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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亭序》自唐代以來，一直是被作為王羲之的傳世真跡而受到帶帶供奉的。雖然關於他的種種傳說神乎其神，軼事秩聞不斷出現，但在古代，也有少數書學家對它的真實性提出過質疑。當然，在《蘭亭序》被欽定為真跡的情況下，歷代文人對它無不大肆膜拜，奉若神明，則這種微弱的質疑沒有也不可能引起多大反響。
馮承素摹《蘭亭序》
表面上看，對《蘭亭序》持懷態度的，是郭林若。他的《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發表於《文物》1965年第6期後，引起了軒然大波，導致了連續七八個回合的反覆辯難，因此，學術界公認郭沫若是倡起蘭亭論辯的第一人。
郭沫若作品
但對於《蘭亭序》的杯疑，其實歷來皆有之。唐代何延之、劉鄉對《蘭序序》流傳途徑的記載的不同，引出南宋姜夔懷疑“然考梁武收右軍二百七十餘軸,當時言《黃庭》，《樂毅》，《告誓》，何為不及《蘭亭》?“這是較早的疑問。
郭沫若
至清代,李文田在《汪中本定武蘭亭》時乾脆否定《蘭亭序》是王羲之所作，“是隋唐間人知晉人喜述老莊而妄增之”。“故世無右軍之書則已。苟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爨龍顏》相近而後可”。這是公開否定《蘭亭序》為王羲之的第一篇明確的表態。
《爨寶子碑》
但令人困感的是，郭沫若的論文在書壇引起軒然大波。我想。這可能是基於以下幾個因:
第一，郭沫若在當代中國文藝界有著最高的成望；
第二，郭沫若又有較好的論述接技巧；
第三，他的論文是發表在全國發行幾十萬份的《文物》雜誌上。
然而，還應該有更深層觀念上的原因。
潘伯鷹作品
郭沫若提出《蘭亭序》為唐人偽作之時，中國書壇正處在沈尹默時代的籠罩之下，南方有潘伯鷹、白蕉，北方有吳玉如，都是二王的重視繼承者。現在指《蘭亭序》是偽作，豈不從根本上動搖了二王一系的信仰，破壞了書家們一直奉若神明的偶像？有趣的是，除了沈尹默有過幾首詩之外，其他二王系統中人並未有文章參與論辯併為《蘭亭序》辯護。以潘伯鷹、白蕉的理論，可以編史作述，但卻不擅長辯論。特別是在面對郭沫若這樣極有辯才又資格很老的對象時，他們都自覺不是對手。這是二王系統注重技巧不重理論的結果。
白蕉作品
辯論的對手不是二王系統中人，但他們認為傳統的書法史定論不宜妄加推測與翻案。章士釗、高二適、商承祚作為主要的辯論對手，尤其是號二十作為主要的辯難者，簡直成為一種微妙的象徵。
高二適作品
關於蘭亭論辯各家觀點的交鋒、駁難、發展的情況，因篇幅有限，我們不作太詳細的介紹，只將一些最基本的觀點略加排比，勾畫出一個最簡單的論辯輪廓，以作為我們對它評價的出發點。
1965年，東晉《王興之夫婦墓誌》、《謝鯤墓誌》在南京附近出土。郭沫若得見之後，即以此為基點撰文指出，《蘭亭序》不合這些地下出土文物在書風上的規定，因此它應該是偽作。並且進一步認為“《蘭亭序》不僅在書法上來講是有問題的，就是從文章上來講也有問題”，肯定了“文章根本就是偽託的，墨跡就不用說也是假的了”。
郭沫若的論文在《光明日報》上記載之後，高二適第一個作出了反響。他的《蘭亭序真偽駁議》發表於1965年7月23日《光明日報》，針對郭沫若引為依據的李文田跋進行了辯駁，並且兼及了康生與啟功。
高二適作品
以後的討論大致圍繞文章與書法兩個中心展開：一是文章的問題。不過辯難者認為王羲之思想本身就應該允許有矛盾、事實上也有矛盾的實例，不足為怪；二是書法的問題辯難者指出用一些邊遠獲冷僻的民間墓誌刻工的水平去衡量一代書聖王羲之的水平，顯然是不妥當的。王羲之之所以偉大，正因為他超越了時代，提倡了新風氣。因此這種否定也不合情理。
《三國志》殘紙
1972年8月號《文物》雜誌上，郭沫若又發表《新疆出土的晉人寫本殘卷》，他認為，關於蘭亭序的問題“七八年前曾經熱烈地辯論過，在我看來，是已經解決了。不僅帖是偽造，連序文也是摻了假的”，這個結論其實並不正確，因為“蘭亭論辯”並非是因為已經有了公認的結論才偃旗息鼓的，而是因為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衝擊。事實上，辯論的雙方誰也沒有說服誰，只不過郭沫若一派的觀點摻入了某種政治背景，又有人多勢眾的優勢，使人產生了這樣的感覺而已。
—陳振濂《中國現代書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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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伯虎行書《蘭亭序》，果然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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