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經歷了多年戰亂的河北和北京地區人煙稀少，土地大量荒廢，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先後下令從山西等地向北方移民。如今北京郊區不少村莊的名稱就是以山西的縣名加個“營”字，比如河津營、夏縣營、稷山營、東絳州營、西絳州營、忻州營、紅銅營、趙全營等。山東沒有發生過“大槐樹移民”之類的事件，成千上萬一起來北京的事似乎沒有，但是零零散散來京的山東人不少。從史料上看，京郊的外來移民除山西外就是山東人居多。像當年曾廣泛宣傳的大興大白樓“王國福精神”的典型模範人物王國福祖上就是山東來的，他們因解放前當地有天災人禍逃荒而來。全國勞模、環衛工人時傳祥和當年的副市長萬里一同掏過糞，時傳祥祖上就是山東。
作者 張雙林
王懿榮發現了甲骨文實物，從而使中國文字史提前了兩千多年。
來京的山東人除逃荒而來的，還有一些是“北漂”。他們可算是真正的“北漂”，在交通不發達的年代，他們不少人跟隨漕運船，從大運河北上而來，也有從海路而來，總之是“漂”過來的。“北漂”的山東人大多數來京務工、經商、讀書，有的科舉成功後在京做官。以清朝為例，孔子六十四代孫孔尚任在京當過國子監博士，在戶部當過主事，而且是著名戲劇家，創作了《桃花扇》，通過李香君與侯朝宗的愛情故事，謳歌了反清復明的思想。諸城人劉墉及其父劉統勳被稱為“父子宰相”。《嘯亭雜錄》中說劉統勳“乾隆中久居相位，頗為上所倚任。公性簡傲，不蹈科名積習，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風”。乾隆皇帝曾對群臣言：“劉統勳方不愧真宰相，汝等宜法效之。”
劉墉，即傳說中的“劉羅鍋”，“少時知江寧府，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考肅（包公）比之”。他與和珅鬥法的故事不少，但大多為笑談。劉墉是標準的“山東大漢”，近年對其墓葬考古時發現他身高至少1.90米，其“羅鍋”可能是個子高經常彎腰形成“水蛇腰”所致。
王士禎（王漁洋），恆臺人，清代著名學者，曾著有《香祖筆記》、《池北偶談》、《易居錄》等，其中不少就是居京時寫的，書中不少內容涉及北京。
福山人（今煙臺福山區）王懿榮，出生於仕宦之家，中舉後在京任國子監祭酒。他最大的貢獻是1899年發現甲骨文實物，從而使中國文字史提前了兩千多年，人們對甲骨文的解讀大大豐富了中國文化。王懿榮是收藏與研究甲骨文第一人。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京城時，王懿榮全家在錫拉衚衕家中殉國。這些“北漂”山東人的歷史貢獻已超出了北京範圍，在全國都有很大影響。
魯菜在京為魁首
說起山東人，不少人都會與魯菜聯繫起來，畢竟魯菜在北京是相當有名的。中國有“八大菜系”或“四大菜系”之說，魯菜都首當其衝，是不爭的魁首。目前在海外有一些打著“北京菜”招牌的中式餐廳，據《北京經濟史話》稱：“考查‘北京菜’的發源地都是在山東省的福山縣和榮成縣。”確實如此，海外的“北京菜”餐廳，除烤鴨、涮羊肉外，幾乎全是魯菜。
歷史上，北京的餐飲業有嚴格的等級劃分，它們分為飯莊、飯館、飯鋪三大類。飯莊以“堂”字號為主，如會賢堂、福壽堂、慶壽堂、慶和堂等等所謂“八大堂”。這些堂字號飯莊亦稱“冷飯莊”，不賣散座，只包辦王府衙門、達官貴人家的酒席。飯館主要指中上等餐廳，歷史上的“八大樓”、“八大居”均屬於飯館。“八大樓”說法不一，尚無定論，一般認為是東興樓、會元樓、萬德樓、致美樓、泰豐樓、新豐樓、富源樓、慶雲樓；至於“八大居”亦如此，近人習慣說法是福興居、東興居、天興居、萬興居、砂鍋居、同和居、泰豐居、萬福居。無論是八大樓、八大居還是八大堂，多是山東人經營，以烹飪魯菜為主，有些還營業至今，如同和居。豐澤園、翠華樓遐邇中外，但也以魯菜主打。
在飯莊、飯館之後的飯鋪，有些稱為“二葷鋪”或“大酒缸”，口味不一，檔次較低，既有本地菜餚，也有山西、天津口味的菜，但與山東魯菜在風味和質量上還是有區別的。魯菜分兩大派，一是膠東幫，以福山、榮成人為主，菜品多是烹飪海鮮魚類；二是濟南幫。北京的魯菜館是膠東幫。當年因製冷設備和運輸的關係，魯菜館裡少有海鮮，大多是“水發海味”，如海參、燕窩、魚翅和蝦仁等，並創造出許多名菜。魯菜適合北方人尤其北京人的口味，魯菜館在北京紮根，它們的經營方式、理念還影響了今天的北京餐飲業，尤其是體現儒家的禮義誠信觀念，至今還是一些飯店學習的內容。
糧業、豬業各崢嶸
“民以食為天”，所謂“食”的主要內容是糧食。老北京的糧食業在相當長的時期是由山東人掌控。米麵雜糧是北京最大行業，據1921年《北京市工商業概況》記載，當年 “以大米為重者曰大米莊，以雜糧為重者曰陸陳行（陸陳二字之意義或解為六穀之陳列之意，或解為六種形態，曰鄂、角、方、芒、稻、穗，喬麥之類屬於鄂，豆類屬於角，芝麻之類屬於方，麥類屬於芒，大麥之類屬於稻，糜黍高粱之類屬於穗）以自磨麵粉為重者曰米麵行”。這三行被稱為內三行，糧業還有糧棧行、糧麥行、經紀行“外三行”。而內外三行的經營者多為山東黃縣（今龍口市）人。據上世紀20年代官方統計，北平市糧業商號大小約2000家。其中參加同業商會的“大米莊在會者約六百家，陸陳莊在會者約一百家，連同米麵業及不在會者約略計大小當一千五百家。所有店員工人約八千人”。
經營糧食買賣的魯商佔京城糧業的80%，他們以“薄利多銷”為宗旨，在正常年景下糧食買賣不是暴利行業。山東人在經營此業中也體現傳統的孔孟文化，以誠信為宗旨，以薄利為主，像囤積居奇、穀賤傷農、哄抬物價的事是不做的。
當然，販糧者並非都是仁人君子，尤其在戰亂年代，糧食奇缺時自然會產生奸商及“糧老虎”之類的人物。上世紀三十年代，北京總商會的會長，也是米糧業同業公會會長鄒泉蓀，曾在京開了公義局大米莊、福和興和福生局三家大糧行。他在日偽時期出頭“維持地面”，又與日本人有來往，賣給日軍軍糧，推行“混合面”，抗戰勝利後受到國民政府懲辦。
另一個被認為“糧老虎”的王振廷系山東黃縣人，曾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任米麵業公會理事長，其家在廣安門內有永盛德、永盛福、永盛厚三家糧店和長順麵粉廠。王振廷爺爺是要著飯從山東到北京的，因省吃儉用和勤奮刻苦在北京站住了腳。先從糧店當小夥計起到自己有了買賣，奮鬥了幾十年。其孫王振廷據說在大學裡讀過商科，已掌握了現代市場經營方式，對糧食期貨貿易也瞭如指掌。
在1948年內戰時，王振廷幹了不少哄抬物價、囤積居奇、干擾市場秩序的勾當。北京和平解放後，王振廷又重操舊業，但因利慾薰心，借經濟困難套購囤積，在糧價上做手腳，最終被軍管會抓捕判刑，家中買賣、財產充公。
在歷史上，北京的糧業因有魯商操控，市場上穩定好多，像其他地區發生的“搶米風潮”哄搶糧店的事，幾乎沒有。許多老北京人在回憶這段歷史時，對魯商充滿敬意，至今還是很感慨的。
在糧業之外，山東人還掌控著京城的豬業，從生豬收購、宰殺、加工到售賣是完整的一條龍，多由山東人（以掖縣為主）主辦。按1919年的統計，北京參加“豬行商會”的商家有63家；參加“豬肉食品同公會”的有94家。除在東四地區較多外，西四地區亦不少，前門外當年有肉市和豬市，如今留下了肉市衚衕、珠（豬）市口等地名。
北京人習慣稱豬肉鋪為“豬肉槓”，鋪子從掌櫃到夥計都是清一色的山東人，他們的圍裙總是油亮的，味道很遠就可聞到。顧客以為山東話中肉、油不分，其實，他們在肉、油的發音上是有區別的，只是外人聽不明白而已。
綢布業以山東人為主
老字號瑞蚨祥的“蚨”字取自“青蚨還錢”的故事。 新華/TAKEFOTO
在糧業、豬業之外，北京的綢布業也是山東人為主，他們以“八大祥”（八家有祥字的大商號）為代表，其中瑞蚨祥等商號的老闆還是“亞聖”孟子的後代。孟家不但在京有瑞蚨祥，在上海、天津都有分號，都是綢布業執牛耳者。
“八大祥”位於前門和大柵欄一帶，分別是瑞蚨祥、瑞生祥、瑞增祥、瑞林祥、益和祥、廣盛祥、祥義號、謙祥益，大多由山東省濟南府章邱縣舊軍鎮孟姓家族經營。最初有兩家，一為前門西月牆瑞林祥，二是東月牆謙祥益，經營絲綢錦緞和粗細洋土布，生意興隆，後來發展成八家老字號。1876年，當時年僅25歲的瑞蚨祥掌門人孟洛川把目光投向了京城最繁華的商業區——大柵欄，由孟覲侯在前門外鮮魚口內抄手衚衕租房設莊，批發大捻布。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以後，洋布大量湧入中國，孟覲侯建議孟洛川開設布店，孟洛川出資八萬兩銀在大柵欄買到鋪面房，成立北京瑞蚨祥綢布店。據說店名中的“蚨”是古代傳說中一種形似蟬的昆蟲。晉代《搜神記》卷十三記載，青蚨“取其子，母必飛回，不以遠近……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歸，輪轉無已”。這就是“青蚨還錢”的典故。因此店名瑞蚨祥有“祥瑞”之寓意。
“八大祥”中的祥義號創始於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由當時浙江杭州著名絲綢商賈世家馮氏家族傳人馮保義聯合慈禧太后手下太監總管“小德張”（本名張祥齋）共同創辦。“祥義”二字，取自創辦人張祥齋的“祥”字與馮保義的“義”字，寓意“天降祥瑞”“恪守信義”。祥義號以絲綢製衣起家，因創辦人身份顯赫，製衣業務深入清朝內宮。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前門大街、大柵欄等商業街都被燒燬，廣盛祥一支無奈搬至京郊順義、密雲交界一帶，為了維持生計，利用多年經營綢布生意的優勢開設手工布鞋作坊，數十年後部分遷回山東建廠。當時前門東、西月牆一帶，因修建火車站收歸國用，各大商店均拆除或停業、遷移。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火車通進北京城，西月牆的瑞林祥併入鮮魚口東記，謙祥益遷至廊房頭條，並將門市併入益和祥，其後謙祥益又在後門大街路東開設分店謙祥益北號。
庚子事變後，孟覲侯以不足兩萬金重建瑞蚨祥。1911年後，瑞蚨祥生意興隆，在大柵欄大街連開五個分店，即東鴻記茶莊、瑞蚨祥總店、鴻記皮貨店、西鴻記茶莊、西鴻記綢布店，成為當時首屈一指的綢布店。瑞林祥東記這時已宣告停業，民國時瑞林祥已非孟氏所有。瑞生祥和瑞增祥先後於1935年12月倒閉。謙祥益專作批發，益和祥為兩號門市，實為一家。謙祥益在新中國成立後改為北京絲綢商店。
除了綢布業，老北京的“水業”也以山東人為主。舊時賣水者的營業場所叫“水窩子”，挑水送水的水夫多來自山東貧困地區，其主要因“魯人勤苦耐勞，久遂益樹勢力矣”。山東貧苦農民進京來，大多人舉目無親，經商少有資本，拉洋車地理不熟，做小買賣不會油腔滑調。好在有把子力氣，且能吃苦，惟有以送水為業，藉以餬口。
舊京水夫送水的工具是獨輪水車，或驢拉水車，車上備有木桶。而且每個水夫都有固定的“水道”，水夫間互不干擾，只負責自己的“管片”。每天清晨，他們便聚集在“水窩子”，把水車裝滿，然後再到自己的“管片”去送水。水夫是個苦不堪言的活計，無論天寒地凍，還是暑熱乾燥，他們都不能休息，尤其是逢年過節時，他們會更累。
新中國成立前，天橋金魚池的“牟二黑子”是京城有名的“水霸”。據說，“牟二黑子”祖上當年也是水夫出身。最早，京城水夫只是給“旗人”和富人送水。清末，京城內甜水井日益減少，但水的需求量並未減少，至此，牟氏因送水賣水而發跡，有了自己的水井，開始僱工剝削，成為城南頭號“水霸”，僱用了大批山東水夫。北京《竹枝詞》稱水夫“草帽新鮮袖口寬，布衫上又著磨肩，山東人若無生意做，除非京師井盡幹”，讀起來很有趣。清末民初，北京有了自來水，一些水窩子率先安上了自來水管，新中國成立後，自來水普及，水夫行業方消逝。
（原標題：北京歷史上的山東“北漂”）
來源 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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