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導報 中國發展網記者 張洽棠
“一九九二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天地間蕩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時至今日，記錄下那個時代定格的一曲《春天的故事》，依然被廣泛傳唱。無論是下海經商的“九二派”，還是留在體制裡的改革者，都是推動歷史滾滾向前的源動力。
南巡講話：開啟改革第二春
1992年，鄧小平已經88歲，在女兒鄧榕的記憶裡，父親甚至已經不能在搖晃的車廂裡散步，南行之前，鄧小平已經退休兩年。1992年1月19日上午9時，這位老人乘專列馳騁2441公里後，抵達深圳。這次完全意義上的“私人之行”，卻讓中國改革開放的國策得以綻放光彩。
廣東省委前副秘書長、當年鄧小平深圳之行的主要接待者之一陳開枝仍記得諸多細節。老人家一到賓館，就從房間出來，“快點叫車，別人把深圳說得一塌糊塗，說資本主義復辟了，到底是什麼情況啊，我急需確認。”
“這個對我來說是很震撼的。”當年的這位親歷者仍為鄧小平的“大膽”而讚歎。“參觀回來後，大家都在車上爭論‘深圳姓資姓社’，老人下車後說，‘那些人盡講屁話！’”鄧小平此次南巡，六次講話，再次主張：生產力是衡量國家與制度是否優越的基礎；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經濟，隨後這一論斷出現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
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讓世界震驚。在國際輿論看來，“能讓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在極短時間內來個180度大轉彎，就如同讓航空母艦在硬幣上轉圈，難以置信”。1992年，鄧小平頭像再次出現在《時代》週刊封面上，文章寫道：“‘航空母艦’在13年裡轉了第二圈。”
實際上，這位來南方“休息”的88歲老人，在那次行程中始終流露出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到了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後，鄧小平一直在不停地走，不停地看，不停地思考。向來並不多言的他，幾乎沒有停止過談話。最激動的一次，從深圳坐船到珠海一個小時，他整整談了一個小時。
鄧小平在這次“南巡”中的談話與思考，在一個月之後的2月28日，經中央和鄧小平本人親自審閱，被作為1992年中央第二號文件下發，並要求儘快逐級傳達到全體黨員幹部。自此，鄧小平這次“不要專門彙報，不要陪餐，不題詞，不見記者，不攝影，不報道”的南巡，開始廣為人知。很多人意識到，一個新的時代開啟了。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這些耳熟能詳的句子，充分體現了改革開放的破冰意義。
這些耳熟能詳的句子，充分體現了改革開放的破冰意義。鄧小平鼓勵大家：“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對的就堅持，不對的就趕快改，新問題出來加緊解決。”
其中，“三個有利於”是最為世人熟知的：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被人們視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斷標準。
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1992年的南巡，正處於“八五”計劃之中。對於整個“八五”計劃的評價，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武力感嘆，“八五”計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執行得最好的五年計劃之一，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提前五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翻兩番，經濟實力顯著增強。經濟體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國民經濟市場化、社會化程度明顯提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
“下海潮”：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召開，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結束了十多年的爭論，第一次在改革目標模式上取得了共識，指出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是90年代的中心任務。
在這次會議上，江澤民同志作報告時提出，到2000年前，經濟每年增長8%~9%，高於當初“八五”計劃提出的6%的指標。在家裡觀看電視直播的鄧小平對身邊的人說：“我應該為這個報告鼓掌。”
自此，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經濟建設高潮，一個開放而令人激動的年代開始了：人們不再回避“錢”字，見面道一句“恭喜發財”成了口頭禪。在北京，這句話大有代替“您吃了嗎”這一傳統問候語的勢頭，《人民日報》還發表了《要發財 忙起來》的文章。
據統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至少有兩次洶湧澎湃的“下海潮”，一次在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不久，另一次就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的90年代。
其中最為人稱道的，是所謂江湖“92派”的故事。1992年小平南巡之後，全國有上百萬官員造訪深圳。這一年，深圳市政府接待辦最多時曾同時迎來60批考察團。據統計，1992年，辭官下海者12萬人，不辭官卻投身商海的人超過1000萬人。數年後，中國工商界的“92派”崛起，成為一段佳話。
陳東昇、郭廣昌、馮侖、俞敏洪、胡葆森、黃怒波等，《博鰲觀察》執行總經理陳海在《九二派》一書中，將這些人稱為“新士大夫”、“士商”。他們都曾是體制內的精英，堪與傳統中國的“士大夫”階層類比。在成為企業家之後，他們也樂於擔當公共生活中的其他角色，如商業領袖、公共知識分子等。他們“大我情結”深重，下海時多抱有“實業救國”、“經濟強國”之類宏大而浪漫的抱負。
以馮侖為例，馮侖1982年畢業於西北大學，先到中央黨校學習了兩年，之後在中央黨校、中宣部、國家體改委、武漢市經委和海南省委任過職，最終他卻選擇了下海經商。
“1991年我們到海南創辦公司，那時根本沒有制度上的依據，臨時從街上拉了幾個人，給他們穿上乾淨的衣服，就是員工。工商局的人來了，一看有幾個人在，這就行了，執照就這樣拿到手了。”馮侖坦言。
如果說“九二派”用實踐證明了市場的巨大力量，那麼中央則通過正式文件的形式將市場的重要地位確定下來。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以鄧小平同志1992年年初重要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誌，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我國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本世紀末初步建立起新的經濟體制，是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在新時期的偉大歷史任務。
深化改革：國家計委正當時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曾經參與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的起草工作。據其回憶，《決定》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基本確立下來，在此框架指引改革，下放計劃權限和投資權限則是改革的主要內容。
根據這一標準，“鄒家華任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下稱國家計委）主任時期，改革的幅度最大。”鄭新立在三位國家計委主任身邊工作過13年，憶及那段時光，他由衷感嘆。鄒家華掌舵計委的3年多時間裡，核心的改革就是“下放權力”，重塑計劃體系。
“那時的下放是真正的下放。在這之前，所有的擴大再生產都由國家計委來管，包括地方政府都沒有投資權限，甚至工廠裡蓋個廁所也要報上來批，機器設備的更新、車間的改造都需要報國家來審批。至於大的項目，更是要國家來批，權力是高度集中的。”鄭新立回憶，從鄒家華開始，一批批、不斷地下放行政審批權限。最初是下放投資總額較小的項目，從幾千萬元以下下放到省級審批，後來提高到幾億元以下。最後，由國家審批的項目集中在關係國家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大基礎設施和骨幹項目上，其餘項目的審批基本都下放到省和計劃單列市。
“下放投資管理權限對於調動各級地方政府積極性、增強市場活力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一直到現在，我們的一些審批項目還在進一步下放，但是真正的大批下放是在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之後。”鄭新立說。
實際上，與《決定》的內容相適應，國家計委也在發生轉變。加強宏觀調控，減少具體事務，加速職能轉變，成為國家計委自身改革的方向。在這一目標下，建立了一整套新的計劃體系，包括中長期規劃、年度宏觀調控目標，後來到曾培炎時期又增加了專項規劃，形成了一箇中長期規劃、年度宏觀調控目標（年度計劃）以及專項規劃相結合的計劃體系。
其中，中長期規劃提出重大戰略目標和戰略舉措，即五年一次規劃，同時展望十年。
“以往，計劃規定是鋼產量多少、糧食產量多少、汽車產量多少，這樣一改，就由過去指令性、數量性的計劃變成宏觀調控的計劃。這使我們國家的計劃能夠有序地由計劃經濟體制轉化成市場經濟體制。”鄭新立說。
值得注意的是，價格改革是這一時期另一項重要的市場化改革，直至今日。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市場所原所長劉樹傑對中國經濟導報記者表示，建立在價格法律體系之上的價格制度，是構成經濟制度的兩大核心（產權制度與價格制度）之一。
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價格改革，最初起於價格雙軌制。雙軌制包括國家定價和市場調節價，是中國特色的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價格管理制度，這一實驗性改革促成了最終由市場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脈絡。然而，伴隨著改革深入，雙軌制的弊端也逐漸顯露，到了上世紀90年代，價格改革指向由雙軌制走向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
某種意義上，1993年的機構改革為價改鋪墊了路徑。此次改革後，國家物價局併入國家計委，作為其內設職能局，不再保留原機構名稱。當價格主要由市場決定，那麼物價局的“消失”似乎也在情理之中。根據1994年最終印發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方案》，市場與價格調控司、價格管理司和價格監督檢查司三個與價格相關的司，關鍵詞已落在了“調控”、“管理”和“監督檢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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