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解放之初，文化部就有拍攝白求恩題材電影的想法。後來，文化部明確指示，拍攝白求恩電影，由張駿祥擔任該片導演。
張駿祥，江蘇鎮江人，1910年12月生，1927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1936年，以優異成績考取公費留學生，進入美國耶魯大學戲劇研究院，專攻導演課目。1939年，張駿祥獲碩士學位，隨即遠涉重洋，回到硝煙瀰漫、炮火連天的祖國。1947年後他在中電一廠、二廠編導了喜劇片《還鄉日記》和《乘龍快婿》，以強烈的對比和辛辣的諷刺，揭露了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劫收”掠奪的醜惡現實，受到廣泛關注。
新中國成立後，他先後改編、創作和導演了《勝利重逢》、《雞毛信》、《新安江上》、《淮上人家》等數10部劇本及電影。
1960年初，張駿祥和八一廠的趙拓開始合作創作《白求恩大夫》。為了儘快把《白求恩大夫》搬上熒幕，作為導演，張駿祥需要白求恩工作和生活的細節，需要生動活潑的素材。為此，他進行了大量地採訪、走訪和實地考察工作，先後採訪過元帥、將軍，走訪過太行山深處的老農民，當年八路軍的基層幹部和戰士，還有戰地醫院的院長、醫生。
張駿祥從採訪中得知，領導曾想給白求恩介紹一箇中國妻子，結果被他拒絕了。白求恩給出的理由很簡單：“語言不通，更主要的是習慣不同，在一起生活也不會幸福。”看來白求恩對入鄉隨俗不以為然，性情與常人有異。
還有，白求恩這個人脾氣很大，容不得一點馬虎。值班護理打瞌睡、不肯為傷員洗澡洗腳，嫌傷員傷口臭，戴口罩處理傷口等，他都要發火罵人。批評了人，罵了人，過後又能與被批被罵者和好如初，親如一家。白求恩就是這性格。
從採訪中得知，白求恩對傷員真是盡心盡力，全身投入。他親自給傷員洗腳，甚至親自給傷員刷牙。給傷員刷牙雖然是個小活，但難度很大，弄不好傷員難受、乾噦。但白求恩做得很好。
領導給白求恩配了一匹馬，這是戰時給他的專門待遇。但白求恩自己不騎，卻常常給服侍保衛他的小戰士騎。真是關心他人勝於關心自己。對日本俘虜，白求恩則不大情願給他們治療。
白求恩吃穿不在乎，但不抽菸不行，不過，做手術時絕不抽菸。白求恩每到一個地方，常和接待他的首長、老百姓擁抱親吻。這一點中國人不習慣，有時弄得很尷尬，白求恩卻覺得親切無比。
當然，張駿祥在實地採訪中瞭解到的這些細節，在當時的環境和氛圍下，都沒有用在白求恩的電影中。
在拍攝《白求恩大夫》的過程中，張駿祥一直堅持影片必須有白求恩來華前的內容。因為，沒有國外部分，觀眾就不知道白求恩到中國來前，對法西斯多憎惡，多仇恨。但最後，還是未能如願。
關於拍攝白求恩電影，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誰來演白求恩。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可能去請西方專業演員。然而，天為絕人之路，大家最終把目光聚集到了譚寧邦身上。譚寧邦是美國人，也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仍然留在中國的西方人。譚寧邦曾做過電臺播音員兼製作人，五官端正，相貌堂堂，對錶演不陌生。
為了拍攝白求恩，張駿祥準備數年，他不僅是一個創作者，也從心靈裡走近了白求恩。彷彿他與白求恩已融為一體，靈魂相通了。如霍達寫作《穆斯林的葬禮》，寫到新月不幸逝世下葬後，女作家霍達也一病不起，住院半年多才有好轉。作家與作品中的人物，已血肉相連，難解難分。
1963年9月，電影開機。當小戰士抬著白求恩的遺體，在漫天風雪裡，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在齊膝的雪地裡，《游擊隊員之歌》顫抖地響起……拍攝中的張駿祥導演也禁不住熱淚盈眶，不能自已。一部好的電影，要想感動觀眾，必先感動導演。
《白求恩大夫》於1977年上映時，獲得極大好評，觀者無不稱讚，它的質樸、真摯讓人們看到了某種久違了的風格。
1996年，著名導演張駿祥陷入陣發性昏迷，已失去大部分記憶，常常連親人也認不出來。一次，他卻對走近前來的妻子周小燕說：“你來遲了，剛才白求恩來過了。”這也許就是張駿祥導演與遙在天國的白求恩大夫心靈的相通吧。
這一年，86歲的張駿祥和去世時年僅49歲的加拿大共產黨員，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終於在天國相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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