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日本愛知縣幾個道路修改工，在翻修道路時，發現了一個瓷瓶，上面刻著“永仁二年”的銘文。第二日，這個瓶子登上報紙版面，“鎌倉時代的古瀨戶陶瓷被發現”一時成為話題。
接著，研究專家順理成章的到來，加藤唐九郎是這個的研究專家。在1946年，瓷瓶在東京美術俱樂部展出，加藤唐久郎做解說。之後他還在自己編纂的《陶瓷大辭典》中以文獻插圖的方式介紹了這個瓶子。1948年，文部技術官員、陶瓷研究家小山富士夫提案指定這個瓶子為重點文物，因為銘文尚存疑問而被推遲。時隔十一年，1959年，小山富士夫又請求重新指定提案。此時，未遭到任何議論（之前反對指定的傢伙已經歸西了），滿場一致通過這個重要文物的指定。就在翌年2月，讀賣新聞報道了“永仁之壺贗作疑惑加深”，陶瓷界一片譁然。唐九郎成為懷疑對象。
其實早在該瓶子發掘出的當地就有謠傳這個是假的，1959年，名古屋丸榮百貨店舉辦了“火和泥土的藝術展”之後，外界越發肯定“永仁壺（‘壺’日文翻譯為瓶罐，後面直接引用‘壺’）”存在問題，但是唐久郎堅持強調“壺是真的，懷疑是捏造的”，之後他兒子爆料說這個壺其實是他們家裡做的。唐九郎的解釋是，“贗品是針對真品而言，而這個壺就是真品，因為它是我做的，除此之外沒有別的真品了。”
第二年，科學分析確定其不是鎌倉時期作品，並解除了“永仁壺”重要文物的指定。小山富士夫也引咎辭職。
有人說唐九郎是為了錢，也有的說他是為了自誇、炫耀技術，以此出風頭，因為當時他並不出名。也有為他點讚的，說他愚弄了當時那些文部技術官員，敢於打破陶藝圈子規則。
事實證明，小山和唐九郎這兩個醜聞涉事者，在日本國民心中，身份地位還是挺高的。
當時的日本陶藝圈其實正處於一種“突破”的狀態，才有了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事件。不過，從唐九郎操作的這次自我宣傳事件來看，手段還是很高明的。唐九郎在此次自我包裝事件中有幾條重要線索：鑑定、美術俱樂部展覽、寫書、文部技術官員、重要文物指定。
“永仁壺”事件中的唐九郎是工藝展提案者之一，小山富士夫就是日本傳統工藝展多屆的審查委員。重要文物的指定也是由其主辦方日本工藝會操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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