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名称】“查文·德胡恩塔”行动
【规范称呼】日本大使馆人质危机
【英文名称】Operation Chavín de Huantar（秘鲁语：Operation Chavín de Huántar）
【密级】机密
【发起者】秘鲁总统阿尔贝托·谦也·藤森·藤森
【运作进程】1996年12月17日晚，1997年4月21日开始
【目的】解救日本驻秘鲁大使馆的人质
2013年纪念行动期间展示的“查文·德胡恩塔”行动模形
【背景】
1996年12月17日晚，秘鲁首都利马。
日本驻秘鲁使馆灯火辉煌，时任日本大使青木森久正为日本明仁天皇的寿辰举行一年一度的庆祝宴会，秘鲁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外长图特拉、最高法院院长巴萨洛·奇里诺斯、部分国会议员、知名人士和各国外交使节800多人应邀参加。在热烈的气氛中，大家丝毫没有想到激进组织的战火即将烧向自己。
此时，22名“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成员，在韦尔塔司令（化名）的指挥下，兵分3路开始了策划1年之久的突袭行动：
一路化装成侍者，将大批武器及弹药隐藏在蛋糕里，骗过使馆外围警察的检查，混入使馆内；
一路潜伏在使馆外，准备接应；
一路搭乘一辆救护车，在距使馆不远处伺机而动。
20时30分，大厅内招待晚会正进入佳境之时，混入使馆内的14名激进分子首先发难。他们投掷烟雾弹，造成一片混乱。潜伏在使馆外的激进分子在围墙处炸开了一个缺口，借着弥漫的硝烟，迅速从缺口冲入大厅，手持冲锋枪疯狂扫射。几乎同一时间，大厅内的几个“侍者”像变戏法似地从蛋糕里取出武器，对如梦初醒的警察和保安人员发起攻击。
当人们还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乌黑的枪口已经逼在了他们的眼前，而刚才一些在人群中穿梭不停、笑容可掬端茶送水的侍者，也露出了真实的面目，与那些身着黑衣、手持武器的人混在一起大声吆喝着，叫在场的人们趴下。乌拉圭驻秘鲁大使博卡兰德罗稍微作了一下挣扎和反抗，便遭到持枪人的鞭打。一场震惊全球、旷日持久、世纪罕见的人质危机就在一瞬间揭开了序幕。
在弥漫的烟雾和混乱的人群中，激进分子里应外合，与使馆内的警察和保安人员短暂地交火后，迅速控制了使馆两层楼的所有出口，将馆内540余人（800余名来宾中，有200余人因公务提前退场）扣为人质。在被劫人质中：
有秘鲁外交部长、农业部长、最高法院法官、反恐警察司令以及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等高层要员；
秘鲁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格雷戈里奥·图德拉·凡·布鲁格尔·道格拉斯
时任秘鲁总统阿尔贝托·藤森的母亲、妹妹、弟弟佩德罗·藤森也在其中；
除中国、美国、墨西哥等国大使因公事提前十余分钟退场外，前来出席招待会的德国、法国、巴西、玻利维亚、古巴、委内瑞拉、韩国等18个国家的大使、代办以及外国驻秘鲁的跨国公司的代表，也一起成了激进分子的“囊中之物”。
突袭使馆的激进分子们都用一块与秘鲁红白两色相间的国旗图案相似的手帕遮住脸的下部，这块手帕的上面还印有他们所属组织的字母缩写。从这些缩写上人们认出，制造这起人质事件的人来自秘鲁第二大游击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英文：Túpac Amaru Revolutionary Movement，缩写：MRTA）。
“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旗帜
那么，“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究竟是何方神圣？
图帕克·阿马鲁二世
“图帕克·阿马鲁”，名字源于18世纪的南美革命领导反抗西班牙统治的一个土著的名字——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原名何塞·加夫列尔·孔多尔坎基，出生于秘鲁廷塔省苏里马纳村一个印第安人家庭，父亲是家乡附近潘帕尔卡、通加苏卡与苏里马纳3个村的酋长。父亲死后，他的哥哥克莱门特继任了酋长的职位。图帕克·阿马鲁二世是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是秘鲁印第安人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起义的领导人。两个世纪以来，图帕克·阿马鲁二世的英名和业绩在秘鲁以至拉丁美洲印第安人民中间世代传颂，妇孺皆知。他所发动的1780年11月4日大起义严重动摇了西班牙在秘鲁的残暴殖民统治，揭开了拉丁美洲人民伟大的独立战的序幕。
图帕克·阿马鲁二世领导的这次起义虽然只坚持了半年多，但它为秘鲁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开辟了道路，标志着拉美民族独立战争时代的开始。阿马鲁二世为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而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他反抗殖民统治的思想教育和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家和印第安人民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1980年11月10日，在纪念阿马鲁二世起义200周年的大会上，秘鲁总统庄严地发布命令，授予图帕克·阿马鲁二世以"秘鲁解放先驱、贤哲和烈士"的光荣称号，同时在库斯科广场上树立起阿马鲁二世的骑马塑像。当以这样一个伟大名字行动之时，怎能不想到阿马鲁二世及其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印第安人大起义呢？
1987年版的秘鲁货币上的民族英雄形象
“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就是这样一个以伟人名义组建的秘鲁马克思主义游击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该组织由维克托·阿尔弗雷多·波洛伊·坎波斯领导，其既定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一切“帝国主义”成分。曾企图推翻由阿兰·加西亚总统领导的前秘鲁政府，并联合拉美其他国家的左派游击队组织，实现18世纪拉美民族英雄西蒙·玻利瓦尔和20世纪50年代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等一直追求的“大拉美”的革命理想。“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在秘鲁东部毒贩活动猖獗的瓦亚加古地区。成立后，它经常袭击西方国家大使馆、打劫银行、绑架商人和发动炸弹袭击。
正是以“图帕克·阿马鲁”之名，革命运动从1987年开始在秘鲁活动，但却是曾是一支对社会造成极大动荡的激进主义游击队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被秘鲁政府、美国国务院和欧洲议会指定为恐怖组织，但后来于2001年10月8日从美国国务院的外国恐怖组织名单中删除。
同秘鲁第一大反政府武装的“光辉道路”一样，“图帕克·阿马鲁”在秘鲁国内外闻名遐迩。不过，与后者不同的是，“图帕克·阿马鲁”的人数从来没有“光辉道路”多，即使在高峰时期也只有1000人左右，而“光辉道路”成员最多时曾达到上万人。“光辉道路”的成员以农民居多，主要在农村地区活动。而“图帕克·阿马鲁”的成员以城市工人居多，活动重点也以城市为主。两大组织因战略和策略上的不同向来关系不睦。
秘鲁总统阿尔贝托·谦也·藤森·藤森，中文名藤森
1990年，藤森当选秘鲁总统后，对反政府武装软硬兼施：
一方面强力打压。与游击队展开坚决斗争，先后颁布了《自首法》和《严惩恐怖分子法》，先后成功逮捕并审判了两大游击队的主要负责人，其中包括图帕克·阿马鲁的3位领导人——维克托·阿尔弗雷多·波洛伊·坎波斯、彼得·卡德纳斯·舒尔特和米盖尔·林孔·林孔，“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遭到毁灭性打击，其最高领导人罗兰多·波拉耶被判刑入狱；
另一方面攻心瓦解。由于藤森政府主张发展经济，大力进行经济改革，使得人心思定，在政府政策的“感召”下，许多游击队员纷纷脱离组织。
此外，苏东剧变，冷战终结，也使这些游击队组织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发生混乱，且再难获得外援。到1996年，“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成员估计只余300至600人。
多次受到打击，世人认为早已销声匿迹的秘鲁“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终于在1996年岁尾发动了本次震惊世界的秘鲁人质事件，他们的政治理想与诉求仍然存在。
指挥这场袭击活动的，是“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唯一逍遥法外的主要领导人——内斯托尔·塞尔帕·卡托利尼。卡托利尼有时被化名为“埃瓦里斯托”，曾是一名纺织工人，1979年2月，当他还是克罗莫德克斯公司的工会主席时，就因发动工人占领该公司的行动而小有名气。在他成为“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主要成员后，在其精心组织下，牢狱中的维克托·阿尔弗雷多·波洛伊·坎波斯，竟然被他利用秘密挖掘的地道中救出。遗憾的是，坎波斯事后又再次被捕，直到现在仍然被关押，与墨西哥大毒枭古斯曼（ ）关押在一起。
在人质被制服后，激进分子通过扩音器向闻讯而来准备解救人质的秘鲁军警、政要喊话，提出了他们的要求：与藤森总统直接对话，政府承认该组织合法化，释放被关押在监狱中的该组织所有领导人及其成员共460多人，其中包括卡托利尼的妻子南希·吉尔沃尼奥、该组织的智利成员和美国公民洛里·贝伦森。否则，他们将杀死人质。
“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阐述要求
在未来4个多月漫长对峙过程中，秘鲁政府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决人质危机的准备：
1、事件发生后，秘鲁投入了900多名警察和特种部队成员对日本大使馆实施严密封控。对峙中的周密准备人质事件发生后，秘鲁政府立刻出动大批军警，对日本大使馆进行了严密封控。使馆附近的街道俨然成了壁垒森严的作战前线：
武装直升机在低空盘旋；
使馆被由沙包、铁簇篱交织构成的封锁线包围；
身着防弹衣、头戴钢盔的军警将大使馆围得水泄不通，使馆附近的制高点上，秘鲁警方狙击手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使馆内的一举一动；
一架美国提供的RU-38A侦察机一直在日本大使馆上空盘旋，不停地位秘鲁当局搜集相关情报。
另外，藤森命令从军中挑选了140名训练有素的士兵，立即前往弗朗顿岛美国海军基地进行实战训练，为强攻作先期准备。
秘鲁特种部队始终密切监视，随时待命
然而，封控只是解决事件的开始。诉诸武力，攻其不备，虽不失为解决人质危机的“速效药”，但风险极大，而且可能为此付出的代价极为惨重。如果向激进分子妥协，释放在押的460名激进分子，轻易得逞的激进分子必将更加肆无忌惮，秘鲁社会将永无宁日。为此，内政部长因为对日本使馆的防卫漏洞问题负有责任而直接引咎辞职，警察局长也因同样原因去职。
情急之下，在藤森的领导下，一个代号为“查文·德胡恩塔”的武力解救方案，已经开始策划、筹备了。
18日夜间，在国际红十字会的斡旋之下，激进分子首先释放了包括外交官夫人在内的约40名妇女和老人，藤森总统的老母和妹妹，可能是未被激进分子认出，而裹挟在首批被释放的老幼妇女中间得以浑水摸鱼。
当然，为了避免付出惨痛代价，次日（18日），秘鲁政府委任其卫生部长多明戈·帕莱莫作为政府代表还是前去与激进分子谈判，但遭到拒绝，激进分子坚持要藤森总统亲自出面谈判。
尽管激进分子与多明戈·帕莱莫为首的秘政府代表举行了多次谈判，但由于藤森总统坚持拒绝接受激进分子的条件，而使谈判未能取得进展。藤森总统认为，如果接受了该组织的条件，就会开一个“不吉利”的先例，今后非法组织都会破坏法制，向政府进行要挟。当前，政府只是同意改善狱中游击队员所处环境。但这无法满足激进分子的要求。卡托利尼称：“如果是为了这个，我们就不来这儿了。”
对于藤森总统的强硬立场，各国的反应也不相同：
美国表示理解与支持，美国驻秘大使杰特虽因提前退场而未在人质中，但美国至少还有7人被扣。不过，美国白宫发言人伯恩斯表示，美国的态度是坚决反对作任何让步。他说：“如果你向他们让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赢了”；
但日本的态度相对就要谨慎了，因为被扣人质以日本人居多。激进分子之所以挑中日本人为袭击的主要目标，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考虑到日本与秘鲁关系不一般，日本对秘鲁政府的决策更具影响力。日本对人质危机的态度会直接关系到秘鲁政府对激进分子采取何种措施。这一点，激进分子果然猜对了。事件发生后，日本桥本首相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并打电话给藤森总统，希望他妥善处理。日本外相池田行彦也急速飞往利马，寻求解决途径。从日本政要的立场来看，是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这场危机的，以保证人质生命安全为首要。此外，按照国际法，日驻秘大使馆属于日本领土，没有日本方面的同意，秘鲁警方也不能擅自闯入。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
其他有人质国家也不希望武力解决。
与秘鲁同属南美的乌拉圭政府为解救被扣的乌拉圭驻秘鲁大使，甚至释放了关押在该国的“图帕克·阿马鲁”的两名成员。以此为交换条件，乌拉圭驻秘鲁大使博卡兰德罗果然在去年圣诞节获释。这使藤森很不高兴，认为乌拉圭的作法是“自私和不坚定的”，秘鲁政府随后就宣布召回了秘驻乌临时代办。
21日，在人质危机进入第4天时，藤森总统直接对公众公开讲话，表示十分关心人质的生命安全，称政府将尽全力争取和平解决人质危机，但断然拒绝激进分子的要求，并严正要求激进分子“立即放下武器、释放人质”。只是由于日本的压力，大概也是为了争取时间，藤森才同意同“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进行谈判。但对他们最主要的要求——从秘鲁监狱释放他们的大约450名战友，藤森总统寸步不让，而是提出允许这些人流亡外国——古巴愿意接受“图帕克·阿马鲁”行动小组避难。但“图帕克·阿马鲁”也坚定回绝。由于秘鲁政府与激进分子在释放在押的“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人员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致使谈判屡屡陷入僵局。这样，不久双方就僵持不下，这给秘鲁的政治与经济带来了不少问题。
但谈判委员会（大主教西普里亚尼、加拿大大使安东尼·文森特和红十字代表明尼克）长时期给人的印象是对谈判抱有信心。在此期间，秘鲁政府既坚持了不向激进分子妥协，又保持了相当的灵活性，不断派出代表与激进分子谈判，并通过国际社会向激进分子施压，迫使激进分子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杀害人质，艰难而漫长的对峙一直持续到1997年4月。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的斡旋下，卡托利尼在最后作了很大的让步，激进分子经过筛选，陆续释放了300余名人质，至一月中旬尚余被认为有用的72人质，其中包括藤森总统的弟弟、秘鲁外长、农业部长、日本驻秘鲁大使以及许多日本企业界和商界人士，作为同藤森谈判的筹码，却只要求从监狱里释放20名有病的战友——有报道揭秘，他们为了本次行动，准备了足足一年之久，并且得到了日本“赤军旅”（ 就是“赤军旅”的作品）的理论指导与后勤支援——可见其妥协幅度之大。令人颇感讽刺意味的是，同“图帕克·阿马鲁”打了多年交道的秘鲁国家安全局长吉列尔莫·博维奥，以及国家反颠覆斗争指挥机构领导人里维拉将军也在被扣之列。
可是，藤森，这个日本籍政客对此毫不领情。
2、将特种部队调往利马郊区，进行武力解救人质的模拟训练。针对使馆的地形和建筑特点，特种部队反复演练了潜入、突击，射击和救治等各个环节。为了协调各方力量，统一营救行动，藤森总统命令秘鲁国家情报署特别行动组统一协调军警和特种部队的行动。
“查文·德胡恩塔”行动，是由特种警察部队的司令安东尼奥·伊巴尔塞纳将军负责的。接到这个死命令，军方立即请来了英国安全咨询服务公司的反恐怖专家来到利马，训练这支精锐部队。据说军方也请来了以色列人出主意。
最初，安东尼奥·伊巴尔塞纳将军把计划的重心放在训练狙击手上。他在利马郊区的一个军事隔离区，附近的乔里洛斯军事学校的住所中进行的，政府按原建筑的式样和规模仿造了日本大使的三层楼官邸精确复制品。突击队员就在那里训练，一次又一次地指挥士兵掌握营救人质的基本技巧和每一个细节：
用来打开大使馆地板的爆炸的重量；
在激进分子松懈或者睡着时袭击；
在袭击的头几秒钟用炸药造成混乱；
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准确无误地判断激进分子的方位并干净利落地将他们消灭，为以后的行动作准备——以色列在1976年采取引人注目的“恩德培”营救行动（Operation Entebbe）之前也曾做过这样的准备。
3、挖掘地道，创造进攻条件。所有步骤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但一个致命的难题是：这一次人质数量多而且集中，任何论证详细的正面袭击都难免出现漏洞？
1997年1月，藤森又派出60人，其中包括24名矿工，开始秘密挖掘通往大使馆主楼的一条57米长的地下通道。采矿工人给总统的特种部队开挖地道，他们用声响不大的挖掘机，从邻近的房子向着大使官邸挖了几条3米深的隧道。
同时，4个多月的准备时间为安东尼奥·伊巴尔塞纳将军提供了新思路：既然卡托利尼能掘地250米从插翅难飞的坎多·格朗德监狱解救出坎波斯，那特种部队又何尝没有能力多挖几条地道通往大使馆呢？
于是从1997年3月份开始，特种部队开始加大力度秘密朝大使馆挖地道。
在秘鲁军方花数周时间在官邸下挖地道时，为了掩盖挖掘的机械声，官邸附近的喇叭中一直大音量播放着军乐。尽管军方对官邸播放进行曲来迷惑视听，扣押人质的武装分子还是在3月初听到了挖掘的声音。
此时，卡托利尼恼羞成怒地停止同政府谈判，藤森的计划眼看即将告吹。
后来调解人的照常谈判，又使卡托利尼失去了警惕。
4、竭尽一切可能掌握情报信息。本来，在人质危机发生后，有一个激进分子的脚踝受伤，根据他的要求，秘鲁方面为他准备了一副拐杖，并在里面安装了一个精巧的窃听器。这个窃听器为秘鲁当局在人质危机发生后了解使馆内的动态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好景不长，这个激进分子的脚伤好了，拐杖也就给他扔了。秘鲁警方又成了睁眼瞎。秘鲁警方又利用国际红十字会向使馆内送食品、药品、医生给人质检查身体等一切可乘之机，想方设法将多个火柴头大小的窃听器放进了使馆内。
更为重要的是，为了满足人质中一名神父胡里奥·维希特的特别要求，同时也考虑到神父在人质中的精神稳定作用，激进分子同意当局为神父特送一具十字架。于是秘鲁情报部门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十字架中安装了窃听器。当这具特制的十字架被送进关押人质的房间时，被扣为人质的“内线”人物、秘鲁前海军少将路易斯·吉安皮特里·罗加斯（也有叫作“路易斯·詹彼得”，后来当选秘鲁副总统，任期2006-2011年）终于与秘鲁情报机构取得了联系。
路易斯·吉安皮特里·罗加斯
据获救人质之一、玻利维亚驻秘鲁大使古穆西奥透露说，人质中有一名军官手中掌握着可同秘鲁情报机构直接联络的通讯手段，他一直密切注意着激进分子的活动，正是他事先向外界通报了上述情况，因此人质多少也有一些精神准备。一开始，路易斯·吉安皮特里并不知道窃听器藏在哪里，他只能趁激进分子不在时不断地对着鲜花、灯具甚至便桶说话，想检查究竟是什么东西里装有“机关”，可是始终一无所获。就在他几乎要放弃时，一名人质让他试一试十字架，十字架里传来了“福音”，里面安装的麦克风把他的声音及时传了出去。
几个星期的时间，警察已成功地将窃听器偷偷送进了官邸。窃听器藏在红十字会交给人质的—个吉它和衣服之中。此外，秘鲁特工还在地道内安装了敏感的窃听装置，用于监听激进分子的动静。
人质与秘鲁警方的“秘密联络通道”沟通了。就在此时，卡托利尼仿佛对连续一星期在使馆外一个扬声器内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军乐声有所怀疑了。他时不时地站在窗户前屏息聆听，躁动不安。这一反常举动非同寻常，路易斯·吉安皮特里赶紧通过“热线”将“信息”传递出去，附带着告诉对方他的寻呼机号码。
很快，扬声器中借以掩盖地道挖掘声的高音量军乐换成了欢快高亢的墨西哥民歌。这些优美的曲调平息了卡托利尼的不安，也消除了他对军乐声的疑惑——就这样，幸运之神与卡托利尼擦肩而过并一去不复返了。
此外，还在使馆外使用了先进的激光窃听器、红外夜视仪、长焦距摄像机等器材，多种侦察手段的运用，使秘鲁警方及时掌握了官邸内的情况，为正确决策提供了基本依据。通过窃听器和直升机上的红外扫描仪，情报机关密切注视官邸内的—举一动，并发现，扣押人质者夜间警惕性最高。但是下午，爱好足球的卡托利尼同6个同伙—起，在改造成微型球场的接待人厅内照例要蹋一场球。球是用破布和窗帘胡乱制作的。
工程浩大的“地下工作”终于完成了，这些地道共5条，深3米，最长的达80米，其中一条地道通向大厅，一条通向餐厅，地道内有照明、空调和通信设备，供人在里面潜伏多天。卡托利尼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几年前天才般的“创作”会被“还治其人之身”，在他眼皮底下居然还真有詹姆斯·邦德式的特工人员在活动。在靠近大使官邸下的出口处，特种部队安放了塑性炸药。对爆炸力作了精确计算，既要在地面炸开出口，又要不使上面的建筑倒塌。
被炸开的地道口
5、争取国际支持。藤森总统及时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分析、处理来自各国反恐机构提出的建议和措施，并与美国、英国、法国和以色列等国的特殊机构进行紧急磋商，还邀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专家飞抵利马，为其特种部队出谋划策。
利用谈判拖延时间、寻找时机的策略发挥了作用，行动方案越来越缜密、可行。现在欠缺一个动手的机会，一个充满道德优越感的机会。
扣押人质者这时主动“送货上门”，他们只准许医生每周看望一次病人。这正好给藤森提供了期盼已久的开火的借口。
“查文·德胡恩塔”行动于21日当地时间凌晨6时开始布置实施，6时30分，所有队员进入地道待命。
依照藤森事后的介绍，4月20日下午15时15分，藤森总统接到“内线”路易斯·吉安皮特里的报告：当时激进分子放松了警惕，11名激进分子正在一楼大厅踢足球，所有人质都被集中在官邸的二层，只有3人看守人质。在发信号前，路易斯·吉安皮特里曾经通过小发报机报告，所有人质都在楼上他们自己的房间里。特战队员在地下呆了33个小时，一直等待藤森总统命令。
4月22日正午，对于仍关在使馆内的人质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126天的囚禁已经让他们从一有风吹草动就躁动不安的惊弓之鸟慢慢变成了麻木不仁、百无聊赖的看客，整天只能或坐或卧的姿势也使他们厌倦了宝贵的午睡时光。在一座古色古香的挂钟单调的嘀嗒声中，人质们照例又开始了他们称之为“松弛法”的节目——聊天。
被集中在二楼的人质谈兴正浓。他们从法律、政治谈到烹任技巧，从私有化改革谈到体育比赛，常常是某一问题刚刚展开，就卷入了白热化的争论中。人质们争先恐后地参加辩论，往往是一方话音刚落，另一方宏论又起，当双方争执不下时还有人用即兴演讲来调和矛盾，赢得或多或少的一些掌声。
时针这才走到了15点，时间漫长得如同过了半个世纪。
本来还对私有化话题颇感兴趣，间或也“贡献”宝贵意见的5个看管人质的激进分子打起了哈欠。他们向卡托利尼打了招呼后就到一楼的大厅里踢室内足球去了。
126天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段不短的日子，每日24小时的监视使他们比人质更为疲乏。生命在于运动，要想保持足够的体力，打赢这场持久战，适当的运动是少不了的。
藤森的“拖”字术此时为人质赢得了最宝贵的生存机会。长期的疲倦消磨了卡托利尼的耐心，也使他失去了狼犬般灵敏的嗅觉与兔子般的谨小慎微。他忘了将一再声称的爆炸装置披挂在身，曾让人惊恐万分的使馆“空前大爆炸”就这样错失了最后一个砝码——15分钟后，卡托利尼及6名激进分子即将壮志未酬。
进攻时间定于下午15点50分，藤森时而走到窗前，对着不远处的大使馆凝神沉思，时而走到指挥台前用手指慢慢地摩掌着扬声器上纵横密布的金属丝。这已是100多天的较量中的最后冲刺阶段了。为这一天，藤森和整个秘鲁等待得太久太久了，以至每一秒钟在他看来都似乎慢得让人难以忍受。等待，唯有等待才有机会。终于，机会来了：
安装在地道内的高灵敏度窃听器测出，激进分子正在踢足球。机不可失，藤森马上命令向路易斯·吉安皮特里的寻呼机传出进攻的信号，几分钟后路易斯·吉安皮特里的答复传送回来。
激进分子走后不久，路易斯·吉安皮特里像得到什么信息似地紧急行动起来。他诡秘地对身边的人质耳语着什么，所有人质惊诧却顺从地匍匐在地。待所有人质准备就绪，他又快速走到室内的一个十字架前，对其大声地说道“可以行动”。
22日15时17分，藤森毅然决然地发出行动信号，准备动手营救人质——进攻命令比计划提前13分钟发出。于是，带着面具的特种部队出动了。
营救人质时，藤森坐镇日本大使官邸附近的一栋住宅内，亲自指挥了这次战斗。
秘鲁电视台也派记者亲临现场进行直播活动。
藤森在较量中赢得了至关重要的时间差。
【行动经过】
1997年4月22日15时17分，筹划许久的“查文·德胡恩塔”行动展开，200多名特战队员迅速向使馆发起突击。
当时，人质之一的神甫胡里奥·维希特，刚刚同秘鲁国会议员路易斯·章·清下完了一盘棋，一个同室被押人质低声告诉他：“我们自由啦！”神甫刚才下了3个小时棋，昏头昏脑地以为这是开玩笑。
突然，日本大使官邸—声巨响震动了整个房间。天花板和家具的碎片如雨点般地飞落下来，滚滚浓烟从门窗和楼顶窜出。军警突击队首先把通向官邸大厅的地道口炸开，5个正在踢室内足球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游击队员还没有意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被炸得身首异处。
炸死5名武装分子的大厅
大使馆大厅、餐厅、花园的3个隐蔽角落闪出一阵阵白光，随之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只见硝烟弥漫处，隐藏在地道里的200多名全副武装的特战队员从3个被炸开的地道爆炸口中鬼魂一般地突然钻了出来，与激进分子展开激烈枪战。枪声和爆炸声交织在一起。
突击队员们冲入大厅与餐厅，与固守在官邸里的“图帕克·阿马鲁”武装分子短兵相接，展开激烈枪战。有３名激进分子还没来得及拿出枪，就在同第二个地道口出来的士兵交火中被击毙。
特战队员从爆炸口中鬼魂一般地突然钻了出来，与激进分子展开激烈枪战
——占领日本大使官邸的“图帕克·阿马鲁”武装分子共有14人。其中多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还有两名女性。当时，他们只有3人在二楼负责看守人质，另外11人聚在一楼大厅，有的在室内踢足球，有的在看电视。平地一声“惊雷”，另外6名未被掀翻的武装分子惊惶失措、赤手空拳沿弧形楼梯逃往二楼，又被从门外冲进来的突击队员从身后用枪撂到两个。
“机关枪哒哒响，子弹从我耳边呼呼地飞过。我以为，我的寿命到头了。”神甫事后回忆说。他本能地扑倒在地上：“烟尘很大，两米外我什么都看不清楚。”
与此同时，从官邸院内片外2个地道爆炸口钻出来的突击队员与翻墙入院的突击队员，按计划兵分3路：
一路冲进官邸增援；
一路攻占制高点；
一路赶去救护人质。
10分钟以后，一支小分队成功地攻上楼顶，他们在对应二楼楼梯的地方炸开一个“天窗”，居高临下对敌人展开攻击，掩护一楼突击队员冲上二楼。猝不及防中，卡托利尼慌忙集中起仅剩的6名激进分子，与正面闯入大使馆的突击队交起火来，但是突击队员的MPS冲锋枪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更不用说上楼去枪杀人质了。
此前几十名突击队贝已经从官邸左面和后面突入二搂人质所在的几个房间，将人质保护起来，待一楼突击队员冲上来后，他们随即开始指挥和掩护人质分批逃离。
一个突击队员抓住维希特神甫的胳臂，把他拉到外面一个小平台上：“跑吧，你现在自由啦！”神甫听到此话后跌跌撞撞地经过—段台阶来到花园。他身体紧贴着墙壁，有一个人把他拉上了—辆正等在那里的大轿车。
维希特神甫平安得救
官邸外，二十几名突击队员在与官邸主楼相连的副楼平台上筑成一道人墙，接应从二楼侧门出来的人质。多数人质神色茫然，—些人低头弯腰，一路小跑通过平台，一些人跪着或爬着通过平台，突击队员在一旁不断用手拍着他们的背，鼓励他们快跑快爬。
首批获救人质中，只有秘鲁外交部长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格雷戈里奥·图德拉·凡·布鲁格尔·道格拉斯腿部中了一弹。可这一切归功于一名藤森子女的保镖——劳尔·吉姆内兹·查韦斯中尉（也有瓦莱尔中尉一说），他当时第一个冲进被炸开的官邸，但为了保护图德拉而中弹身亡。图德拉手捂伤口逃下楼梯后被人用担架抬走——但是请记住，这老兄恶魔附体、大限已至。
弗朗西斯科·安东尼奥·格雷戈里奥·图德拉·凡·布鲁格尔·道格拉斯逃离险境
战斗进行到25分钟时，突击队员已经控制住了局势，武装分子半数以上已被炸死或击毙，剩下几名退至二楼右侧几个房间负隅顽抗。
卡托利尼和其余６名激进分子，同从官邸大门正面进入的突击队进行了15分钟的顽强抵抗，最后全部殉难。
日本大使青木森久面带微笑，走出了大使馆，他与其他25名因轻伤和身体状况不佳的人质一起被送往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
激战38分钟后，14名“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武装分子一一毙命，持续126天的日本驻秘鲁使馆人质事件，以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得以最终结束。
人质获救
【后续】
突击行动过后几分钟，藤森总统便来到日本人使官邸，问候被解救的人质，以此展现其强大的能力及存在感。
历经4个月煎熬的藤森首次露出了由衷的笑意。他身穿防弹衣，快速抵达大使官邸，站在庭院内的一把椅子上，志得意满地向参与行动的士兵和没被送进医院的人质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秘鲁不接受恐怖主义，秘鲁给国际社会作出了榜样，不允许激进分子进行讹诈。他说，这次胜利是一次人民的胜利。
当突击队员们拆除了在大使馆屋顶上悬挂的“图帕克·阿马鲁”的旗帜时，藤森和一些前人质一起唱着秘鲁国歌。秘鲁电视台还播放了藤森在死去的游击队中大步前进的画面，其中一些尸体被肢解。藤森在路过菩提树时被拍到的著名照片，在这座住宅的主楼梯上有卡托利尼和罗哈斯的尸体，照片中罗哈斯被毁的头部很明显。
藤森在大使馆楼梯上，地上是卡托利尼和罗哈斯的尸体
滑稽的是，就在藤森慷慨陈词时，使馆内又响起了爆炸声，原来是卡托利尼布置的饵雷被触及，发生了爆炸。
不久之后，有人看到藤森总统乘坐载有获释人质的公共汽车穿过利马。
随后，在德国避难的“图帕克·阿马鲁”运动的女发言人诺玛·维拉斯科还打电话给巴拉圭的亚松森“卡迪纳尔”电台，指责日本违反《维也纳公约》有关大使馆享有治外法权的规定，允许秘鲁军队进入其官邸。当然，这无伤藤森的一根毫毛。
对于给予秘鲁警方进入大使馆权利的日本，藤森也表示不买帐，这是史无前例的。在“查文·德胡恩塔”行动正式实施时，藤森将行动计划通知了克林顿总统，而日本首相桥本是在行动开始后才被告知的——这与日本人轰炸珍珠港（ ）异曲同工、臭味相投。人质危机解决之后，藤森在向日本记者的发言中还余怒未消，指责日本为“胆小鬼”。他说没有一个日本人提出解决这次危机的具体建议，仅仅要求和平解决“意味着我们应该向恐怖分子让步”。同时，他还指责日本公司在过去发生的绑架案中只知道掏钱的作法。看来，藤森终于能挟解决人质危机之余威，吐出郁积心中已久的一股恶气了。
虽然人质危机解决了，但问题远未结束。
秘鲁反对党在利马出版的报纸《共和国报》对突击行动提供了另一种说法，据它说，只有4名武装分子在爆炸时当场被炸死，卡托利尼赤手空拳冲上楼梯，一个士兵就近朝他头上开了一枪，就地处决了他。
据说，两个负责看守人口处的女游击队员在突击队员攻入后即举起双手，高喊：“救命，我投降！”但也被开枪打死——被解救的人质和情报人员说，两个游击队员先被押走，然后被正式执行枪决。
14名反叛分子多数不到20岁，许多人是文盲。维希特牧师说，他们也受过杀人训练。但是，进攻来得太突然，多数人没有带武器。因此他们只打死两名冲锋的士兵——其中一个以身体挡护在外长前面，救了外长一命。
被解救出的人质之一——秘鲁农业部长穆尼亚特说：“第一次爆炸后1名激进分子跑到我们的房间。有20名人质呆在那里。他用机关枪对着我，两眼直逼着我，然后便转身冲着门开枪，几秒钟后这名游击队员死在枪林弹雨之中。”
这次成功的行动随后受到了几名目击者的谴责，他们声称至少3名甚至8名叛军曾经投降，但在投降后却被突击队立即处决的厄运。
据美国国防情报局称，武装分子罗利·罗哈斯被发现试图与人质一起走出住所。1名突击队员发现了他，把他带到房子的后面，一枪炸飞了罗哈斯的头。美国国防情报局的电报说，突击队员的意图是向罗哈斯的头上发射一发子弹。由于这个错误，突击队员不得不把罗哈斯的尸体部分藏在卡托利尼的尸体下面。卡托利尼也在突袭中丧生。电报还说，另一名（女性）成员在袭击后被处决。
上述这些表明，藤森故意命令实施屠杀政策。
行动结束后，军事检察官撤走了游击队的组织，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代表不得进入。尸体未按法律要求送法医研究所进行尸检。相反，尸体被送到了警察医院的太平间，解剖是在那里进行的。尸检报告一直保密到2001年。死者的近亲不允许在场，以确认尸体和尸检。
一天以后，他用—个精巧的纸板模型向新闻界介绍厂这次行动的详情：死者家属只得到了钉死了的棺材，12名反叛分子被当做“无名氏”秘密而又草草地掩埋在利马各地的公墓里。卡托利尼的遗体被安葬在利马郊区的一个公墓里，这座公墓位于维拉·玛丽亚·德尔·特里温福别墅。
卡托利尼的遗体被安葬在利马郊区的一个公墓里，位于维拉·玛丽亚·德尔·特里温福别墅
其中一名游击队员的母亲伊莉吉亚·罗德·古兹·布斯塔曼特和副局长，要求总检察长办公室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确定在救援过程中死亡的人，但总检察长办公室承认其对军事司法系统中鉴定已故“图帕克·阿马鲁”成员的管辖权。
日本大使馆在被占领到4月22日得到解放，维希特是这—期间唯一未被强制留下的人质。卡托利尼在扣留人质后第5天就想把他释放，“可我是教区神甫，我不能丢下一同被关押的人不管”，神甫对卡托利尼说。他坚持了126天，直至秘鲁军队特种部队向大使官邸发起攻击。
两天以后，维希特又坐在他的利马神学院里吃早餐了。他已把在被扣期间留的满脸大胡子剃光。他不需要蓄须留念，回忆这段被关押时期的长长梦魇。他知道，这个被共同的遭遇偶然推到一起的一班人相聚一处的情形，将会同他终生相伴。
他每周两次听取忏悔，做一次礼拜。神甫说：“有些游击队员也参加礼拜。”在发起攻击前不久，神甫过了他的65岁生日。红十字会送来了蛋糕和汽水以表庆贺。人质是禁止喝酒的，他只能喝一点弥撒酒——仪式上使用的一种红葡萄酒。
维希特说：“我们一般估计，要是采取暴力营救行动，会有一次大血洗，游击队员曾经多次威胁说，在每个扣押人质的房间里都会点爆—颗手榴弹。”然而，除了折磨他的那些人，只有—个人质和两名突击队员丧生，这位神甫至今还觉得不可思议。
在4月24日德国报纸《年轻的世界》的采访中，“图帕克·阿马鲁”发言人诺玛·维拉斯科评估了突袭前的进展情况，称“‘图帕克·阿马鲁’部队的目标不是谋杀大使馆囚犯”，而是满足他们释放秘鲁监狱中450名“图帕克·阿马鲁”战友的要求。维拉斯科说，“我们没有幻想”藤森希望和平解决问题，“我们确实有一些希望，许多国家的国际舆论会加大对秘鲁政府的压力，迫使他们让步。”她指出，鉴于该国的基本经济条件，她说：“在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人口仍处于贫困、饥饿和缺乏适当的医疗保健的困境中，这些问题日益严重。在大使官邸的危机结束表明，藤森完全依靠军事手段。”
总的来说，其他政府对军事行动的看法是积极的。几位安第斯总统（哥伦比亚的安德烈·帕斯特拉纳、玻利维亚的冈萨洛·恩切斯·德·洛扎达和委内瑞拉的拉斐尔·卡尔德拉）支持阿尔贝托·藤森的决定。这是安第斯第9届总统会议的公开声明。但是，也有一些例外：
4月23日在墨西哥城，数十人聚集在秘鲁大使馆抗议。示威者在大楼里扔红色油漆和西红柿，高喊“谋杀者藤森”和“拉丁美洲的哀悼”。
4月25日，秘鲁驻智利圣地亚哥大使馆发生抗议活动。防暴警察催泪瓦斯示威者，并将他们推到大使馆外的地面。一些抗议者对电视台记者说：“我们绝对拒绝这些残忍的行为，这种行为不应该再发生。”
就在同一天，智利外交部宣布：“智利政府已经对这场危机的结果表示满意。诚然，我们必须为数个人生命的死亡感到遗憾，但同样重要的是，承认没有其他可能的结果。”
4月28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评论了政府对军队的依赖，将藤森、蒙特西诺斯和武装部队领导人尼科尔·埃尔莫扎尔·罗斯描述为“秘鲁的统治三驾马车”。
还有传言称，2000年，秘鲁军事情报局长弗拉基米罗·列宁·伊利奇·蒙特西诺斯·托雷斯下令处决卡洛斯·吉斯蒂和唯一一名人质——弗朗西斯科·图德拉，后者是藤森的政治对手，躲过了游击队，终究没有躲过正规军。
名噪一时而又臭名远扬的蒙特西诺斯
根据一份国防情报机构的报告，藤森本人命令参与突袭的突击队“不让‘图帕克·阿马鲁’活着”。2002年，该案件由公诉人受理，但秘鲁最高法院裁定，军事法庭具有管辖权。一个军事法庭后来赦免了他们（藤森及蒙特西诺斯）的罪行。
作为回应，2003年，“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家族成员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起诉讼，指控秘鲁侵犯人权，即“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分子被剥夺“生命权、司法担保权和司法保护权”。美洲人权委员会接受了这个案件，但判决结果不详。
2004年，秘鲁阅兵式由“查文·德胡恩塔”行动士兵带领，这是秘鲁政府对行动的最终态度。
2013年，秘鲁国防部和军事人员发起了“查文·德胡恩塔”行动纪念活动。时任秘鲁总统的阿兰·加西亚·佩雷斯规定，每年4月22日，秘鲁都应纪念“军事勇敢日”，以纪念在世界人质危机中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军事救援行动之一的“查文·德胡恩塔”行动。
秘鲁总统的阿兰·加西亚·佩雷斯
后来的奥兰塔·莫伊斯·乌马拉·塔索政府，也向参加成功行动的士兵表示敬意。
奥兰塔·乌马拉总统
2017年4月19日，秘鲁总统佩德罗·巴波罗·库钦斯基根据国会第031-2017-DE号最高决议，将“阿亚库巧大十字勋章”授予了“查文·德胡恩塔”军事指挥部旗下。
总统佩德罗·巴波罗·库钦斯基
2017年4月21日，秘鲁国会颁布了30554号法律，宣布“查文·德胡恩塔”突击队为“民主英雄”——由于“查文·德胡恩塔”行动的巨大成功，特种部队因此由行动命名了。
秘鲁国防部和军事人员纪念2013年的行动
【关联性】
“查文·德胡恩塔”行动属于特种行动，具有反恐、人质解救等多重行动属性，自身没有行动序列。
在“历史脉动”先前发布的资料中，此类解救大使馆人质的行动还有一个，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那是美国人解救伊朗大使馆人质的行动。虽然美国特种部队被吹嘘得神乎其神，但本行动证明：小国、弱国，特种部队并不弱。
英国也有一个类似行动——“猎人”行动，不过是进入伊朗驻英国大使馆，拯救被伊朗反政府组织扣押的伊朗使馆人员，也是一次极为精彩的行动。“历史脉动”将在后续陆续推出，敬请对此感兴趣的及时关注本头条号。
营救人质，是特种部队的拳头项目
【影响】
“查文·德胡恩塔”行动，14名激进分子全部被击毙，2名突击队员——胡安·巴雷尔·桑多瓦尔中校、劳尔·吉姆内兹·查韦斯中尉在行动中以身殉职。
72名人质中，除秘鲁最高法院大法官卡洛斯·朱斯蒂·阿戈尼亚左腰部中弹引起心脏病突发，被担架抬出，送往医院接受手术后因突发心肌梗塞去世。其余人质安然获救。
人质安然获救
藤森的国内声望陡涨，国际上也是褒大于贬。14名激进分子的家属却大骂藤森是屠夫，秘鲁国内反对派更是推波助澜，指责藤森没有信守和平解决的诺言。
虽然藤森的超级明星形象掩盖了秘鲁当前所有的问题，但是安全问题专家警告说，这次救援行动成就还是很微小的。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专家卡洛斯·塔皮亚认为：“谁也不能肯定青年人不拿起武器，不走卡托利尼所走过的道路。”
反对党的报纸《共和国报》抱怨说，突击行动丧失了“使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逐步合法化”的机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进行会谈，讨论怎样才能使剩下的游击队员放下武器。
作为被解救出的人质之一，神甫维特希的评价是：“我们并没有因为采取这一行动而向和平更接近一步。”
这场军事胜利被宣传为政治胜利，并被用来支持他对武装叛乱组织的强硬立场。他的支持率很快翻了一番，接近70%，他被誉为民族英雄，“你必须生活在当时的气候中。这次行动非常成功，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秘鲁人喜欢它”，历史学家路易斯·乔卡莫维茨说，他是藤森传记的作者。回想几天后的突袭事件，著名诗人安东尼奥·西斯内罗斯说，突袭给了秘鲁人“一点尊严”。没人料到这种效率，这种速度。从军事角度来说，这是第一世界的工作，而不是第三世界。
自然，藤森有理由出气。人质危机的圆满解决提高了他的声望，虽然秘鲁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但雄心勃勃的藤森显然在寻求第三度登上总统宝座的机会，由执政党控制的国会已经通过法案，重新解释宪法，允许藤森争取第二次连任，因为藤森第一次当选是在新宪法生效前，所以不应把其首次任期计算在内。藤森最终能否如愿以偿，还要取决于选举委员会，但如果他当选了，卡托利尼无疑功不可没，是他使藤森“反恐怖克星”之称号更加名副其实。这么大的功劳没有理由不为藤森争取到几张选票。因此，藤森似乎应该是这场危机的最大受益者。
藤森也因这次行动而获得了个人荣誉。藤森在接受1997年12月17日版《科梅尔乔》的采访时表示，在大使馆官邸被扣押后不久，他就与朱利奥·萨拉扎和弗拉基米罗·蒙特西诺斯领导的国家情报局，以及陆军指挥官尼科尔·德巴里将军领导的武装部队，联合司令尼科尔·埃尔莫扎尔·罗斯一起计划了这次行动。
危机的间接受益者可能是世界各国的反恐怖组织。对他们来说，秘鲁的成功无疑是一个光辉的范例。借助于秘鲁的经验，他们可能打赢反恐怖主义这场跨世纪的战争。
【评论】
在“历史脉动”已经发布的资料中，“查文·德胡恩塔”行动是第一个源自秘鲁的军事行动，也是一个可以彪炳史册的成功行动，还是西半球历史上最长的人质事件。
国际反恐怖组织高度评价了“查文·德胡恩塔”行动，称此次解救人质的突击行动为“反恐怖突击行动的杰作”。
凭借武力营救人质的行动的确不罕见，但被评价为“几近完美、没有缺憾”的行动却少之又少。不过，“查文·德胡恩塔”突袭行动确实获得了《纽约时报》的如此最高评价。成功营救后两天，美国反恐专家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秘鲁军队营救72名人质的大胆行动得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人质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同时采取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创新的做法，其中包括利用在大使官邸下挖的地道网，这就是创造性地将地道战应用于反人质劫持上。
一些专家说，秘鲁此番营救行动，完全可以与以色列1976年从乌干达恩德培被劫持的飞机中救出105名人质的行动以及当年西德1977年从索马里摩加迪沙的一架班机中救出8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行动（ ）相提并论。
美国前国务院反恐怖活动领导人的保罗·布雷默说：“我认为这次行动非常了不起——堪称样板。我认为这里的经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拖延谈判时间是有利的，它使激进分子心烦，希望有一条出路。但是最终你必须准备使用武力。
关于“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的定性，“历史脉动”并不认同随意扣“恐怖主义”的帽子，游击队不等于恐怖组织，游击队员更不等同于恐怖分子，他们的追求与行为方式更与恐怖主义无关。
“查文·德胡恩塔”行动表明：政府的领导人在与激进分子打交道时需要耐心，不管要求迅速采取行动的压力有多大，即使泰山压顶也须记取：谁拖到最后，谁就能笑得最好。
“查文·德胡恩塔”文物
【代号说明】
“查文·德胡恩塔”，在中国的传播媒介中一般译作“查文·德万塔尔”，是指同一个事物。
“查文·德胡恩塔”这个陌生的外文，实际很有来历，它是秘鲁印第安人创立的印加帝国之前著名文化时代的名字，“查文文化”是前哥伦布时期秘鲁高度发展的文化，其典型的“查文·德胡恩塔”遗址位于秘鲁中部高地，由一组庭院和神庙组成。它的一大特点是，建筑物下挖有纵横交错的地下隧道。“查文·德胡恩塔”也因此闻名于世。
“查文·德胡恩塔”遗址
这是此次行动的代号，是从秘鲁人的先祖那里借用来的。安第斯山脉的查文文化是以其精巧的地道系统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著称的。
“查文·德胡恩塔”遗址
“查文·德胡恩塔”这个行动，是由特种警察部队的司令安东尼奥·克汀将军负责的。但是，行动的最高领导却是藤森总统，藤森自始至终参与了行动计划的制订。
为使入侵成为可能，大使官邸下的隧道将从邻近的建筑物中挖掘出来，因此选择了“查文·德胡恩塔”这个名字。据说，藤森总统自己想出了这个名字。取这个名字除了出于保密的因素外，还因它与“图帕克·阿马鲁”一样，带有印加文明的神秘气息，因而安东尼奥·克汀将军认为它也许能成为克制后者、出奇制胜的法宝。
“查文·德胡恩塔”石碑
也许真有神灵保佑吧，一开始藤森对这项行动并未寄予厚望，只是作为“和平解决”的辅助手段，在不得己采取武力解救时才采取的应急措施。但随着拖延战术赢得宝贵的126天，“查文·德胡恩塔”行动也就紧锣密鼓地展开并一天天地完善起来。
能用这样一个古文明的名字作为代号，藤森对秘鲁的文化缺失了解深厚
有说，日本大使官邸恰好座落在这一文化遗址上，但是……“历史脉动”无法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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