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時候，政府主要通過周公制定的“禮”來治國。這個“禮”究竟是什麼呢？簡單地說，“禮”就是西周時期制定的一套成系統的儀式規範，它包含了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領域。比如朝見天子、祭祀祖先、男女婚配，甚至社會上的各個階級該穿什麼衣服、吃什麼東西，都有詳細的規定。在西周時期，這套規範基本都得到了遵守，於是維持了將近三百年的太平。
但到了東周時期，這套規範漸漸就失靈了，沒人還會把它當回事，這就是孔子痛心疾首的“禮崩樂壞”。為什麼周禮會失靈呢？
這是因為，周禮能夠實施的前提，是當時的社會結構還比較簡單。但社會是終究要往前發展的，在發展過程中會不斷產生新的社會分工。就像雞蛋一樣，它本來只有蛋清和蛋黃，但在孵化過程中，就會慢慢長出小雞身體的各個部分。新的社會分工產生以後，就會突破周禮的框架。於是周禮就慢慢失靈了。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東周時期頻繁爆發戰爭，戰爭講究的是效率，是儘可能殺傷敵人，保全自己，也就沒人會遵守周禮了。比如宋國和楚國打過一仗，宋國的君主宋襄公就仍然堅持周禮，拒絕在楚國軍隊渡河渡到一半時發動攻擊，結果宋國大敗，宋襄公自己也受了重傷，不久以後就死了。當時幾乎所有的人，包括宋襄公的哥哥子魚，都覺得宋襄公是個笨蛋，打仗還講什麼周禮。可見，殘酷的戰爭也是導致禮崩樂壞的重要原因。
在禮崩樂壞的局面之下，貴族階級逐漸解體，封建士大夫這個群體也就逐漸消失了。很多貴族流落到民間，開始向平民傳授學問。孔子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代表。他的父親叔梁紇就是一個貴族，曾經在魯國當過大夫。孔子和儒家的主要思想是重新實行以禮治國，所以儒家其實是西周禮治文化的直接繼承者。
同時，孔子並不是要求機械地恢復周禮，他對周禮做出了新的解釋。在孔子看來，周禮的核心精神就是仁義的“仁”。什麼是“仁”呢？“仁者，愛人”。也就是他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友愛作為政治的基礎。這種情感中最為核心的又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愛。
所以儒家主張以家的模式來安排政治：臣民服侍君主，應該像服侍父親那樣；同樣君主也應該“愛民如子”，也就是像對待自己的孩子那樣去對待臣民。所以，儒家認為國家法律不能完全排斥人情，如果法律和人情有衝突，那麼就應該以人情為優先。
基於這種觀念，儒家認為理想的治國角色應該是“君子”，君子並不是只會聽從上級命令，專門處理行政事務的人，他們具有完美的人格和精神感召力。儒家的這種想法，更多是一種社會理想，他們對於政治中的技術性層面並不關注。這就和另一個人群，也就是“官吏”形成了尖銳的對立。
官吏這個人群又是從哪冒出來的呢？在西周時期，治理國家的主要是貴族。當時的社會結構比較簡單，行政事務也不是很繁瑣，貴族只要恪守周禮就可以治理國家。有一些具體的技術性工作，比如收稅、刑罰等等，貴族就會找幾個人來做幫手，這些人就是官吏的前身。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結構越來越複雜，導致“禮崩樂壞”。同時，具體的行政工作也越來越複雜，技術含量越來越高，官吏的地位也就有了相應的提高。
對於君主來說，官吏比貴族更聽話，更好控制，因為貴族擁有自己的封地和收入，可以對君主構成威脅；官吏沒有自己的封地，只能靠君主給他們發薪水。所以君主就想用官吏去取代貴族，這樣君主就可以直接控制全社會，不需要再讓貴族這個中間商去“賺差價”。
戰國時興起的變法運動，目的就是用官吏取代貴族，建立官僚制政府。當時積極主張變法的人群，就是所謂的“法家”。法家的立場，基本代表了官吏的立場。
法家的基本主張有兩條：第一條，依靠各級官吏去管理國家，官吏們的最高領袖就是君主本人；第二條，官吏依照系統的成文法規去管理國家，處理行政事務要以法規為準繩。至於儒家所強調的人情，在法家看來都是不可計算，也不可控制的東西，考慮這些東西會影響行政效率，所以應該對這些統統加以排斥。總之可以歸結為一點，法家追求的是效率優先。
你看，儒生和官吏這兩種角色，剛好代表了封建士大夫身上的兩面：儒生代表文化傳承的那一面，官吏代表日常行政那一面。同時，儒生追求社會理想，官吏追求效率優先，這兩種人之間必然會產生尖銳的矛盾。
這種矛盾從春秋戰國一直延續到西漢末年。為了解決這組矛盾，有兩個人分別走向兩個相反的極端。
第一個人就是秦始皇。秦始皇把效率優先這個導向發揮到了極致。表現在具體的施政方針上，那就是完全用官吏來治理國家，利用官吏去最大限度地動員社會資源，結果激起了民變，秦朝二世而亡。
第二個人就是西漢末年的王莽。王莽是一個虔誠的儒家信徒，他把社會理想這個導向發揮到了極致，任用了一大批儒生，想要恢復西周的制度。結果儒生的問題就暴露出來了，他們空有治國理想，完全不懂治國的技術。比如儒生說要恢復井田制，王莽就真的下令，把全國土地重新分配，土地多的要自覺把土地分給鄉親們，不然就抓起來。結果當時的監獄裡就住滿了人，最後各地的豪族就起來反抗，把王莽政權推翻了。
歷史就像是一個鐘擺，從秦始皇到王莽之間這200年間，在兩個極端中間走了一個來回，最後證明儒生和官吏這兩種人還是應該合二為一，才能把中國治理好。這背後不僅僅是兼顧理想和效率那麼簡單，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首先，秦朝的官僚制政府確實具有高效的優勢，但也正因如此，國家對社會資源的獲取有時會超過社會負擔的限度。官吏們又只會聽從上級的命令，無法預防這種現象的發生。而儒生們的議論雖然非常理想主義，但很多時候能夠反映基層社會的真實情況，及時向君主傳遞出危險的信號，起到一個“報警器”的作用。
其次，當時的中國雖然形成了高效的官僚制政府，但全國大部分地區都是鄉村。鄉村地區有很多原生性的人際關係，比如血緣關係、姻親關係、鄰里關係等等。長期以來，為了維持穩定，鄉村地區形成了一套自發的倫理秩序，比如家庭內部要講“孝悌”，鄰里之間要和睦友愛，地方父老要負責調解糾紛。而國家的法律和這些自發秩序往往是不兼容的。
秦國在商鞅變法的時候，基層百姓就曾經對法律叫苦連天，但因為秦國的規模比較小，還不至於產生大問題。等到秦國變成了秦朝，把這套法律向全國推行，問題就大了。本來基層老百姓講的是互助友愛，但秦國法律要求鄰里之間要互相監視，發現犯罪要相互舉報，這就讓老百姓很難適應。國家法律和基層秩序之間的不兼容，也成為秦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要解決這些問題，就只有把儒生和官吏這兩個角色重新結合在一起。漢武帝就曾經做過這樣的嘗試，既任用公孫弘這樣的儒生，也任用張湯這樣的官吏。他的兒子漢昭帝、孫子漢宣帝繼承了這條路線。漢宣帝還給這條路線做了個總結，叫作“霸王道雜之”，就是把霸道、王道混合在一起，霸道就是要用吏，王道就是要用儒。
這樣做比秦始皇和王莽要好一點，但還是有問題。因為這只是機械地混合，不是有機的結合。儒生和官吏的三觀仍然不合，勉強在一起共事，難免要起摩擦。漢宣帝時有一個大臣叫蓋寬饒，他是儒生出身，上書議論政治，結果遭到官吏的羞辱。他的性格很剛烈，就在皇宮北門用一把匕首自盡了。
這個歷史性的難題最後在東漢被光武帝劉秀解決了，他是怎麼做的呢？劉秀做了兩件事，讓儒生和官吏發生了化學反應。
第一件事叫作“尊儒”。劉秀特別尊崇儒家，即位後不久，他就建造了太學，還親自在太學裡講學，和儒生們在一起辯論，當時有幾萬人圍觀，盛況空前。劉秀對儒生這麼親近，讓天下人都非常眼紅，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經對儒生不屑一顧的官吏。於是吏也開始學習儒家的經典，想讓自己看上去有文化一點。這就讓吏主動向儒靠攏了。
第二件事叫作“吏化”，所謂吏化就是把讓儒生具備官吏的技能。在當時，想要做官主要是通過察舉制度，就是由地方官向中央推薦人才。通過察舉當上官的人裡，儒生佔了很大的比例。劉秀建立了一項制度，規定地方官如果看上了一個人才，必須先讓他做一個小官，讓他熟悉一下行政工作，等到確定他能夠勝任了，再向中央推薦。
過去儒生做官沒有這個試用期，所以當了官還滿腦子理想主義，弄出了許多亂子。現在儒生要做官必須經過試用，要想順利通過試用，就必須去學習國家的法律和行政技能。這就讓儒生主動向官吏靠攏了。
你看，劉秀做的這兩件事，讓鬥了幾百年的儒和吏在東漢開始主動相互接近。到了東漢中期以後，儒和吏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難分得清了。
東漢末年，有一個叫王粲的名士，寫了一篇文章叫《儒吏論》，裡面有一句話叫“吏服訓雅，儒通文法”，就是官吏也懂得儒家的學問，儒也精通官僚的技能。儒和吏就這樣融合到了一起，成為新型的“士大夫”，也就是“帝國士大夫”。這個群體從此一直延續到了清朝，成為古代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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