專業（群）。”這相當於給部分本科高校轉為應用型標註了一個為期三年的時間表。
圖片來源中國教育報
本能會生髮的兩個疑問：一大批是多少？普通本科高等學校指的是哪些？
再往下想就更有趣了，本科高校該怎麼轉（目前大部分所謂的應用型大學並非文件中所指的應用型）？轉型之後能夠獲得什麼樣的支持和政策？轉向應用型後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這些轉成應用型大學的院校在招生方面是否會出現問題？如果與高職院校、中職院校在一個框架內競爭，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一石激起千層浪，在一個複雜系統中任何一個變量的微小改變都可能產生巨大的蝴蝶效應，何況是涇渭分明的兩個層次中突然出現一個“夾心層”，所帶來的變化可想而知。
應用型大學是相對於研究型大學而言，指以就業和應用型為辦學定位，以本科教育為主，而不是以科研為辦學定位的本科高等院校。從美國的情況來看，四千餘所大學中，只有近300所是研究型大學，其他的則是應用型大學和社區大學，這其實也是社會發展和就業結構倒逼的結果。毋庸諱言的是，世界最為知名和最頂級的美國大學都是研究型大學，當然，也有很多優秀的應用型大學，只是知名度限於本土所以不為很多中國人所知而已。
按照目前更多借鑑美國高教經驗的改革思路，中國高校更加明確的分類管理是遲早的事情。
其實本科院校轉為應用型並不是一個新的提法，早在2014年，教育部年度工作要點就出現了“研究制訂關於地方本科高校轉型發展的指導意見，啟動實施國家和省級改革試點，引導一批本科高等學校嚮應用技術類型高等學校轉型。”2015年11月，教育部、發改委、財政部聯合印發《關於引導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嚮應用型轉向的指導意見》，明確推動部分普通本科高校轉型發展。
最早見諸於2014年報端的轉型高校數字是600所，而對象直指中國千餘所地方本科院校，根據當時教育部的解釋，主要還是由院校申請，是劃撥出一部分本科院校，既可以所有專業整體轉型，也可以部分轉型，如果985、211願意轉型的也可以參與。
2018年在教育部的新聞發佈會上有關領導指出，應用型高校建設呈現良好勢頭，‘十三五’期間將在全國範圍內支持100所高校加強實習實驗實訓平臺和基地建設，但再沒有其他數字的發佈。
雖然理論上說，應用型大學發學位證，培養的方向是工程師級別的應用型人才，高職、中職主要培養的是技術中層以及優秀的藍領人才，他們之間並沒有明顯的競爭關係，但由於在課程、師資設置以及校企合作方面上遠遠沒有那麼大的差距，在就業市場上明顯將出現混戰的局面，這也就意味著三年後將有數百到一千餘所本科院校入局與全國1388所高職（專科）院校，8181所中等職業學校（機構）（尤其是前者）同框競爭。
全國高職高專校長聯席會議主席董剛教授認為，“一大批”本科高等學校嚮應用型轉變既符合當前實際，又是辦好新時代職業教育的要求，是非常正確的，而它們與1000多所高職同臺競技既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這隻能倒逼高職進一步明確自身辦學定位，加強內涵建設、不斷提高自己的辦學質量和競爭力。
但更值得憂慮的其實是正準備轉型的本科院校，畢竟，這個轉型可並非簡單的概念轉換，而是要求學校在師資人才隊伍建設、院系專業設置、課程體系設置、人才培養模式、企業合作方式等方面進行全面轉軌，這對於很多披著研究系大學外衣的地方本科院校來說不但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一個浩大的工程，更會遇到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難。
無論對於已經和將要轉為應用型的本科院校來說，最迫切要知道的是自己將進入哪一套評價標準，這恐怕也是頂層設計需要優先解決的事情。而且，經過多年的發展，如今的高職經過多年優勝劣汰，野蠻生長，這些年基本教學條件和辦學實力都有了極大改善，早非當年的“吳下阿蒙”，並出現了一些諸如深職院等強校，今年1月，深職院甚至邀請了諾獎得主共建實驗室，其實力並不弱於普通本科院校，按照新的遊戲規則競爭，很多地方本科院校未必討的了好去。
更實際的問題在於，如果只是在文件上落實了分類辦學，但在評價體系、撥款體系還是向研究型大學傾斜，那麼轉為應用型對於這些大學的幫助何在？另外，職業教育“低人一等”這種錯誤卻流毒甚廣的觀念也將帶來一些阻礙。
中國目前已經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每年新增的勞動力中，職業院校畢業生佔到七成，因此，把職業教育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必然趨勢，側重於科研的研究型大學和側重於教學、就業的應用型大學這樣更加清晰的分類也符合實際，更有利於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需要有關部門能夠因勢利導，才能做大做強中國的應用型大學方陣。
（作者系中國教育在線副總編輯、學術橋執行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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