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國強，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湯志豪，四川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話語理論框架下中國網絡民族主義集群行為與價值引導研究”前期成果。項目號：17XXW003。
本文從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理論視角出發，分四個部分闡釋全球化時代跨文化傳播倫理的基本構想：第一部分對世界主義、民族主義及底線倫理的基本概念和論證思路做簡要的介紹，結合既有文獻探討相關學者在思考信息傳播和文化交往時對於它們的應用，並探討它們各自受到的質疑以及將它們融入到跨文化傳播倫理建構時所存在的困難和不足，指出以“民族國家”作為文化身份的刻板預設是造成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理論衝突的根本原因；第二部分致力於揭示跨文化傳播倫理問題中暗含的對於民族身份的認識問題，嘗試從全球化的視角出發，結合民族概念本身具有的浮動性，去還原跨文化傳播中民族身份具有的遊離性特徵；第三部分著重表達本文的中心思想，該部分力圖從一種“傳播”的視角出發，在對他者與自我的認知中確立有效的交往語境進而將遊離的民族身份固定下來，在跨文化傳播倫理中重新釋放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理論的闡釋力；最後一部分對本文進行小結。
一
世界主義、民族主義的張力
與跨文化傳播的底線倫理構想
（一）世界主義與普世性跨文化傳播倫理
世界主義秉承這樣一種倫理觀：首先，就道德的關懷對象而言，個體的人與整體的人類被視為最根本的價值目標和道德關懷的終極單元，每個人都具有同等的道德地位與價值序位；其次，就倫理的價值主體而言，所有個體皆被視為普遍意義上的世界公民，個體彼此之間的世界公民關係是先天自在的（Miller，2002；李建華，張永義，2010）。在全球化時代，世界主義理論在跨文化傳播倫理方面的應用主要體現在對信息傳播與文化交往過程中的“普世責任”以及“共有價值”的探討。
就信息傳播而言，世界主義主張破除信息壁壘，保證信息在各地的自由流通，以達成在跨地區跨邊界的傳播過程中遵循普遍意義的道德關懷。就文化交往而言，依託於全球化時代產生的“生產-消費”模式開始在不同文化地域的群體中建立起日益緊密的全球性依賴關係，世界主義逐漸成為一種文化意識，人們愈發意識到自身不僅處於一個特定的地區，更置於整個世界之中（孫文錚，2018）。帶有普世色彩的世界主義視角要求將某種文化真理或文化共識作為處於不同文化環境下的個人或群體在進行交往時的倫理基礎。
世界主義有利於人們走出狹隘的地方義務，防止地方義務擠掉我們對遙遠的他人的責任（牛靜，2016）。但作為一種普適性、全球性的倫理規範要求，當它被應用到跨文化傳播倫理中時不免會招致質疑和批評。
第一種聲音質疑世界主義以及依靠世界主義建立起來全球性倫理的烏托邦性質。雖然各種文化之間其實存在著共同道德，但是現實生活的複雜性，決定了一個固定的道德倫理準則是無法適用於所有特殊情況的（Gordon，2011）。第二種聲音認為，即便在全球化背景下，信息與文化傳播也不應該“全盤世界化”。不同群體對於信息傳遞的內容、形式以及價值訴求等有著不同的需求，世界主義過分強調信息的普世應用卻忽視了不同信息傳播模式對於不同對象的有用性程度，這反而失去了傳播應該具備的有效性。第三種聲音認為目前跨文化傳播視角下的世界主義帶來的結果並不是“世界化”，而是區域內權力與霸權的放大化。
（二）民族主義與特殊性跨文化傳播倫理
作為一種統一的理想，民族主義力圖尋求家庭和個人意志及情感的社會和文化聯合，其主要的目標是找到內在的價值，實現真實自我的尊嚴（史密斯，2006：27-31）。應用在全球化時代的跨文化傳播倫理中，民族主義成為將民族作為關注的焦點併力求促進民族利益的一種意識形態，它要求在信息傳播和文化交往的過程中將民族設定為真實倫理實體和最終道德關懷單位。就信息傳播而言，民族主義倫理觀強調族群的特殊性，它強調地方、區域與邊界對於保護本民族信息應用的必要性。就文化交往而言，民族主義強調文化自主。
民族主義強調的自我意識、邊界意識與文化多元，無論從情感層面還是倫理層面而言似乎都是自然的、正當的。但它仍然遭到兩個方面的主要批評。第一種批評觀點聚焦於“民族主義”概念的不穩定，認為這一概念極有可能在信息傳播和文化交往過程中成為一支被任意塗用的“權力的口紅”，為官方政治和商業權力提供表面上的正當性。民族主義所招致的第二種也是最主要的批評集中在其極端性上。極端民族主義通過對歷史的仇恨敘事來建構文化他者，從而為現實中的跨文化交往設置障礙，以杜絕外來文化對本土文化的侵蝕，或者是把維護本民族的絕對尊嚴推向極致，從而走向種族主義（單波，王金禮，2005）。
（三）底線倫理的啟發及跨文化傳播倫理困境
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招致的質疑與批評實際上揭示了全球化時代跨文化傳播的現狀。其理論對峙反映出該領域學者的理論關切：他們一方面擔心在全球性的信息傳播和文化交往中，大部分弱勢民族和國家會成為“世界的他者”，無法在這個權力場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另一方面又害怕這些政治或文化共同體成為“權力者的他者”，即雖然自己的聲音能夠被聽到，但卻是幫助權力操縱者發出的聲音。所以，如何避開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弊端，在傳播過程中均衡對於世界與民族的責任，在滿足世界主義提出的普遍關懷要求的前提下儘量做到不貶損本民族信息與文化利益，成為了亟需解決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種旨在限定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優先次序和有效性範圍的底線倫理為解決上述傳播倫理難題提供了啟示。
受到世界主義理論基本思想和“同胞偏愛”思想（瓊斯，2014）的啟發，牛靜提出了一個世界責任與民族關照的次序性底線倫理構想：基於世界主義建構最低限度的全球媒介倫理，保障該全球媒介倫理準則的道德優先性，為民族主義提供運作邊界。“只要媒介從業者的‘特殊義務’、‘同胞偏愛’等沒有超出這些倫理邊界，那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牛靜，2016）。
同理，一種更加廣泛的跨文化傳播倫理也可以依照這樣的視角構建起來。底線倫理觀要求優先保障世界主義的責任，要求傳播參與者在遵守共同文化準則和承擔普世性社會責任之後再滿足對本民族的文化偏愛。然而這樣的底線倫理構想似乎依然不能很好地回答世界主義面臨的“不應該世界化”的問題。激進的文化相對主義者依然可以指控所謂的世界性主張鉗制了某一特定文化的自主生長。同樣難以解決的還有“不夠世界化”問題。無論是企圖用“世界”來包裹“民族”還是用“民族”來裝點“世界”，從理論上而言均有其合理之處，但似乎總是無法在合理闡釋自身的同時滿足彼此提出的倫理要求。
本文認為，困境的癥結在於學者們在探討跨文化傳播倫理過程中忽視了民族主義所面臨的第一種批評，擱置了民族及民族主義概念的不穩定性問題。由於缺乏足夠的身份意識，它進入了將民族身份還原為政治共同體——即民族國家——的機械視角，把交往過程理解為不同政治實體的自利性碰撞，將世界主義的倫理準則理解為他國的意識形態入侵從而加深了“世界-民族”的理論對抗，窄化了整個跨文化傳播的知識視野。
二
遊離的民族身份：超越民族國家的視角
目前的跨文化傳播參與主體主要還是“由疆界清晰的不同民族國家所構成”（吳雪麗，2011），現代民族國傢俱有“兩副面孔”，包含著平等主義的法律共同體與歷史命運共同體之間的緊張關係：由公民組成的民族是民族國家合法性產生的源泉，而由個體組成的天生的民族則致力於促使社會的一體化（哈貝馬斯，2002：135）。在跨文化傳播倫理中，一個明顯的悖論便是：把民族國家納入跨文化傳播的體系之內做倫理考量，從根本上來說是為了防止世界平臺上的話語一致性對多元文化的壓制，保障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但是，全球化時代製造出的紛繁的民族話語卻往往只能以一種統籌式的、被政治主導的方式參與到全球對話過程中，使得國家內部的共識性話語反過來扼殺了各潛在民族的文化發聲權。
民族國家的機械“民族觀”明顯阻礙了跨文化傳播倫理更深入地探討。在信息傳播和文化交往過程中，民族既受到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型塑，以民族國家作為“被賦予的”共同身份被彰顯出來（繆家福，2005：79），又作為一種超越政治視角的潛在而切實的身份體驗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時代，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視角實際上還原了民族身份的遊離性特徵：一方面，“民族”一詞的概念內涵本身具有浮動性，從不同的視角看待民族將會得到不同的形象，從而賦予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得以政治邊界、國土邊界作為固定認知標準的“民族”內涵開始受到衝擊（王希恩，2002），讓潛在的民族身份體驗亦會在自身概念的浮動性和全球化的雙重作用力下進行重構。
同時，大眾消費主義的“文化世界性”稀釋了民族文化的差異，超民族資本的想象力長期培育著各民族的消費生活和文化習慣，地方性的文化被裹挾進了全球性的商品流通過程，全球性的商業操作又最終以地方為落腳點。在全球化時代，文化的生成已經幾乎不可能再是某個民族完全自主生產的結果，它總會受制於“全球的”和“區域的”兩股交織在一起的作用力，這兩股動態力量一直在起著型塑歷史記憶和民族認同的作用，從而使得民族內部具備了多重文化體驗。
民族概念的浮動性結合全球化的衝擊力加深了民族身份的遊離特性，使得民族身份呈現混合化、碎片化、多樣化和相對化等特徵。“民族”一詞可以輕易被裝進由商業邏輯主導的資本體系的概念盒子中，也可以被非本地的政治力量重新塑造，還可能被碎片化的文化重新組裝。這意味著“世界”和“民族”兩股綜合力量正在奮力撕扯著個人和族群的身份認同，使得個人不再以單一的地理環境、思想環境和生活方式定居，讓個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具備了較大的伸縮性，具有了多地域性和跨國性的特徵。
如何在民族身份多樣化與相對化的條件下理解跨文化傳播倫理的實質，如何在這樣的跨文化傳播現狀中打造一個情境，使得遊離的民族身份得到有效的固定，從而激活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闡釋力和規範性，成為了亟需解決的問題。
三
跨文化傳播倫的“傳播式”理解：
重構底線倫理的可能
要解決前述問題，最關鍵的是要將遊離的民族身份固定下來。而在跨文化傳播中，民族身份總是處於交往互動基礎上對自我和他者的確認過程。所以，一種傳播（交往）的視角理應被提取出來，去重新認識和理解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精神內核。
哈貝馬斯注意到了交往的重要性及其巨大效力。他把目的行為、規範調節的行為、戲劇行為和交往行為等納入上述三個世界中分別探討，認為交往行動比其它行動在本質上更具合理性。哈貝馬斯主張商談與對話，強調“自我”是在與“他人”的相互關係中凸現出來的，強調“自我”、“主體”的核心意義是其主體間性，即與“他者”的社會關聯（哈貝馬斯，2013：85-90；章國鋒，2001：40）。
這些思想為跨文化傳播倫理的“傳播式”理解提供了思路。傳播是依靠交互作用來重建自我與他者的主體間性的過程。以傳播的視角來度量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一方面有助於回應民族體驗個人化的問題：無論民族意涵是否會退化為以個人為主體，傳播都有能力把它納入自身的體系，因為個人作為最基本的傳播單位依然需要受到傳播倫理作用力的約束；另一方面，它也有助於重塑民族的維度：民族特徵總是在交互過程中以主體間相互承認的形式得以凸顯，被人認知並使用，一個浮動的維度、一種遊離的身份總是在交往過程的具體環境和具體語境中得以相對固定下來。
傳播是一個講求主體間性、兼顧平等和關愛的交流交往過程，傳播視角下的跨文化傳播倫理，實際上就是對世界主義和民族主義精神內核的深入理解，是對於平等和關愛的共同追求。平等，是具有世界性的主張，意味著存在於交往主體間一種對等的理解-合作原則和精神，以保證各種潛在民族身份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獲得展示的機會；關愛，則是具有民族性的主張，意味著對於自我的肯定與尊重，對於本民族情感的溫暖關懷。
（一）作為理解-合作原則的世界主義
傳播、交往本質上是跨文化的，它本身就包含著一套完整的通向世界的精神（孫文錚，2018）。傳播視角下的世界主義要求打破民族封閉的藩籬，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打造一個民族間相互交流的平臺，促使他們之間的相互認識和學習，在通向世界的過程中聆聽他者的聲音，在理解他者的文化特性的同時明確自己的民族身份和立場。傳播視角下的世界主義既強調融入世界的必要性，同時也強調融入世界的姿態問題：對跨文化傳播而言，融入世界是必需的發展過程，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和其他民族進行交往的過程中秉承理解-合作的原則，該原則包含了一套嚴謹論證、自我澄清與不斷反思的要求。依哈貝馬斯之見，交往過程的合理性正是根植於主體間相互承認的規範之上的論證與檢驗實踐之中，其正當性也是在解釋和澄清之中得以呈現。
（二）作為情感關懷的民族主義
無論如何，人無法完全擺脫民族而獨立存在。人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立體的”有血有肉的動物，是因為他身處社會之中，和社會其他成員之間具有各式各樣的聯繫，因為他受到同一種語言、同一種文化環境中的群體情感和習慣的規範。成員身份和情感聯繫由此具有一般倫理意義，人們需要從民族群體之中汲取成長的營養、獲得社會行動的力量，並深感自己對群體的依戀和責任。
傳播視角下的民族主義一方面要求人們意識到文化生成的民族特徵，意識到民族內部結成情感紐帶的不可避免性以及民族情感的不可或缺性，另一方面也要求人們更深刻地確認自己的民族身份，並調整跨文化傳播的狀態，變被動捲入為主動參與。從長遠來看，對文化交往避之若浼的做法和借用經濟和政治優勢支配交往過程做法均有損對於本民族的情感關懷。真正的情感關懷是以明確的身份認知為基礎的，而身份的確定性來自於傳播所確立起的共通語境並建立在充分聆聽各種文化意見的基礎之上。民族主義要求每個個體都具備為關照自己民族的責任感，即在同世界進行對話的過程中積極為自己的民族發聲，敢於將自己文化置於世界舞臺之上，在與其他文化進行交流的過程中對自身文化進行過濾，重新定位自己的文化閃光點，改善一些惡劣的文化現狀等。
（三）“底線倫理”重申：次序與程序的基本原則
具體來看，世界主義的問題主要針對的是平臺准入與秩序保證等方面，達成共識的過程與結果、傳播主體的參與能力和參與意願等均是它需要嚴格考察的對象。民族主義所面臨的現狀是：作為政治實體的民族國家始終主導著跨文化傳播的進程，以民族國家作為主體從而參與全球商議和全球治理的狀態很難改變。在這樣的基本前提下，民族主義要求人們思考的則是如何盡最大力量掃除文化生長所面臨的障礙，最大限度地改善文化多元生存境況等具體非正義問題。為此，一種全新視角的“底線倫理”法則理應被提煉出來，這套法則將應用到傳播主體相互交往的過程之中，對他們的傳播行為作出具體的原則性規範。
其一是次序性原則。該原則意味著世界主義理解-合作原則相對於民族關懷具有優先性。一種傳播、對話式的世界主義在不斷自我批判與反思中保持其相對的靈活性，它不再固守某種恆常的“文化真理”，而是通過相互交往對“文化真理”進行不斷的消解與重構，進而達成在特定時空下具有約束效力的共識。
今天，民族的清楚意象、認同情感與發展的遠瞻都須以世界主義為基礎，只有在本著理解-合作態度進行的交往中才能暴露出各自存在的問題，才能根據具體的情境提煉出相應的思想來扶正個人和民族的發展航向。只有在交互中才能更加明確民族的自我認知，只有在傳播中才能辨明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實現對民族的真正關懷。
其二是程序性問題。“底線倫理”的意義不僅在於世界主義的優先性，還在於對傳播過程中的一些基本規則做出最基本、最“底線”的保障。具體而言，它涉及到這樣幾個內在要求：
首先是對參與者的要求。參與者應該力圖做到真實性、正確性以及真誠性，在對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話語陳述進行解釋、質疑、反思的基礎上，努力秉承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的原則來解決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差異與衝突，從而達成共識。
其次是對平臺建設的要求。一套良善的跨文化傳播倫理體系還需要一個平等、開放的對話平臺，保障所有參與者在做出解釋和論證、提出主張和建議等方面都有同等權利。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李金銓提倡用自由多元理論推進處於威權統治之下的第三世界國家走向民主，加快不發達地區儘快融入世界；反過來，他又倡導用激進馬克思主義來規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累積，改善目前各民族發聲不平等的狀況（李金銓，2004：31）。
最後是對倫理關懷的終極要求。由於作為跨文化傳播主體的國傢俱有“兩幅面孔”，外部的多元性並不能保證國家內部文化環境的健康性質。許多民族國家內部依然存在著嚴重的異見打壓現狀，不斷壓制著內部萌生的民族自我認同和文化創造力。在單個的國際平臺無法解決該問題的情況下，一種“雙重對話平臺”顯示出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在全球化時代，當各類維度失準以後，正是作為民族參與者的個人利用多樣的體驗組合，構成了文化多樣性的現實。所以，跨文化傳播倫理致力於對民族文化多元性的一切關注，而說到底都指向了對人的終極關懷。以民族為出發點的文化保護，最終必須落實到擁有參與和體驗權利的每個成員身上來。
四
結語
本文主要從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理論訴求出發分析了其在跨文化傳播倫理構建中的糾葛。而這一論題始終處在人類的交往理想與複雜現實障礙的角力中，所有的原則性構建都不免帶有理想化色彩。筆者認為這裡尤需考慮兩點：一是社會現實反身性地構建了跨文化交往圖景，因此，原則性的倫理構建必須返回現實批判才具可能性。二是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是單一與多樣的矛盾統一，其衝突的一面往往被突出強調，而對世界主義的一致化假設和不均衡的文化力量對比，可能使文化相對主義取代了世界主義中的多樣性意義。
跨文化傳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有賴於每個參與主體、每個個體的跨文化交往態度和行為。所以本文強調尋求理解的重要性，跨文化傳播理應是一個相互認受的過程，只有始終擁抱世界主義溝通合作的精神，才能精細化交往語境和達成相對共識，最終找準民族身份的準確定位，提煉和昇華文化價值。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8年第12期。
本期執編/王鈺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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