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点》的导演关琇将创业者称为社会的“驴子”：“就是绕圈，好像有一个惯性，他就必须得去绕，沿着那个很可能失败的圈不停地绕。”
从《赢在中国》到《我是创始人》再到中国首部创业纪录片《燃点》，关琇记录了中国三代创业者的变化。在她眼中，三代人之间最显著的差异，来源于时代更迭的速度正在急速加快——《燃点》拍摄时，罗永浩和戴威被视为两大男主角，如今影片上映，两人统领的创业团队均已陷入危机。时间只过去了不到一年。
这对关琇来说并不意外。12年间，她目睹了太多创业者在时代浪潮中的起落沉浮。她引用徐小平在《燃点》中的话：“创业的路上布满失败的白骨，腰缠万贯的人和一无所有的人，眼里有同样的光芒。”
采访、撰文 / 卫诗婕
1.时代的速度太快了
去年10月份，戴威一个人来我公司看《燃点》的成片。放到ofo的镜头——18年的初夏，我们跟随ofo高管团队在青海环湖骑行。一群年轻人，穿着色彩鲜艳的户外服，骑着小黄车挥洒汗水。这确实是整部影片中最燃的部分。那种青春、斗志昂扬，是呼之欲出的。
在那个放映的小黑屋里，片子放完了，窗帘拉开光透进来，能看出戴威很感慨。他说：啊，我们团队再也不会回到那个时候，再也不会。（编者注：2018年12月17日，上千人在ofo总部办公室门口排队退押。此前，ofo大量裁员，幷因供应商欠款、融资遇阻、被传挪用押金等问题深陷运营危机。）
我第一次见他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觉不觉得自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脱了靶？他愣了愣，点了点头：“有点像。” speed，速度这个词，是我们拍摄的时候，他和团队经常说的。他当时是有用英语说，“我们的速度要比别人快”。这个速度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东西，是新经济的一个特质，你看大家都说头部，一定要做到头部，为什么呢？
我们以前做传统生意，我卖一个东西得挣一分钱，像蒙牛卖一包牛奶挣5分，即使是5分钱那也是挣了5分钱，不是负5分钱。所以他可以用利润，慢慢滚着，我可以活下来；但是新经济不是这样，技术先导，然后有移动互联网的巨大投入，没有钱是不行的，他首先生存的条件就是要有融资，这是这一代创业的特点，资本在当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像YouTube，至今没有盈利，但是你说它有没有价值？很有价值。我们离不开视频网站。在企业开始走的时候，它要聚集大量的用户，提供实际的价值。未来的商业模式它自己也没想清楚，所以资金伴随着它往出冲，成长到成熟的那一天，可能是活下来了。
现在所有人都对速度的追求也一样，因为再充裕的资本市场也是有限的，大家就烧那个头部公司。所以一定要加强速度冲到第一第二名，对。要把市场先占了，客户先占了，资源先占了，你才有可能活下来，新经济带来的特质是更残酷，速度更快，然后创始人要承受更大的压力。
ofo就是个典型的例子。所有人都在说速度、speed，多快多快，然后就出问题，出问题就面对问题。我们去拍了ofo的内部高层会议，刚好记录了他们出现问题开始反思的阶段。戴威在会上说，“打开了说吧，大家不痛不痒的就不要说了，说说都有哪些问题”。他知道我们会记录下这些，但是他不介意。这是80、90后呈现出的一个新特点——他们不回避问题。
时代更迭的速度太快了。60年代和70年代，没有太大的区别。80年代之后到90年代就开始飞速发展，飞速发展，那一个五年就是一代人，现在甚至一个三年就是一代人。所以从《赢在中国》到《我是创始人》再到《燃点》，12年的时间，我见证了中国三代创业者的变化。
这三代人的变化是很明显的。拍摄《赢在中国》的时候，那个节目的选手大多是70后80初，你会发现他们在节目里很少呈现冲突，就算为了什么吵架了，复盘的时候也很客气，不太愿意谈矛盾。十年后拍《我是创始人》就不一样了，都是80后，看过的应该会感觉，啊，真能撕（笑）。这代人特别愿意表达自己想要的，直接、自信。你可以看到大环境的变化会改变每一代人的气质。
2. 他幸福，可我明明看着他不幸福
在我那个年代，离开国家单位去创业，叫下海，下海很吓人的对吧，你看这个词儿，“下海”，没有说谁上岸，没有说上天堂，无论是官员、老师、知识分子，在各种事业单位、国家单位、机关或者是在国企，如果他出来自己去做生意就叫下海。你想想这个词儿多有时代性，下海是需要勇气的，浪里来浪里去的，一不小心就淹死了，在岸上还比较安全嘛。
汇源的朱新礼，从山东一个小罐头厂，慢慢做起来的。德隆崩盘的前夕（编者注：2001年，德隆5.1亿入资汇源，后德隆系股票暴跌，事关汇源的生死存亡），朱新礼去找德隆的唐万新，就像孙子一样，说能不能把那个钱给我，要不然我这边就不行了。唐万新就说：“行行行，这样吧”，就他也没心情跟他聊了，“这样吧，你凑齐1个亿，一个礼拜给我，我就把股份退给你”。当时哪有企业账上有1个亿的现金，好在最终他从顺义政府那筹到钱，凑了1个亿买回了股权。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朱新礼就在哆嗦，一老头，双手放在胸口一直说“我真是我那天就命好，要不然就完了完了”，就是这样。
现在创业没人再说下海了，没人觉得有什么危险，因为你可以随时上岸，你可以随时停止。尤其是在前几年，资本热潮的时候，创业好像变成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人们已经不再想得起那种，危险，大家看到更多是高光时刻。但其实不是那样的，在我观察，仍然到处都是至暗时刻。
我记忆很深的，新氧的创始人金星，和我说起他的第一次创业。
公司运营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借钱，已经没得借了，家里不能再，没了，朋友的钱借不到，弹尽粮绝，然后去融资融不到。然后他还觉得，每个创始人都觉得自己的东西很好，有钱能活下去，但活不下去了。那时候我们在录《我是创始人》，2016年，在海南的录影棚里，我们要创始人讲讲自己最难受的时刻。金星就讲不了，一直在哭。
他讲了一个场景，这个在成片里边都没有了：最后公司剩了点钱，他请大家吃了个散伙饭，然后他就跟那些人说，什么都没有了，就外边桌上还剩一些电脑，大家想要的话可以拿走。然后他就把自己关在屋里。
等他再出来的时候，办公室空空荡荡。
傅盛在《燃点》里说过一句话：最煎熬的时刻，创始人跟家人说，家人说你干嘛弄啊，你干嘛要那么苦，别干了。跟员工说，员工吓坏了。你跟投资人说，投资跑了。他没有人可以分享。你不需要去诉说，对。
创业者是有执念的。当年《赢在中国》第一季海选了3000多个创业者，有在现场下跪的，呼口号的，什么样的都有，有特别不靠谱的，跟疯子一样的。当时我看到共同的东西就是热望，渴望。那种对自己项目的渴望，你就看到那些人的执念，那么高的失败率，很多项目是不成熟的，很多人也不一定适合创业，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那个东西在任何时代都没有变化，到今天也没有变化，就是他们眼里那个火焰，相信自己能成。
老罗（罗永浩）做手机，争议那么大，是吧。他就非得去做一件他不擅长的事。我们最后跟老罗的采访，大概有小四个小时，我就说你为啥不跟我做推广“脱口秀”，你看咱俩合伙，我这么资深的导演，你这么能侃的，咱就，吃香喝辣的。他就不。
他也和我袒露了他的伤疤。他说，你们都挤兑我没广告，因为我没那么多钱。因为他几乎每天都被diss嘛，说他们是发布会驱动型，“太奇怪了，发布会驱动型，没那么多钱，我不搞发布会怎么办，我没钱做广告。”
老罗特别害怕面对镜头。没想到吧，看他那演讲，都讲得那么嗨，他说这是最不快乐的一部分，最不喜欢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聊天很好，那块有个人架着机器站在后边，他就无限不行，好像有一种生理反应似的。那他为创业就得克服。
他就说他做这个事有幸福感。他一说到他的幸福感其实我就挺崩溃的。对，我觉得挺崩溃，就是他幸福，可是我（明明）看着他不幸福（笑）。
这种幸福，怎么去理解呢？我经常在夜里1点钟从床上爬起来看我们团队的片子，我能看到年轻人拍的各种千奇百怪的手法，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我都特高兴。基本上就跟你喜欢吃什么那个快感是一样的，比如我喜欢吃肉，我看到一个好片子，就跟吃肉一样。我不觉得那个苦，我也不觉得累，我就是挺高兴的，很高兴，这就是幸福。
3. “抵押，把那个也抵押了！”
老罗说过，最糟糕的时候，他想过自杀。人什么时候会自杀，一定是有一个过不去的东西，就是他无法面对。如果他破产了，他觉得首先对不起他那些被他忽悠来，跟他一起创业的人，人家都有很好的选择，你非得把人忽悠来。
其实你要在旁观者来看，那散了，大家再找工作去呗，也死不了，但是他可能就无法面对自己这个。当年史玉柱也是，史玉柱在《赢在中国》讲，巨人大厦崩盘时，那老太太坐到那台阶上哭，他说当时心里就觉得想死，因为觉得实在是没脸，太没脸了。他可是当年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啊，那巨人倒的时候，我欠了多少买楼花的钱，还有那些普通老百姓。他就说，我将来一定要把这些钱还上。他就凭着这口气接着做了好几个项目，成功了，把钱都还上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创业者是社会的“驴子”，就是绕圈，好像有一个惯性，他就必须得去绕，沿着沿着那个很可能失败的圈不停地绕。
可我们社会的创新和进步，恰恰就来自于这些人心里的动力。今天，我相信所有人都享受到了O2O的便利，是吧，你就很安然地享受其中，但是你要知道把这个事做出来得有多少人都付出了血的代价，包括投资人。
中国的巨大变化都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创造出来的。创业者他首先推动了整个的潮流往前走，是所有人，不是一两个精英，马云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洪流里的小孩，虽然到现在腾讯和阿里都成为巨大的存在，但是马化腾也遭过金融危机，恨不得50万把QQ卖了的时候。今天我拍的这些创业者，就是他们当年，就是这么一代一代的人往前走，所有开始的人其实都没有什么明确的方向感，但是他心里都有那股冲劲，都想干不一样的事，那才能有人冲出来，而更多人没冲出来，各有各的原因。
我认识一个做韩剧的年轻人，前几年轰轰烈烈，特别好，然后限韩令，几千万就亏在里边了。后来有乐视，你知道乐视采购剧那是很疯狂的，然后乐视出事又一大堆亏损进去。这都是不能控制的。我年前刚采访完这个年轻人，把他那房子，本来也生活得很好，“这大房子，明天就抵押了”，他挺高兴的样子，“抵押，把那个也抵押了！”轻松的语气。
我有一个“12年”拍摄计划，连续拍一个人的12年。你能发现这里头人的沉浮啊。《赢在中国》里有一个选手，当年马云、熊晓鸽都曾对他赞赏有加，可这些年持续创业并不顺利。那时一个30出头的帅小伙，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47、48岁吧。你看到他跟80后这些搞移动互联网的已经玩不到一起了，他已经赶不上这个浪潮了。
我们拍到他一个细节特别好：刚开通微博，他的粉丝涨得很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一天加一个粉丝，一天加一个粉丝，一年就加365个，十年就是3650。我说你心有多大呀（笑）。显然他对这个时代其实不是特别懂了。
就这样，有人卷进了时代的漩涡，也有人被时代的浪头甩了下去。
4.创业是他实现阶层跃升的希望
安传东落泪的时候，机器后面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跟着流泪了。这是整部片子里最揪心的部分。
2018年春节，我们跟随安传东回了他的老家。他是这个纪录片里最没名气的人物，农村考上人大的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创业，一心想做一个有关美食短视频的项目。但就在我们结束拍摄之前，钱花完了，项目死了，公司倒闭了。
在河南滑县的农村，年三十晚上他和父亲在院子里谈心，父亲知道他创业失败了，宽慰他说，咱们是农村出身的孩子，父母也帮不上什么忙，我们不望子成龙，差不多就得了。他听到这话眼泪就流啊，副导在机器背后也流泪。我剪的时候也难受，特难受。他一个男孩，从农村考出来，是要背负多少厚望啊。创业是他实现阶层跃升的希望，农村他回不去了，你想想，失败后他面对自己的那个纠结。
我的80后侄子有一次写邮件控诉我，他说你不要老说我们有多喜欢钱，你根本不了解我们的生存条件和空间。那么长。我看完确实反思，他们有他们的压力，房价每年涨，工资不涨，对吧。
这些创业者创业，有没有自己的经济诉求？有。
我们这次跟papi回她上海的父母家拍摄，浦东的一个老式公房，挺小的。她就坐在窗边，窗对面就是一片新造的很好的那种公寓楼，一看就房价很高的那种。她就说，那房子真好啊，我真想住进那样的房子里啊。想挣钱，至少帮我妈把这房子换了吧。——很真实。papi那种，浑身上下散发出来普通毕业女孩的气质，特别可爱。
她和我说，我吧真的是那时候真的太想买个包了。可是没钱，她老公特别好，就说没钱那咱就攒钱买个包，带L的那个包。后来就真买了。她说我就是可高兴了，我有包了，我是个都市丽人，我是个有包的女了。然后她说，背了一年多之后，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就这个东西也不是最必需的东西。那一刻我就特别被触动了，我把那一整段买包的全都编进去了。大家都是正常的人，谁没有渴望。后来金星也说了一段，说我们都是小镇青年，有一天我这个家里如果有人生病了，得重病了，需要大量的钱。很实在。
其实创业者要的，不止是物质追求，更多的可能是价值感。我以前的一个员工，一个80后，非要创业。她那个合伙人以前是在一个大公司，大概都是50万年薪的，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给自己发不出来工资的。我一直给她们“泼冷水”，两个女孩不要搞了，一个有三四岁的孩子，另一个正在备孕。中间有两个月我以为会“死”了呢，我就说“死了就完了”。就不不的，永不放弃，然后就挺，挺过去，又挺了一个。
张颖在我的纪录片里说了嘛，创业的失败率，三年以上能活下来的是7%。所以我觉得创业者的选择几乎都是在，他妈的，这件事我欲罢不能，我必须得干，我不干我不行，就这样。
真就应了徐老师（徐小平）的那句话，那些腰缠万贯的人和一无所有的人，眼里都有同样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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