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說，革命並不是在那些中世紀制度保留的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發，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對此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的；因此在這些制度的桎梏實際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顯得最無法忍受。
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與歐洲諸國比較，德意志、奧地利、俄羅斯這些國家農奴制度還十分牢固，但是革命並沒有在這些國家爆發，反而在普遍存在自耕農，領主對農民束縛較小的法國爆發，頗值得玩味。
（法國大革命）
其實我們長久以來，對中國人有個錯誤的結論：中國人是最逆來順受的民族，不到餓死絕不會起來造反。先來看看我們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德川幕府時期，通常的稅率是六公四民（六成收穫上交國家），所以戰國時期，北條家在伊豆施行四公六民被目為德政，其他的大名推行七公三民，甚至八公二民的也不少。中國明代稅率為三十稅一，我大清總被黑稅賦重，也多在6%左右。
至於人身束縛，歐洲的農奴、印度的種姓，中國都沒有，甚至還有科舉制度這種跨時代的發明給下層階級上升的渠道，中國人相比較而言，不僅不奴性，甚至是非常自由的。（以中世紀標準而言）也只有自由民才知道自由的意義。
套用托克維爾研究大革命的理論，中國的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大規模起義也就可以理解了。中國的農民實在是最沒有耐性的了，同樣的條件，人家日本的同志都好好的忍受著呢，真好意思說逆來順受。
（解放前西藏農奴） 中國一直有兩個傳統，一個叫“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士人不斷在追尋聖賢之道，一個叫“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底層不斷反抗不公來推動社會發展。前者我們認可，但是現在一提起農民起義，總是嗤之以鼻，認為最終建立的還是封建社會，又有諸多野蠻行為，但是後來的王朝正是在不斷總結前朝的教訓進步的，農民起義就是中國的“選舉”。
（大澤鄉起義）
何況封建社會跟封建社會一樣嗎？從漢代到明清，察舉到八股舉士，由外戚擅權到官僚治理，社會進步了不知道多少，怎麼能說沒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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