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最偉大的作家”和“精神的巨人”阿摩斯·奧茲離開了。一個在文學創作中關注家庭，一個在現實中關注國家命運勇於表達自己政治觀點的人，始終得到世界的尊重。
阿摩斯·奧茲被國際社會看作是這十多年中離諾貝爾文學獎最近的以色列作家，他也是以色列最早贊成巴勒斯坦建國的知識分子之一，一度被同胞辱罵為“背叛者”，但他卻自豪地說：“這是我的榮譽。”
阿摩斯·奧茲（Amos Oz）1939年5月生於耶路撒冷一個猶太移民家庭，父親來自立陶宛，母親來自烏克蘭。他原名阿摩斯·克勞斯納（Amos Klausner）。應該說，作為一個猶太人，奧茲是幸運的，因為就在他出生幾個月後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那裡的猶太人遭遇了滅頂之災，而他的父母已在30年代就被一戰後的排猶浪潮推出了歐洲，定居耶路撒冷。但父母仍是心懷創傷的，他們遠離了自己生長的歐洲，來到了《聖經》中的故鄉，與當地的阿拉伯人比鄰而居，爭奪土地、水源，參與戰爭，建立國家。
奧茲與父母的全家照
在奧茲的記憶中，父親可以讀16種語言，講11種語言；母親也可以說五六種語言，但他們卻只教他希伯來語，不願讓他懂任何歐洲語言。奧茲後來猜測說這是為了避免“歐洲致命的吸引力會誘惑我，使我如中花衣魔笛手的魔法而前往歐洲，在那裡遭到歐洲人殺害”。但他們那一代人到底經歷了什麼，卻從未告訴過奧茲，所以他想要了解，而這也正是他日後成為一名作家的重要原因——“我寫此書把死人請到家中做客⋯⋯我們必須交談。我們有許多話要說。我有許多問題要問你們。畢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時代，我們從來沒有交談過，一次也沒有，一個字也沒有。沒有談論過你們的過去，也沒有談論過你們單戀歐洲卻永遠得不到回報的屈辱，沒有談論過你們對新國家的幻滅之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夢想和夢想如何破滅，沒有談論過你們的感情和我的感情、我對世界的感情，沒有談論過性、記憶和痛苦。”
因為生長在耶路撒冷，奧茲不得不在少年時就選擇自己的政治信念。14歲那年，他作為猶太復國主義者離開家加入基布茲，從事各種勞動，建設比他更年輕的以色列國（1947年11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分為兩個國家，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分別擁有大約55%和45%的領土，耶路撒冷被置於聯合國的管理之下。1948年奧茲9歲時，以色列正式宣佈建國）。在基布茲，奧茲完成了中學學業，並開始使用“奧茲”這個名字，意為“勇氣”。1961年，奧茲被基布茲送往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學習，獲得了哲學和文學學士學位。在他26歲出版了第一本作品後，奧茲就與出版社簽訂合同，成為了一名職業作家。
奧茲14歲時離開家加入基布茲，一待就是30年。
奧茲曾在英國牛津大學做過訪問學者，寫得一手熟練而優雅的英文，但他始終堅持用希伯來文創作。希伯來文是《聖經·舊約》的語言，在過去的2500年，主要在宗教和文學領域傳播，尤其是用於基督教研究。從20世紀特別是以色列復國以來，希伯來語才作為口語在猶太人中復活，漸漸取代阿拉伯語、猶太西班牙語和意第緒語（或稱依地語，是以色列建國後的官方語言之一）。在以色列，奧茲並不是第一個用希伯來文創作文學作品的人，但就整個世界而言仍然是罕見的，畢竟直到21世紀，全世界使用希伯來文的人僅有500多萬人。
阿摩斯·奧茲29歲時出版了描寫20世紀50年代耶路撒冷家庭生活的希伯來文小說《我的米海爾》，一舉成名。這部書不僅迅速成為以色列最暢銷的當代文學作品，還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就此奠定了奧茲在國際文壇的地位。此後的50年裡，奧茲源源不斷地推出佳作，屢獲國際大獎，而且作品的體裁、背景設置和寫作手法也越發豐富多樣。《莫稱之為夜晚》的生活環境是沙漠小鎮；《一樣的海》把詩歌與散文組合在一起；《地下室中的黑豹》以英國託管巴勒斯坦的最後時期為背景，以一個孩子的視角來看待世界。2002年，奧茲以自己少年時的親身經歷為基礎，寫出了代表作《愛與黑暗的故事》，短短5年就被翻譯成20多種文字出版。尤其是2004年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尼古拉斯·德朗士的英譯本面世後，這部作品更廣泛地引起世界各國讀者的興趣，促使奧茲一舉奪得2005年“歌德文化獎”，併入圍2007年“布克國際文學獎”，隨後又榮獲“阿斯圖里亞斯王子獎”。2015年，出生於耶路撒冷的美國影星娜塔莉·波特曼被這部作品深深打動，將其改編後搬上大銀幕，這部長片導演處女作是其向奧茲、向祖國致敬的作品。
娜塔莉·波特曼看過奧茲的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後積極爭取到編劇權
2015年，娜塔莉·波特曼將《愛與黑暗的故事》改編後搬上了銀幕，成為她的長片導演處女作，並在片中飾演
用奧茲的話來說，他的文學作品的主題其實只有兩個字：家庭。在《我的米海爾》中，他栩栩如生地描繪年輕女子與她的愛人終成眷屬，又犀利生動地質疑她的幸福。很多讀者甚至把他看作是女性情感專家。“一個女人應該在男人身上追尋什麼，她應該追求品德，品德不激動人心，但卻比金子更珍貴。”書中的這句“箴言”被廣為流傳。在長篇書信體小說《黑匣子》中，奧茲讓男女主人公在婚姻失敗且中斷了7年聯繫後，重新坐下來，通過書信分析他們人生中的黑匣子，破解家庭生活破裂的原因。奧茲所描繪的主要是當代以色列家庭。以色列國土不大，人口不多，其間國際爭端乃至戰爭不斷，一直是國際社會的焦點。奧茲描繪當地的家庭生活時，同時將以色列的社會現狀與政治論爭展現其間。例如他最具冒險色彩的小說《沙海無瀾》，表面看是描述生活在基布茲的兩代人的家庭矛盾，但事實上，老一輩緬懷著以色列的建國理想，新一代卻要在繼承老一輩業績的基礎上解決新問題；在《愛與黑暗的故事》中，他描繪了自己的家庭如何度過1947年聯合國大會就以色列建國問題進行投票的那個夜晚：猶太居住區內，黑暗的街道上空星光燦爛，顫抖的空氣中危機四伏又充滿希望，母親與感情並不和諧的父親擁抱；而居住區外，無數阿拉伯人正面臨著被驅離家園的命運⋯⋯四下裡埋伏著未來的戰鬥和犧牲。很多人認為這是奧茲對世界文學做出的巨大貢獻，就像雨果的《悲慘世界》為人類歷史記錄了法國大革命一樣。在這點上，奧茲的作品有點像巴金的《家》《春》《秋》，或是老舍的《四世同堂》，家庭故事與民族命運相關，與國家進程相連，“既帶你走進一個猶太家庭，瞭解其喜怒哀樂，又使你走近一個民族，窺見其得失榮辱”。
奧茲獲得2005年“歌德文化獎”
“對我來說，我的家庭故事，與我們民族的故事是非常強烈地聯繫在一起的。或許在中國也是如此。每一個個體的命運都或多或少與歷史、革命、暴力、貧窮、社會變遷等緊緊相連，沒有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個人史，它總是被公共和歷史事件所穿透。”奧茲如是總結。
中國作家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2012年，在獲獎名單公佈前，很多人都以為獲獎者會是這位用希伯來文寫作的奧茲。不過奧茲自己似乎對諾貝爾文學獎並不十分熱衷，稱“如果我永遠得不了諾獎，也不會抱憾而去”，甚至開玩笑說：“如果能夠讓整個世界吞下我這點幽默的藥劑，我將會得到諾貝爾醫學獎，而不是諾貝爾文學獎。”但很多研究奧茲作品的人都認為，奧茲的文字並不是以幽默著稱的，或者說，他的作品流露出的絕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幽默，相反，奧茲的文字裡常常帶有絕望和陰鬱的氣息，彷彿不像是他說的“幽默藥方”。“
幽默並不是悲傷的反面”，奧茲解釋，“我的祖母曾經說這個世界上處理悲傷最好的對策就是去笑，當你不斷地流淚，流到無淚可流就是開懷大笑的時候了。我在寫很多章節的時候，只是在想，他們會變得既疼痛又幽默。”這種奧茲式幽默也許並非整個世界都能吞得下去，但無論世界是否真正理解他，半個世紀以來，他的作品一直廣受歡迎，屢獲嘉獎，其中就包括以色列國家文學獎。
和愛貓在一起
對奧茲或者他的讀者而言，他寫的故事都是真實的，不過奧茲對故事內容有清晰的選擇。因為以色列特殊的國情，所有男子都是軍隊的預備役，當戰爭發生，每個人都要應召上戰場，奧茲也是一樣。他曾經作為坦克部隊的士兵親歷過1967年的“六日戰爭”和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但他從未寫過戰爭題材的作品。“那時有人想毀滅以色列，把猶太人趕到海里，即使我是一位老人，我也必須拿起武器上戰場。”但“我沒有寫過戰爭，因為我無法找到合適的字來向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形容戰場。但是戰爭改變了我對生死的看法，戰爭也告訴我人類有多脆弱。我曾親眼所見人們死去，我看見他們在燃燒，看見他們帶著痛苦和絕望尖叫，我看見那些成年人瘋狂地喊媽媽⋯⋯這一切我都看見過，而這些場景讓我更加致力於同情與和解。”所以，在戰場上目睹過死亡的奧茲，兩年後發表的小說仍是關於女大學生和她丈夫的婚姻話題。
作為一個以“小語種”創作的作家，奧茲的確在國際文學舞臺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中國的文學愛好者對他也並不陌生。從上世紀90年代起，奧茲的作品被陸續翻譯成中文。2007年，譯林出版社出版了奧茲的長篇自傳體小說《愛與黑暗的故事》中譯本，奧茲也因此首次踏上中國的土地。2016年，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21大學生國際文學盛典”上，奧茲榮獲“國際文學年度人物獎”，為此第二次來華與讀者見面。2017年，“京東文學獎”也將國際作家作品獎頒給了奧茲的《鄉村生活圖景》。
奧茲並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家，他對以色列的政治生活有著濃厚的興趣和廣泛的參與。他是第一批擁護巴勒斯坦建國、以巴兩國共存的公眾人物之一，他不懈地批評以色列政府拒絕兩國方案、推進擴建猶太人定居點的計劃，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最大”的批評者之一。他在1978年與同道發起“現在就和平”（Peace Now）運動，創立了由348名以軍預備役軍官和現役士兵組成的同名左翼組織，該組織強烈反對戰爭。2002年，在“現在就和平”運動中，以軍預備役軍官發起了拒絕到加沙和西岸服役的簽名活動，有450人冒著被拘留15天處罰的風險勇敢地簽上自己的名字；2007年又有十多名以軍飛行員不忍心傷害無辜巴勒斯坦平民，拒絕參與轟炸哈馬斯成員的軍事行動。因對和平運動的卓越貢獻，1992年奧茲獲得“德國書業和平獎”，這是最為重要的國際和平獎之一，時任德國總統魏茨澤克為他頒了獎。
奧茲與巴勒斯坦哲學家薩利·努賽貝赫（右）
奧茲對“妥協”一詞有著自己的理解——“我一直相信妥協，相信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政治妥協。我相信個人之間、鄰里之間也需要妥協⋯⋯我說的妥協，並不是投降，而是嘗試著與你的對手面對面。”所以對於以巴的未來，他認為，“終究有一天以巴雙方要學會共存，或許不是一個快樂的家庭，但可以像兩個鄰居一樣⋯⋯因為巴勒斯坦人無處可去，以色列的猶太人也無處可去。”也正因如此，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將美駐以使館遷至耶路撒冷，他認為每個國家還應同時在東耶路撒冷開設使館，承認該地區為巴勒斯坦人的首都。
奧茲這種“激進”的政治態度，曾被自己的國人稱為“背叛者”，對此奧茲表示，歷史上一些曾被同時代人或政府貼上“背叛者”標籤的偉大人物，是因為他們走在了時代的前列，而不是像夫妻之間的欺騙或背叛，所以能被貼上與那些偉大人物一樣的“標籤”，他感到是一種榮譽。
奧茲和以色列政壇領導人的聯繫也相當密切。他與拉賓相識於1971年，“親眼目睹了拉賓的變化，從所謂鷹派走向鴿派的變化⋯⋯我們經常帶著家眷互相走訪，有時候我還會為拉賓寫演講稿”。1995年11月4日，時任以色列總理的拉賓在發表和平演說時遇刺身亡，奧茲和成千上萬的以色列民眾一起走上街頭悼念這位中東和平的締造者。
與以色列前總統佩雷斯（右二）等朋友在一起
奧茲同佩雷斯總統也是好友，並與工黨關係非常密切，但卻從未投過佩雷斯的票。他說：“我從來不是工黨成員，我對他們有非常嚴厲的批評⋯⋯我一直投與‘現在就和平’運動有關、倡導兩國方案的政黨的票。”他說，“佩雷斯喜歡文學，經常來我家做客，即便他當了總統後也常來我家⋯⋯我會直言不諱地告訴他：你說的不對，你這樣做是錯誤的，我不會為你投票。這就是我們之間的友誼。”
捷克首任總統、著名劇作家哈維爾曾問奧茲，以他在以色列人中的影響力，為何不走仕途，奧茲回答說：“如果所有的作家都從政，而政治家開始寫小說，那文明就要終止了。”這故然是句玩笑，事實上，奧茲更希望用筆實現他的想法而不是通過參與競選。所以他在創作文學作品的同時，也發表過大量關於以巴衝突問題的政治評論文章，出過政論集，如《親愛的狂熱分子們：從分裂的土地傳來的文字》。在奧茲看來，撰寫這些政治評論和他的文學創作完全不衝突的。他的書房裡有藍黑兩種顏色的墨水，他進行政治寫作和文學創作的時候，會用不同的顏色書寫，“就像用不同的樂器演奏完全不同的音樂一樣”。他說，每當他百分百確認一件事時，他就寫評論；若聽到自己內心有兩三種聲音——或許她是對的，但他也有一點兒對，或者事情沒那麼簡單⋯⋯這時他就知道自己在孕育一部小說了。
2018年12月28日，阿摩斯·奧茲溘然長世，很多政治家都公開表示哀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稱奧茲為“以色列歷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為希伯來文學的復興做出了傑出貢獻。即便我們在很多方面意見不同，但我依然欣賞他在希伯來語言和文學上的重大貢獻。在今後的許多年裡，他的語言和著作依然會伴我們同行。”
在奧茲的墓地前，親友們用歌聲表達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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