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公司基本法》的起草，歷時 3 年，距其正式定稿公佈，也已經過去了19年，《基本法》離我們越來越遠，已經成為歷史。
來源：華夏基石e洞察（ID：chnstonewx）
作者：吳春波（ 本文整理自吳春波教授新著《華為沒有秘密2》（中信出版集團））
《基本法》這段歷史，早已有很多的人談及，有描述的，有總結提煉的，也有戲說的。其中有當事人，有參與者，也有旁觀者，眾說紛紜，甚至有天壤之別。作為親歷者，我無意捲入是非之爭，也沒有能力探究其完整的真相，只是想把那段歷史的片段重現一下。
一
初遇華為
我初遇華為的時間是 1995 年 7 月，正值暑假期間。學校的 6 位老師結夥出去做諮詢，在深圳請我們做諮詢的第一家企業是深圳寶安集團。其間，華為曾通過諮詢培訓公司做培訓，找到了學校在深圳的仁大公司，後者推薦我們去華為講課，我開始與華為有了聯繫。
其後，華為再次聯繫我做諮詢工作。1996年1月，我正式進入華為。當時的華為銷售額達15億元人民幣，主要來自中國農村市場。員工總數為1200 人，註冊資本7005 萬元，華為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公司，即使在其所處的南山區，也很少人聽說過它。
我第一次進深意工業大廈的華為，只留下兩個很深的印象：其一，員工很年輕，如同進了校園；其二，任正非很有個性，說話如同他的外表——簡單、樸實無華。
華為的第一個諮詢項目是市場營銷部的績效考核制度，接口部門是市場考評辦（負責人為張建國，編制共三人）。諮詢項目的目的是把年終獎金髮出去，因為市場人員遠離公司，任正非搞不清這些人的績效到底如何，而面對各辦事處報上的分配方案，心中又沒有底，所以迫切需要建立市場人員的績效考核體系，作為發放獎金和增加工資的依據。
這是華為歷史第一次引進諮詢機構，進行管理諮詢。
二
人大教授
至此，華為就多了一幫人，這幫人有個代名詞：人大教授。
當年，我們在華為的感覺特別好，比在校園的感覺好多了。每次公司開高層會議，任正非基本上都會說：請人大教授說說。在稚嫩的華為面前，同樣稚嫩的我們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成就感。
人大教授來自工業經濟系、勞動人事學院和計劃統計學院，平均年齡 35 歲，四位博士，兩位碩士。六人的關係很複雜，歸納起來講是通過縱橫交錯的同學、同事、老鄉和隊友（學校武術隊）網絡連接起來的，這是一個自組織團體，沒有機構，沒有註冊，沒有公章，連皮包公司都不如，說白了就是拉幫結夥外出掙錢的合夥人。
現在可以說了，“人大教授”是名不副實的，六位當年都是副教授，在華為諮詢期間，自己將自己的職稱抬高了一級，或者說被華為認可為教授。學校的副教授們聽到每天有人喊自己為教授，肯定很受用。後來，我們六位被外界稱為“人大六君子”或“華為六君子”，說心裡話，我並不喜歡這個稱呼，當年變法的六君子，都被押到了菜市口問斬，定法的六君子會有什麼好下場？
人們往往把偶然連接的關係叫作緣分，與華為的合作就是基於偶然的緣分，我們命好，遇上了華為。我的微博簽名後綴是 H-R，H 代表華為，R 代表人大，人生只為一件大事來。
三
“基本沒辦法”
“基本法”這一稱呼，出自任正非。那些年，正值《香港基本法》成為熱點，在一次會議上，任正非提出：“華為也要有自己的《基本法》。”
任正非提出搞《基本法》肯定不是突發奇想，也不是基於一時的衝動，其實在此之前任正非就已經在思考企業文化建設問題了，1995 年 9月起，華為公司發起了“華為興亡，我的責任”的企業文化大討論，同時還制定了 14 條的《華為人行為準則（暫行稿）》。
接下來的過程他人都有過詳細的回憶，充滿了傳奇色彩。
公司內部搞出的《華為公司基本法》被任正非否了，據說任正非把文稿扔在地上，因沒有親眼見證，存疑。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任正非提出：讓人大教授試試。
於是，人大教授升級了，成為“《基本法》專家組”。人大教授們自此與《華為公司基本法》相聯繫了。一幫學者與一個公司偶遇，又偶然地與一部公司的大法相連接，這個公司改變了學者的命運軌跡，這部大法又影響了這個公司的成長軌跡。這一切皆由於偶然。
歷史充滿了偶然，歷史真的很好玩。
人大教授接到這個任務時，一片迷茫，猶如任正非當下對摩爾定律和低時延的迷茫一樣，這也是個“無人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左右無同行者。
第一，沒有可借鑑的文獻資料。那時，企業文化還不像現在這樣如火如荼，加之信息渠道的匱乏，幾乎找不到相關的文獻資料。當很多年後看到國外翻譯過來的派翠西亞·瓊斯所著《說到做到：50 家頂尖企業的使命宣言》時，不僅感慨：如果當年看到這本書，該有多好！
第二，沒有可借鑑的企業實踐。那時，國內企業還沒有相關的實踐，也不知道國外是否有。
第三，不知道任正非的真實意圖和期望。可以說，在當時，什麼是《基本法》，《基本法》有什麼，這些基本問題也不清楚。後來《基本法》結集出版的書名為《走出混沌》，很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狀態。甲方沒有詳細需求，乙方肯定一片迷茫，一片混沌，《基本法》起始於混沌。當務之急，是搞清楚啥是《基本法》。
於是，六位教授在北京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關於《基本法》的寫作問題。會議聚焦於兩個核心問題：什麼是《基本法》？如何寫《基本法》？
經過一天的激烈討論，還是達成了共識：
第一，《基本法》，基本不是法。不能把《基本法》寫成企業內部的法律文件，這肯定不是任正非所要的，企業也不需要一部法律文本。
第二，《基本法》，基本沒辦法。對於《基本法》裡主要包含哪些內容，是使命與價值觀宣言，還是企業的經營政策體系？大家各持己見，互不相讓。
學者們如果遇到理論問題，都如同牛虻遇到了牛，鬥牛遇到了紅布。這其中還關乎面子問題、尊嚴問題、長幼次序問題，因而每次討論都爭得面紅耳赤，但大家都有君子風度，從沒動過手。不過想起來後怕，這六人一半是校武術隊的，都是練家子，有的還是高校武術冠軍，一旦動起手來，後果不堪設想。
四
科技園
《基本法》起草之時，正值華為由租用的深意工業大廈搬到自建的科技園一號樓，十餘年後我又去過一次深意工業大廈，繞樓三圈，百感交集，想到最多的是當年的《基本法》歲月。
《基本法》寫作的突破，源自一頁半複印的小文章，講的是寶潔公司的案例，我們受此啟發，當時提煉出三個問題，基本上為《基本法》定下了基調，確定了主旨。
這三個問題是：
第一，華為為什麼成功？
第二，支撐華為成功的關鍵要素有哪些？
第三，華為要取得更大的成功還需要哪些成功要素？
於是，橫跨三年的《基本法》起草大幕由此拉開。
在公司，查資料，訪談，討論，調研，調查。
那段時間確實匆忙而充實，一頭扎進文檔裡，追溯華為成長的路徑，華為有限的資料被翻了個底兒掉；與公司的高管和員工們訪談，從里程碑的大事，到坊間野史，無話不談，從辦公室，一直談到大排檔，最後稱兄道弟地互訴衷腸。
在北京，同樣是討論，每一稿寫出來後，都是伴隨著相互赤裸裸的吹捧與批評。
尤其難忘的是，1996 年 3 月，任正非與專家組連續三天長談，從其家世、童年、求學、參軍、退役，一直到創辦華為以及公司的艱難成長曆程。非常可惜的是當時沒有錄音，一段珍貴的歷史資料只存在有遺忘功能的大腦中，留下的是記憶的碎片。
在起草過程中，任正非與專家組就《基本法》的內容有過四次長談，談話要點後來整理於《為華為公司設計未來——公司總裁任正非談〈華為公司基本法〉》。專家組的辦公室就在任正非辦公室的隔壁，任正非有什麼新想法，都會見縫插針地聊上幾句；每次新的一稿出來，都會長談一次；每次開會結束前，任正非總會問一句：人大教授有什麼意見？
同任正非交流的過程中，不難看出他對《基本法》的重視與期待。
他是《基本法》的策劃者，也是最重要的參與者和智慧貢獻者，否則，就無法解釋《基本法》為什麼會出現在華為而不是別的公司了。
1996 年 6 月 30 日，任正非在《再論反驕破滿，在思想上艱苦奮鬥》的講話中提出：“我們正在進行《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基本法》是華為公司在宏觀上引導企業中長期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是華為公司全體員工的心理契約。要提升每一個華為人的胸懷和境界，提升對大事業和目標的追求。每個員工都要投入到《基本法》的起草與研討中來，群策群力，達成共識，為華為的成長做出共同的承諾，達成公約，以指導未來的行動，使每一個有智慧、有熱情的員工，能朝著共同的宏偉目標努力奮鬥，使《基本法》融於每一個華為人的行為與習慣中。”
那是一段值得追憶的歲月，那是一段難忘的青春。
《基本法》的制定從 1996 年初開始，到 1998 年 3 月 27 日完成，歷經三年，改了八稿，其中小的改動就沒法統計了。
《基本法》的起草過程比結果更重要。“重要的事情不著急”，這是任正非時間管理的基本原則。三年起草，是一個灌輸、認同和信仰的過程。經過這三年的不斷折騰，每條大家都已經爛熟於心了，如果三個月拿出來，恐怕就是另外一個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講，《基本法》可以與 1787 年長達 160 多天的美國憲法的起草過程相媲美——是一次偉大的妥協。其實，直到審定的當天，《基本法》的第一條還在爭論和妥協之中。
那時，華為的幹部每個週日，都要犧牲休息時間，到公司學習討論《基本法》。
1996 年 12 月 26 日，《基本法》第四討論稿刊登在了當日出版的第 45 期《華為人》報上，任正非要求所有幹部職工帶回去讀給家人聽，回到公司後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1997 年春節，任正非為每一個華為人佈置了寒假作業：認真學習《基本法》的同時過好春節，“如果說企業文化是公司的精髓，那麼《基本法》是企業文化的精髓”。
五
南園村
南園村位於南山區，是典型的城中村，距離華為的龍興之地深意工業大廈很近。
人大教授第一次進華為的時候，住的是南油酒店，南油集團是任正非復員後任職的第一家國企。我們第一次見任正非就是在附近的南海酒店，那次是一起喝早茶，但六人中沒有幾個人知道早茶是什麼，納悶的是，早飯還沒吃，喝什麼早茶？
後來，就搬到了南園村的農民房。
再後來，就搬到了新桃園的華為樓，該樓位於南山婦產醫院對過，是華為唯一自建的宿舍樓，因華為的高層均住在此樓，內稱“中南海”。搬來搬去的原因是節省費用，那時候華為真的沒錢，大多數員工都住農民房。
專家組每次去華為，均下榻於南園村的農民房，早晨從南園村坐354 路公交車到科技園上班。那時深圳的公交車真的不敢恭維，外觀破舊，車況很爛，速度極快，乘員超載。記得有一次，在深南大道進入輔路下橋時，公交車突然失控，差點一頭栽向橋下，下車一看，一根疑似傳動軸的物件掉在地上，眾人大驚失色！
我們在深圳不懂粵語，但有句粵語是上下班必備，到達目的地如果喊“下車”，中巴照舊一路前行，必須喊“有落！”，且要蕩氣迴腸地喊，否則售票員根本聽不見。
在南園村時，過得很清貧，但真的很快樂。晚上吃大排檔，回來後也沒有什麼娛樂節目，那時沒有手機，腰上別了個華為配備的摩托羅拉傳呼機，基本上用於工作。有一部電話，還不能打長途，也無法上網。
於是，回來後，就是神侃，話題永遠離不開華為，離不開那個基本沒辦法的《基本法》。當年本人曾做過記錄整理，取名《南園村夜話》，很可惜遺失了，現今想起來，還是有些遺憾。
在南園村的農民房，印象最深刻的是夏天的酷熱，我因一時的“高風亮節”，選了沒有空調的房間，而且一住就是三四年，現今想起來都覺得不可思議，那些年是如何度過的？看來人的適應能力與人的潛力一樣——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當年在南園村還出過大事。某晚趕上聯防夜查，幾位教授因沒有辦理暫住證，被帶到了派出所，可憐這些專家們蹲在地上，手抱頭，一字排開，簡直是斯文掃地，臉面全無。幸虧公司及時搭救，否則，很可能被送往樟木頭。
六
《走出混沌》
1998 年 3 月 23 日，南山明華會議中心，“華為公司《基本法》審定會”正式召開，宣告了歷時三年，修改數次，計 103 條，16400餘字的《華為公司基本法》橫空出世，《基本法》的制定工作宣告完成。從這一天開始，《基本法》成為可追憶的歷史。
在這次會議上，任正非指出：“《基本法》通過之時，也就是《基本法》作廢之時。”因為，《基本法》輸出的只是一個文本，而其精神內核已經內化於華為人的頭腦之中了，並與華為的經營管理實踐相結合。當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曾為《基本法》題詞：“隨心所欲不逾矩。”
1997 年 6 月 10 日，《人民日報》刊登文章《中國人民大學為企業改革探路》，對“青年教師長期深入企業、服務企業，探索中國企業發展道路”，做出了肯定。
1997 年 6 月 11 日，中國企業家協會會長袁寶華（曾任人民大學校長）專門聽取了《基本法》的彙報，並予以較高的評價：“華為是做到了‘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經驗很寶貴，不僅值得新企業吸取，也值得老企業吸取。改革開放以來，大量新企業出現，許多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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