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廣西古屬百越之地，自秦始皇統一嶺南後便在現今廣西地區分設桂林郡和象郡，漢武帝平定南越，蒼梧成為南海九郡的行政中心。西漢時，合浦是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此後歷經魏晉南北朝，到唐代時期桂、邕、柳、容州等重要市鎮已經興起；此後歷經五代、宋元明清等朝的建設，並最終形成了廣西現今以欽北防三港為港口的航海交通格局。因而海上絲路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均對廣西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
關鍵詞：海上絲綢之路；廣西；沿海經濟；影響
中國南方是南島人種的發源地。先秦時代稱之為百越民族，是世界上分佈最廣的民族之一，他們擁有優秀的航海經驗和冒險精神，足跡遍及太平洋和印度洋，史前時代起即開始了向遠洋遷徙，馬達加斯加、夏威夷、新西蘭均有分佈。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東海起航線和南海起航線兩條路線。
秦漢時期——廣西通過海上絲路與西亞、歐洲有了正式直接的往來，初步實現了廣西與南海各國的貿易區域化。
海上絲綢之路南海航線形成於秦漢之際，即公元前 200 年左右。 嶺南地區所發現的南越國( 前203 年—前111年) 時期的象牙、香料等舶來品就是明證。此時的航線是 “單方向的”，“無組織的”，而且“航海的性質大多為自然漂航”，根本不存在著相對固定的海上航線，更沒有被人們所自覺地認識到。海上絲綢之路的出現，是沿海地區航海活動發展的產物，是在中原王朝發展的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理條件及歷史背景下獨立形成的。
這一時期主要往來的僅限於近鄰的越南等一些國家。“從範圍上以周邊國家為主，開始同歐洲往來；既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有官方、民間兩條途徑，其中官方是主要參與者；從交往道路上以陸路為主的。”[1] 徐堇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對中國港口經濟的影響》，《企業導報》，2004年第07期。據《漢書》記載：西漢南海郡轄境是東南瀕南海，西到今廣西賀州，北連南嶺，包括今粵東、粵北、粵中和粵西的一部分，因而廣西合浦、欽州兩港地理位置優越，具有重要的意義，其經濟影響為：
（1）秦在嶺南設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三郡，並以南海郡為中心逐步發展起繁榮的嶺南經濟圈。
（2）當時嶺南地區主要出產絲綢類紡織品，趙佗為尋找重要的軍需物資鐵資源開始謀求海上路線通往西方國家開展貿易，嶺南包括廣西在內向西方輸出絲綢以換取各種物資。
（3）漢武帝滅南粵國後憑藉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廣西海安航線西達印度、波斯，南及東南亞諸國甚至遠達歐洲：“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自日南入境，經今廣西北上赴洛陽向漢王朝獻象牙、犀角、玳瑁”[2]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四·孝和、孝殤帝紀》。。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承前啟後，廣西與東南亞和南亞各國的航線得以完善，促進了沿海人口的增加，城市規模擴大。
漢代以後,從合浦港等欽州灣沿岸地區出海的“海上絲綢之路”繼續發揮其在海外交往中的優勢地位。由於南北分裂，中國南方與西方的陸路交往受阻,這裡成為南方王朝與東南亞、南亞各國朝貢往來的要地和佛教進入中國的途經地之一。由於科技的進步、河口地形的變遷、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及戰亂的影響，合浦港逐漸衰落。農村人口不斷走向城市和港口，合浦郡人口增多，城市規模擴大。
東吳黃武四年（225年）扶南國王範旃遣使來吳國，歷時四年來到東吳，獻琉璃。黃武5年（226年）大秦商人到交趾、吳國首都建業（今南京）。 法顯陸上西行，海上歸國。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波斯、天竺、獅子國、扶南、婆利。唐人杜佑對歷代南海交通作了個總結：元鼎（前116－前111年）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奉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逾於前代。
隋唐五代時期——海上貿易區域經濟圈逐漸形成，逐漸取代陸路絲路的地位，廣西沿海經濟發展基礎與產業結構，區域市場化程度得到進一步提高。通過海上絲路，中國貨幣也隨之在海外流通。
“鹹通八年(公元867年)三月 安南都護、靜海軍節度使高駢召募工匠，鑿除安南至邕州、廣州的海路暗礁，此後欽廉沿海航道通暢。鹹通九年(公元868年) 三月 高駢募工匠及軍士開鑿潭蓬運河。運河寬數米，長約10裡，攔腰穿過江山半島，溝通防城港和珍珠港，往來船舶不必繞過江山半島而直航防城、珍珠兩港灣，不但縮短航程15公里，而且避開了江山半島南端白龍尾的巨浪搏擊和海盜的襲擊。”[3] （北宋）宋祁、歐陽修：《新唐書·本紀九》。
通過海上絲路使得廣西沿海的貿易制度不斷完善。
（1）中國貨幣也隨之在海外流通。唐高祖鑄行的“開元通寶”在東南亞各國流通無阻；
（2）制度的完善使得海外貿易發展更趨良性之路之始發港，到唐時對外交往擴大，在進行貿易的同時，傳播了中華文化，擴大了中國的影響。
（3）以苧麻、蕉麻等織制的貴州紵布，容州、鬱林州的葛布，賀州、賓州的蕉布等，在唐代皆列為貢品。今廣西的紡織品不僅銷往中原地區，還通過沿海港口的貿易遠銷海外。
此外，唐人移民海外。這一時期，我國封建經濟處於繁榮上升階段，對外經濟交流也大大發展。.全面開放，雙向交流，陸海並舉，海運和陸運都很發達。影響深遠。我國已經逐步形成為東方的經濟中心。對一些近鄰國家的經濟交流，已經不僅限於一般的來往，而是經濟交流的中心。此時期我國對外經濟交流的空間範圍大大擴大，除東亞和東南亞外，中亞、西亞、歐洲甚至非洲都已經有比較頻繁的商業經濟的往來。最顯著的如波斯、阿拉伯的使節和商人大量來中國。
宋元時期——中國貨幣進一步流通海外，生產技能創新升級。海上絲綢之路帶動了廣西沿海手工業和加工製造業的生產技能創新和升級，城市規模擴大和城市佈局優化，欽州、北海坭興陶產業開始成型並壯大。
宋代將市舶使拓展為市舶司，而元朝政府制定了《市舶抽分雜禁》，這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市舶法規。宋錢甚至在北非國家也有出土，是當時的“國際貨幣”。由於海外需求旺盛需要提高生產效率、更新產品種類或藝術造型，同時也由於海外新材料的引進，先進生產技術或新穎工藝的吸收，貿易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外商雲集欽州港口，同時國內工匠和商人也向沿海港口城市集中。“欽州、北海坭興陶產業開始成型並壯大，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很多城市出現了海外商人聚居區，帶動了城市佈局的不斷完善。”[4] 吳小玲：《“海上絲綢之路”與欽州的發展》，《欽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2002年04期 。
宋朝先後各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與中國通商的國家總計五十八個國。 出現了《嶺外代答》、《諸蕃志》，記載與中國通商國家情況的專著。
宋神宗下詔：“恢復廉州、欽州如洪寨博易場，與交趾互市，仍由廉州沿海巡檢司管理。其後又在邕州永平寨、右江南江柵設置了博易場，由永平知寨和南江巡防主管進出境事務，徵收關稅、牙錢等。元豐三年(1080年)從廣南市舶司分設廣西市舶司於欽州，管理交趾至欽、廉州商船的出入境、貿易及稅收事務。”[5] （元）脫脫、阿魯圖：《宋史·本紀十四》。
自北宋開始，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發展，內外貿易繁榮，對外航運也突飛猛進，尤其是海上運輸，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時，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洋上中國船隊是最活躍的船隊。宋元明清時期，我國在對外經濟文化方面出現了一批富有遠航經驗的國際大遊歷家。
明清（鴉片戰爭前）時期——影響漸衰
明清(鴉片戰爭前)時期，除了明朝初期的鄭和七下西洋外，政府對外由開放轉入閉關。清初以後，由於封建統治階級採取閉關政策，廣西與國外的海上聯繫便逐漸中斷了以至於後來收到了來自外國的政治經濟的嚴重剝削。
為了抵制蕃貨，“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下令一律禁止民間買賣及使用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年)再次發佈命令禁止下海通番。”[6] （清）張廷玉等：《明史·本紀三》。清廷從順治時到雍正時的四十年海禁（公元1655年—1684年，公元1717年—1728年）1683年清軍攻佔臺灣後，康熙接受東南沿海的官員請求，停止了清前期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開海禁是有限制的，其中最大的限制就是不許與西方貿易。
到了乾隆以後，清廷開始實行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清廷的閉關鎖國政策完全阻礙了清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使清國喪失了與世界同步發展的最佳時期，為後來清國百年積弱落後埋下伏筆。
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兩晉南北朝，繁榮於繼隋朝之後唐宋時期，明清時期因海禁政策而逐漸衰落，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廣西北海和欽州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各朝代均有所變遷，到了今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其又煥發出新的光輝。
參考文獻：
[1] 徐傑：《海上絲綢之路》，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
[2]（劉宋）范曄：《後漢書》。
[3]（北宋）宋祁、歐陽修：《新唐書。
[4]（元）脫脫、阿魯圖：《宋史》。
[5]（清）張廷玉等：《明史》。
[6]（西漢）司馬遷：史記。
[7]梁志明 , 李謀 , 楊保筠：《東南亞古代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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