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三陽經同足三陽經一樣,都不說主“腑”病,而說手陽明主“津”、手太陽主“液”、手少陽主“氣”所生病 。為什麼要用這些字呢?
“津”、“液”、“氣”都是由水谷所化生,通過三焦散佈於全身,共同對人體肌膚、孔竅、關節起潤澤作用。“津”是指向外分泌的液體,包括汗液、唾液等。《靈樞·決氣》篇說:“腠理髮洩,汗出溱溱,是謂津”。《靈樞·五癃津液別》篇說:“三焦出氣,以溫分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留)而不行者為液。”意指“津”是向外排洩,而“液”則主要停留於內部,存在於骨節、腦髓、孔竅等處,起滑潤和滋養作用。正如《靈樞·決氣》篇所說:“谷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又說:“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洩;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這是說的津、液消耗所出現的病症。“氣”則是概指體內流動的精微物質,分佈面廣。《靈樞·決氣》篇說:“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燻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又說:“氣脫者,目不明。”由上述可知,“津”、“液”、“氣”都屬水谷之氣所化,雖同屬“精微”,在生理、病理上則各有特點。手三陽經所以用這些名稱來概括它的主治病症,除了根據“津”、“液”、“氣”的基本意義外,還應結合各經的外行路線,即有穴通路的具體部位去理解。
手陽明大腸經主“津”所生病,所舉病症有齒痛、頸腫、目黃、口乾、鼽衄、喉痺等,其涉及部位為口齒、鼻、眼、咽喉,這些都是手陽明經所到達,也是“津”所敷布之處。因此,用“津”來概括有關病症就比較合適。因其中無腑證,自然不適合說成是主“大腸”所生病有些注家從“津”與大腸的功能聯繫去解釋。如張景嶽注說:“大腸與肺為表裡,肺主氣,而津液由於氣化,故凡大腸之或洩或秘,皆津液所生之病,而主在大腸也。”由於原文無大腸腑證,專從大腸立論就有蹈空之嫌。張隱庵注則結合其所主外經病來解釋,說:“大腸傳導水谷,變化精微,故主所生津液,病則津液竭而火熱盛,故為目黃、口千、鼽衄、喉痺諸症。”可作參考。
手太陽經主“液”所生病,所舉病症有耳聾,目黃,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等。耳、目、關節的病症與“液”的不能“灌精,濡空竅”(見《靈樞·口問》有關,也可說是“液脫”所致。病症所涉及的部位即為手太陽經的有穴通路所到達。同樣因其無小腸腑證,所以不能說成主“小腸”所生病,而以主“液”所生病較為合適。“液”與小腸有怎樣的聯繫呢?張景嶽注說:“小腸主泌別清濁,病則水谷不分而流衍無制,是主液所生病也。”張隱庵注說:“小腸為受盛之官,化水谷之精微,故主液所生病。”本經既不及小腸腑病,從“腑”立論自然難以切合原意。還是楊上善編注的《太素》從經脈部位去解釋才抓住要點:“兩大骨相接之處,有谷精汁,補益腦髓,皮膚潤澤,謂之為液,手太陽主之。邪氣病液,遂循脈生諸病也。”
手少陽經主“氣”所生病,同樣是借“氣”字來概括其外經病,包括耳聾、嗌腫、喉痺、汗出、目銳眥痛等。張景嶽注說:“三焦出氣,以溫分肉,充皮膚,故為汗出;其他諸病,皆本經之脈所及。”這裡也得區分“經”與“腑”的概念。三焦腑是以下焦為主,經即手少陽,行於上肢及頭側部,手少陽所主病中同樣是有經病而無腑病,因而不說主“三焦”所生病,而說成主“氣”所生病。這裡的“氣”是與外經相關的“氣”,是上部的“氣”,所謂“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的“氣”。前述“氣脫者目不明”,臨床上更多的是氣虛或氣閉所致的耳鳴、耳聾,這才是本經主病的重點。
以上手三陽經所主病症的主要部位(肩以下不列入)相互比較,見下表:
總的看來,手三陽經分主“津”、“液”、“氣”所生病,都是從各經的“外經”著眼,而不是從“內腑”著眼,這是符合經穴的主治規律的。手三陽經穴都主治頭面五官和上肢部病痛,根據各經的循行所及,其主治各有所側重。在《脈書》中,將手三陽分別稱為“齒脈”、“肩脈”、“耳脈”就反映這種主治特點;《靈樞》說成“主津”、“主液”、主氣”也具有同樣意義。齒之與津,肩之與液,耳之與氣,一是從具體部位言,一是從功能作用言,後者更具有概括性。“津”、“液”、“氣”既概括了各經主病的範圍,又說明了三陽經之間有著某種程度上的共同性。“氣一津一液”在生理、病理上可互相轉化,用以說明主治,也可見手三陽經的主治範圍有其匯通之處。《靈樞·邪氣藏府病形》在分析全身“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之後說:“其氣之津液皆上燻於面”。手三陽上達於頭面,這正是其以“津一液一氣”來概括主治症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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