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曙林和他的《中學生》
攝影 / 任曙林
撰文 / 林路
在改革開放40年的進程中，有一些看似不顯眼卻又具有特殊意義的攝影題材，往往構成了歷久彌新的文獻價值。比如任曙林的《中學生》——前些年在雲南大山包攝影節上，任曙林送我一本《中學生》，連同一張光盤。儘管以前也見過這些照片，但是回來後面對畫冊中上個世紀80年代彩色膠片獨有的色澤，我還是產生了恍如隔世的迷惘。
正如我後來給任曙林的電子郵件中所說，讀《中學生》讓人有一種蒼涼感——這絕非故作姿態的矯情，而是來自內心深處的一種感應。
《中學生》做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外形模擬當年中學生的練習本。光盤中的圖像多一些，90多幅，也不算是鴻篇鉅製。但是為什麼會在我心中引起如此的波瀾，一時間難以言說。如果僅僅是作為一個時代的客觀見證，恐怕還是低估了這些圖像背後的分量。
影像本身所傳遞的信息，實際上是一個人內心積澱的總和，不同的相機面對的同一個時代，有的圖像的產生是一個並不自覺的過程，有的圖像則是在內心獨有的力量驅動下，完成了一種不再可能替代的歷史文本。任曙林的《中學生》，應該是屬於後一種——因此它們所釋放出來的力量，才可能一直延續到今天。
這些中學生的影像豐富多彩，然而卻看不出刻意經營的痕跡。有時候一幅畫面中一張張臉密集地疊加在一起，似乎就是那一個時代青春的合唱；有時候僅僅就是一個背影或者一個細節的局部，卻委婉地說出了中學時代的心靈秘密；還有那些空曠而具有蒼涼意味的場景，包括雨後的操場或透過教室窗戶的陽光，靜靜地等待後來者去觸摸……正因為那些天真無瑕的臉和流逝的時光無情地疊加，才讓一個時代的消亡令人備感傷懷。
在21世紀的中國都市，我們在哪裡可以找回這樣的一段絕響——中學生的故事，也就通過任曙林的鏡頭，深深地嵌入了歷史的年輪之中。所以我才敢說，如果沒有一種自覺的意念或者獨特的內心驅動力，中學生的故事就將是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版本。
任曙林曾對記者說：“我拍攝的中學生活是一些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故事。那時許多新事物、新觀念在孕育成長，使生活在這一時期的中學生們具有了與以往不同的特徵，而最具魅力的就是變化，不斷變化。……因此，我用了5年的時間來拍攝他們的生活，這對我來說也是一個不斷思考、不斷髮現的過程。歷史有多種寫法，用視覺表現有它獨特的魅力。”
然而我卻會一直猜想下去：當年的任曙林是以什麼樣的一種心情“混跡”於這些像花兒一樣開放的中學生中間，一“混”就是5年，不露聲色地按下快門？然而我相信，這些80年代的“中學生”就像是沙漠玫瑰，不管歷經多少年，只要有心靈的水源滋潤，就一直會像花兒一樣開放……
這裡再節錄一段任曙林前些年的回應，可以幫助大家加深對《中學生》的理解：
我在1970年初中畢業後當過八年多工人，那期間就對中學時代琢磨過，不得要領。青年以後，更發現一些感受和信念來自中學時代，那個群體的一些東西總在困擾著我，伴隨著我。
1978年加入池小寧家的攝影沙龍，開始跟隨狄源滄等前輩學習攝影。參加了三屆四月影展讓我自信，也讓我不滿起來，因為沒有發現我心目中的榜樣。我佩服布勒松，但我又不滿意他太過刻意的畫面，我總在想攝影應該更自然沒有痕跡才好。我曾請教狄老師攝影獨特的東西是什麼？但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
我認為跑邊遠跑西藏不算本事。能把城市的人拍好才有挑戰的意義，才有可能證明攝影自立於藝術之林的能力，所以我選擇了中學生。他們身上的莫測與豐富，多變與敏感，他們身上那些最具人之真性的東西都在我的感動與探究之列。我極少同他們講話，但我尋找進入他們裡面的通道和表現他們的方法，當我變成一個透明的影子時，我有了自由。
六年多的時間裡，我遊遊蕩蕩，斷斷續續，我不知道我走到了哪裡，隨著這些可愛的朋友們從初一到高三，我也隨他們前後腳的離開了那所我不能再熟悉的學校。
在熟悉與平凡之間，我們看到了攝影的力量。
《中學生》以後，任曙林還在不斷地記錄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比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中上期的《礦區勞動者》中，對女性礦工的深入描述，將中國煤礦區這樣一個完整且封閉的社會，呈現出鮮活與陌生的圖景。但是無可諱言的是，《中學生》的影響力和歷史價值，依然是任曙林最為出色的作品，在《映》畫廊的代理下，直至今天還吸引了不少當年中學生的迷戀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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