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曙林和他的《中学生》
摄影 / 任曙林
撰文 / 林路
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有一些看似不显眼却又具有特殊意义的摄影题材，往往构成了历久弥新的文献价值。比如任曙林的《中学生》——前些年在云南大山包摄影节上，任曙林送我一本《中学生》，连同一张光盘。尽管以前也见过这些照片，但是回来后面对画册中上个世纪80年代彩色胶片独有的色泽，我还是产生了恍如隔世的迷惘。
正如我后来给任曙林的电子邮件中所说，读《中学生》让人有一种苍凉感——这绝非故作姿态的矫情，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感应。
《中学生》做成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外形模拟当年中学生的练习本。光盘中的图像多一些，90多幅，也不算是鸿篇巨制。但是为什么会在我心中引起如此的波澜，一时间难以言说。如果仅仅是作为一个时代的客观见证，恐怕还是低估了这些图像背后的分量。
影像本身所传递的信息，实际上是一个人内心积淀的总和，不同的相机面对的同一个时代，有的图像的产生是一个并不自觉的过程，有的图像则是在内心独有的力量驱动下，完成了一种不再可能替代的历史文本。任曙林的《中学生》，应该是属于后一种——因此它们所释放出来的力量，才可能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些中学生的影像丰富多彩，然而却看不出刻意经营的痕迹。有时候一幅画面中一张张脸密集地叠加在一起，似乎就是那一个时代青春的合唱；有时候仅仅就是一个背影或者一个细节的局部，却委婉地说出了中学时代的心灵秘密；还有那些空旷而具有苍凉意味的场景，包括雨后的操场或透过教室窗户的阳光，静静地等待后来者去触摸……正因为那些天真无瑕的脸和流逝的时光无情地叠加，才让一个时代的消亡令人备感伤怀。
在21世纪的中国都市，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回这样的一段绝响——中学生的故事，也就通过任曙林的镜头，深深地嵌入了历史的年轮之中。所以我才敢说，如果没有一种自觉的意念或者独特的内心驱动力，中学生的故事就将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版本。
任曙林曾对记者说：“我拍摄的中学生活是一些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故事。那时许多新事物、新观念在孕育成长，使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中学生们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特征，而最具魅力的就是变化，不断变化。……因此，我用了5年的时间来拍摄他们的生活，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不断思考、不断发现的过程。历史有多种写法，用视觉表现有它独特的魅力。”
然而我却会一直猜想下去：当年的任曙林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混迹”于这些像花儿一样开放的中学生中间，一“混”就是5年，不露声色地按下快门？然而我相信，这些80年代的“中学生”就像是沙漠玫瑰，不管历经多少年，只要有心灵的水源滋润，就一直会像花儿一样开放……
这里再节录一段任曙林前些年的回应，可以帮助大家加深对《中学生》的理解：
我在1970年初中毕业后当过八年多工人，那期间就对中学时代琢磨过，不得要领。青年以后，更发现一些感受和信念来自中学时代，那个群体的一些东西总在困扰着我，伴随着我。
1978年加入池小宁家的摄影沙龙，开始跟随狄源沧等前辈学习摄影。参加了三届四月影展让我自信，也让我不满起来，因为没有发现我心目中的榜样。我佩服布勒松，但我又不满意他太过刻意的画面，我总在想摄影应该更自然没有痕迹才好。我曾请教狄老师摄影独特的东西是什么？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
我认为跑边远跑西藏不算本事。能把城市的人拍好才有挑战的意义，才有可能证明摄影自立于艺术之林的能力，所以我选择了中学生。他们身上的莫测与丰富，多变与敏感，他们身上那些最具人之真性的东西都在我的感动与探究之列。我极少同他们讲话，但我寻找进入他们里面的通道和表现他们的方法，当我变成一个透明的影子时，我有了自由。
六年多的时间里，我游游荡荡，断断续续，我不知道我走到了哪里，随着这些可爱的朋友们从初一到高三，我也随他们前后脚的离开了那所我不能再熟悉的学校。
在熟悉与平凡之间，我们看到了摄影的力量。
《中学生》以后，任曙林还在不断地记录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上期的《矿区劳动者》中，对女性矿工的深入描述，将中国煤矿区这样一个完整且封闭的社会，呈现出鲜活与陌生的图景。但是无可讳言的是，《中学生》的影响力和历史价值，依然是任曙林最为出色的作品，在《映》画廊的代理下，直至今天还吸引了不少当年中学生的迷恋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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