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丁舟洋 畢媛媛 每經編輯：杜毅
毀滅吧，趕緊的，累了。
——《瘋狂的外星人》
第一次踏入春節檔，甯浩品嚐到了一種錯位。
28億保底發行在電影上映的兩百多天前就被擺上牌桌，所有人都盯著那條沒能到達的終點線。
從預售冠軍、豆瓣評分7.2，到被《流浪地球》逆襲，豆瓣評分逐日下滑到6.4分。作為“瘋狂”系列三部曲，長達近十年的馬拉松，製作成本超四億的甯浩“最貴作品”，竟是甯浩執導六部影片的最低分。
這，便是《瘋狂的外星人》的現狀。
甯浩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採訪（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嶽琦 攝）
“不介意票房和評分。”甯浩面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回應道。“介意也沒用。”他又補充了一句，“跟我沒太大關係。我是賣貨的，我關心貨怎麼樣。”
在採訪面前，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什麼都不想要的、看透世態炎涼的甯浩。“沒有什麼放不下的。”“四十歲就應該退休，不拍又能怎樣。”
《瘋狂的外星人》編劇孫小杭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作者風格的堅持和世俗意義的成功，對甯浩都很重要。他承載太多，期望也太多，這讓他極度疲憊。
孫小杭覺得，電影裡最好的一句臺詞，就是沈騰說的，“毀滅吧，趕緊的，累了”。“真的累了，老寧很累，我們也很累，我相信觀眾看到那兒也有些累了，那個節奏就是噹噹噹當。”
這，大概也是當代中國人普遍的複雜心態。
甯浩專訪視頻（視頻拍攝：每經記者 韓陽）
競爭·相遇《流浪地球》
“沒想他們火成這樣，郭帆欠我兩頓飯了”
2009年，甯浩找到劉慈欣，想買下小說《鄉村教師》的電影改編權。
接觸之後，劉慈欣信任甯浩，不僅將《鄉村教師》和一些其他小說的電影改編權轉讓給甯浩，還將自己作品版權事務交給甯浩打理。
“我那時候看過他的《瘋狂的石頭》。我覺得他是個很有能力的導演，他拍的電影是荒誕的、黑色幽默的，但他的想法不止於此，他對人類社會、歷史現實都有著很深刻的觀察。我們有共鳴，能說到一塊。”劉慈欣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回憶道。
《流浪地球》這個IP，甯浩考慮良久，交給了中影集團。
“當時中影集團找到我，也有好多別的公司找到我，都想買（《流浪地球》影視改編權）。我覺得還是選擇中影合作，這是一個比較有穩定和有力量的合作方。”甯浩說。
中影集團找到郭帆導演，郭帆又掉過頭來找甯浩“一起弄”。甯浩正在一邊做《瘋狂的外星人》，一邊監製《我不是藥神》，無暇他顧。“後來兩部影片一塊到了東方影都拍攝，郭帆說‘你來演兩天吧’，我說演兩天問題不大。”
結果就是那麼戲劇性，兩個同樣改編自劉慈欣小說的電影，郭帆找甯浩借了拍攝道具，找甯浩客串，兩部影片在同一個檔期相遇。《流浪地球》火到出人意料。
“而且他們火成這樣了，我的心情就是，下次他要好好請我吃個飯。”甯浩哈哈大笑，“而且我演的也都被剪了，所以還得請我吃飯，欠我兩頓了。”
其實，甯浩對《流浪地球》是樂見其成的。“因為我在旁邊看到他，太辛苦了。辛苦的人都應該得到獎勵。我們也很辛苦啊，一部戲拍白了我一半的白頭髮，我之前是沒有白頭髮的。”
“外星人”的工業難度絕不亞於“地球”，投資也不比“地球”小。查詢《瘋狂的外星人》主出品方歡喜傳媒公告可知，《瘋狂的外星人》製作成本不低於四億元，宣發成本不低於兩個億，並引入票房28億的天價保底發行。
外星人、猴子歡歡和剃了毛的歡歡，都是用特效做的，其過程極其艱辛。“用了兩年的時間，和《少年派》《侏羅紀公園》的特效團隊合作。只是看不出來，我們在努力追求‘吃力不討好’，往接地氣做，抵消了那種視覺衝擊感。視覺震撼是好萊塢的那套東西，我需要的是文化目標。”
如果當初是他去做《流浪地球》，會是怎樣？
“沒想過這事，我也不會去做，只會推薦給別人做，不是每個人都想做‘大片’。”甯浩答。歸根到底，《瘋狂的外星人》還是一部作者電影。
市場·錯估春節檔
“如果當初大家沒那麼疲憊，老寧這一次是可能一戰封神的”
劉慈欣很喜歡《瘋狂的外星人》。“有強烈的甯浩風格，在科幻方面做得也很好。”
但在春節檔這個全民消費的市集裡，《瘋狂的外星人》在商業與口碑上有些尷尬。
“以前沒參與過春節檔，今年參與完以後，我大概明白這個事了。”甯浩坦言，
“這是一個全國人民都停下來都會去看電影的時候，你要面對蘿蔔白菜各有所愛的觀眾。這時越有風格越有作者性，門檻會越高。”
上映頭兩天，市場反響迅速“變臉”。甯浩追問孫小杭：“到底是哪出了問題？”孫小杭去四線城市電影院看了一場，置身“拖家帶口”的春節檔觀眾中，孫小杭立刻明白了。“我明明確確在電影院裡感受到，確實有很多觀眾根本進入不了這個故事。”孫小杭告訴甯浩，“我們的故事出了技術故障，那裡面的東西太硬核了，好像誰都在挖苦，誰都在嘲笑。”
“其實如果當初大家沒那麼疲憊，老寧這一次是有可能一戰封神的。”孫小杭認為，“《瘋狂的外星人》對於真實的追求是有力的。”
失誤的來源，孫小杭覺得就是太累了，就像跑馬拉松跑到後半程，這種馬拉松有多累，只有一起跑過的人才明白。反反覆覆，反反覆覆，五六年裡，光是故事就推倒重來太多次。有段時間，孫小杭聽到外星人三字就想吐。
最初的起心動念，讓所有人都興奮——把外星人這個美國人制造出的文化概念放到中國的語境裡，還讓它喝醉了。孫小杭說：“按初心打出去，一年寫完，馬上拍，兩三年做出來，可能比現在好很多。”但甯浩不滿足於按照常理去撓觀眾的癢癢肉，他一定要挑戰大家沒見過的難度。
用徐崢的話來說，甯浩就是“有困難突破困難，沒有困難製造困難再突破困難”。中間有七八個月，孫小杭走了，不幹了。“因為再幹我得死。”
直到拍了三分之一，這種大改還在繼續。《瘋狂的外星人》原先也是有父子感情線。開機後，甯浩把孫小杭叫到片場，現場改劇本，他想要硬核到底，把感情線咔掉。沈騰一聽，脫口而出：“完了，票房少好幾個億。”演黃渤兒子的小演員都準備成名了，被告知回家的那一天，小孩哇一下就哭了。
黃渤、甯浩、沈騰在《瘋狂的外星人》拍攝現場（圖片來源：東方IC）
特效過程甯浩也“人為製造了不少困難”，他用的是工業標準的產品，但又不按那套成熟的規範來，還要所謂真正的電影創作感覺，隨時挑戰、抓靈感。“你想他乾的事兒，每個環節都是高難度，我說老寧最後你是個8核的計算機cpu都不行了。”
“最後出來的東西，還挺對的，如果不是甯浩這個人，中國幹不出來這麼個東西。可正因為是他，所以缺點也出來了，他沒法把所有的勁使在一個地方，包括疲憊感，所有好的壞的，都來了。肯定不完美，但我覺得他已經做到頭了。”孫小杭總結道。
成長·草根屬性
“老寧跟社會保持著毛細血管上的接觸，他還能創作就是因為這個”
走上電影這條路，是陰差陽錯。如果沒有“北漂”，如果沒有反抗命運的安排，甯浩會大概率待在山西某個工廠或話劇團，在老家過著一眼就能看到頭的日子。
1997年，甯浩跟單位請了病假來到北京，這一來就再也沒有回去。住著八個人合租的地下室，計算著一塊醬豆腐加一個燒餅的最低生活成本。彼時，學了十年畫畫的甯浩，懷揣著美術夢想。而在北京考了六個學校的成人高考，最後統統落榜。唯一錄取的一所學校，在體檢的時候告知他是色弱。
十年的實用美術，來北京“追夢”，卻得知自己是色弱，在這條路上走下去是有瓶頸的，二十歲的甯浩感受到了生活的荒誕，上帝跟他開了個玩笑。
誤打誤撞，甯浩進入北師大的藝術系，學習影視製作的內容。為了餬口，幫歌手拍MV，在電影敘事這條路上，找到了希望。
“從我們那個年代來說，確實沒什麼可選的，能掉進電影這坑裡很幸運了。”甯浩說，“既然已經開始拍電影了，還要啥自行車。”
不是藝術世家，也不是富二代，甯浩是真正從社會底層一步步爬上來的。他睡在北京的汽車裡給人拍MV，掙點錢，然後攢錢去拍電影。中國社會里，這麼上來的人，都極其強悍、極其聰明。
拍攝《瘋狂的石頭》時的甯浩（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監製李修文和甯浩是生活中的老友，在李修文看來，甯浩受父母的影響都很深。甯浩父親是典型的工人階級風格，不怕事、敢扛事、有情義。母親是“工廠裡的知識分子、文藝青年，小學沒畢業，她就逼甯浩讀完魯迅全集”。
“甯浩是個非常嚴肅的創作者，他在創作中是個顯然的現實主義者，在生活中更是。他始終在提防一件事情——擔心自己與社會脫節，擔心失去精準的描摹中國人和這個時代的能力。”李修文說。
“中國人把大導演就當成大領導。特別有意思，他們會排位置的，四個導演在一塊兒，誰有名兒就把那個叫導演，其他的就加上姓兒，這個是張導、李導，那個是導演。我特別憎恨這種階層觀念，我是工人階級出身，我的價值觀就是反階層的。”甯浩表示。
願意與否，甯浩都已經是有錢的“大導演”了。“他其實在這方面很‘貪婪’，這個‘貪婪’不是貶義詞，中國男性的大部分價值都是社會性的。”孫小杭認為。“但老寧是特別警惕權勢對人的異化，他連助理都沒有，我們在湖南採風，他手機屏幕碎了，當地大學生說知道有個地方換屏特便宜150元，我們就殺到電子市場換屏去。他跟社會保持著毛細血管上的接觸。老寧還能創作，就是因為這個。”
商業·從未失手
“在今天票房競賽的這條路上，甯浩自己也不堪其累”
甯浩迴避感情表達，現在問他“電影為什麼打動你？”他回答：“我也沒想清楚，自己到底是愛電影，還是並沒那麼愛，只是擅長競爭罷了。”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將這個問題拋給甯浩覺得“比自己還懂自己”的好友李修文，李修文答：“就像農民種地，他有那麼熱愛種地？不是的，但他下到田地後，能看到那種巨大的勞作背後的專注、熱情、耐心。這都不叫熱愛嗎？”
擅長競爭，倒也是真的。在商業上，甯浩頂著“從未失手”的標籤。
2006年，《瘋狂的石頭》讓甯浩一戰成名。他從之前的小眾藝術片，一下轉到廣為認知的“鬼才導演”，儘管他很反感這個稱號。
時任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找到甯浩，《瘋狂的石頭》做了100個拷貝。而當時《無極》也才300個拷貝。結果這部製作成本僅300多萬元的《瘋狂的石頭》票房達到2500多萬元，那時中國電影市場全年的總票房才幾億元。韓三平說:“要是發三百個拷貝，輕輕鬆鬆就過億了。”
2009年《瘋狂的賽車》，甯浩成為繼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之後跨入“億元俱樂部”的導演。2014年上映的《心花路放》，是當年國產電影票房冠軍，在全年總票房中排名第二僅次於《變形金剛》。
給《心花路放》寫劇本時，孫小杭對票房的認識是被甯浩生掰過來的。“我以前的思想是，票房什麼破玩意，是甯浩教我考慮觀眾的感受，他給我這個意識，電影是個工業產品，調動的社會資源太大了，如果不考慮回收成本，這個事可能就做不下去。”
甯浩讓電影市場看到了以小搏大的巨大利潤空間。李修文跟甯浩開玩笑說他是“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拍攝《無人區》時的甯浩（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而當他的商業價值被推高，拍下一部電影的時候，能逃脫這種束縛嗎？會不會因為自己積累了的票房而患得患失？
“任何人都很難逃脫。”李修文認為，“他具有那麼高的商業價值，不是因為某種公司策略，而是他骨子裡就躲藏著壞猴子。他是街頭小人物，是冒犯規範的人，他在生活和創作上，從未背叛自己身上的草根屬性。這是他被大眾接受的原因。但在今天票房競賽這條路上，他自己也不堪其累。
算下來，《瘋狂的外星人》在商業上依然沒有讓壞猴子和歡喜傳媒失手，但保底發行方就不一定了。頂著那個“從未失手”太累了。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誰勸也沒用，只能自己去慢慢消化。”從甯浩壞猴子公司的“七十二變電影”計劃走出來的《我不是藥神》導演文牧野說。
現狀·二十年一天未休
“我現在就是油膩中年男，像我小時候討厭的中年人”
甯浩永遠忘不了他早期的電影《綠草地》，他覺得除了《綠草地》以外，所有在大銀幕上為觀眾所熟知的電影都在表達一個主題——慾望，當代中國人對成功的渴望，這種“慾望”也影響到創作者自己。“肯定影響到我了，如果沒有的話我怎麼會感知到這東西呢。我和所有人一樣，都忙著賽跑，折騰，忙著證明自己的成功。”
整整二十年，甯浩一天都沒休息過。
“他非常勤奮，至少和我相比，有著超常的精力。工作上覺得不滿意的地方，絕不會應付遷就。”劉慈欣對甯浩評價道。
與甯浩近距離工作五六年，孫小杭形容甯浩是一個讓自己焦慮並將焦慮毫無保留釋放給周圍人的工作狂。《心花路放》後，甯浩在拍電影上已經沒有資金方面的壓力了，他的壓力全部來源於創作。“正常的創作是有個節奏感的，一開始鬆弛，然後疲憊，再鼓起勁衝刺，而你跟他在一起就是每天都在衝刺。”
“比如我們潛水，正常人是要上去換氣的，他不用換氣，這太可怕了。”孫小杭回憶道，甯浩把他扣在房間裡聊劇本到凌晨三點，孫小杭累到極點睡著了，次日一睜眼嚇一跳，甯浩就坐他床邊，問：“你有什麼新想法？”
孫小杭和朋友們出去玩，不叫甯浩，甯浩會生氣，“你們為什麼不叫我”。大家找藉口說，“忘了忘了”。“其實心底裡覺得跟他出去玩太累了，大家在海邊游泳，他要麼聊劇本，要麼就問你覺得佛學跟天體物理有沒有關係。他不會生活，生活對他來說沒有愉悅感。只有在創作時，你能看到他身上的神采和魅力，生活裡就是個小老頭，走來走去，挺煩的。”
矛盾的是，成天把“工作不能成為生活的全部”掛在嘴邊的甯浩，客觀上卻是截然相反的狀態。“我現在就是，油膩中年男，也沒空減肥，就像我小時候討厭的中年人。成天只知道工作，無聊，行屍走肉。”
“忙完了這個，我今年還有個短片，然後就休息兩三年。公司也沒什麼撂不下的，公司有人管。”甯浩多次表達，“我原先想法就是40歲退休，到現在沒有完成，已經是拖延時間了。”
“我跟他賭一萬塊錢的，（休息）肯定沒戲。但願吧，他如果能休息，大家都能休息。”孫小杭笑稱。
生存·正規軍來了
“中國已進入到下一個時代，瘋狂的系列結束了”
黃渤和甯浩惺惺相惜，他倆是從底層一起抱著爬上來的，頑強、較真兒。甯浩特別痴迷的那種生命力旺盛的城鄉結合部裡的中國人，只有黃渤能演。
2019年2月18日，武漢，黃渤、甯浩在《瘋狂的外星人》路演現場（圖片來源：東方IC）
上世紀八十年代，市場經濟衝破舊制度的枷鎖滾滾而來，毫無拘束的經濟弄潮兒們挾著不可遏制的擴張衝動，上演了一幕幕個人命運與經濟主體的崛起大戲。光怪陸離、泥沙俱下。
“中國過去四十年的發展，是我們用了四十年時間，幹了西方三百年的事。所以存在各種各樣的衝突，新的舊的，農業的城市的，中國的西方的，各自維度的湊在一塊，產生了荒誕性。”甯浩表示，他的“瘋狂的”系列，想說的就是這種荒誕性。
“但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城鄉結合部消失的時候，荒誕性就消失了，因為開始建構，建構一個統一的城市文明。中國已經進入到下一個時代，荒誕性的部分沒那麼突出了。我已經把想說的說完，瘋狂的系列結束了。”甯浩平靜地講道。
經濟瘋狂飛奔之際，環境壞了、食品安全出問題了、小孩疫苗都不行了。在這個語境下，也是時候放慢腳步了。“差不多了吧，瘋狂的系列也該壽終正寢了。這個時代不再瘋狂了，甯浩也不再是愣頭青了。”孫小杭也說。
電影市場也發生巨大的變化。
在甯浩看來，影院越來越不是為作者電影存在的。作者電影沒必要去電影院看，可以去網上看，影院越來越多地靠向工業電影、大產品，靠向有狂歡party能力的電影。“美國好多導演就不拍了，如果繼續要在電影院生存，那比如蓋·裡奇，他去拍了《福爾摩斯》系列大片了。創作者的個性向後退，工業水平向前站。”
“確實中國電影從一個非常混沌的狀態，走向清晰，我們這些人在之前的混沌中是非主流偽裝成主流，現在真主流、正規部隊來了，一切都眾神歸位了。在美國電影市場上，已經是個很清晰的格局，昆汀·塔倫蒂諾只能賣這麼多年，昆汀賣不過斯皮爾伯格是很正常。”孫小杭說。
姜文曾豪言“要站著把錢掙了”，既保持一種極高的藝術姿態，又有巨大的市場性。這個事兒以前是可以的，也給了大家一針雞血。時移世易，個性極強的作者電影越來越難在影院裡搏大利了，時代的趨勢甯浩已經看到了。
“看到趨勢後他服不服，我現在不敢判斷，但我猜他七成八成還是不會服的。”孫小杭認為。“除非他有一種巨大的成功，或者結果就是太失敗了，他對自己完全放棄了。但你看他現在取得的，我覺得他不會停下來。”
“壞猴子不會變成好猴子。”文牧野說，“甯浩的精神內核，是離經叛道的，對世界的批判思維，這也是最珍貴最寶貴的。什麼時候他把自己公司起名為好猴子，他可能就真的變了。壞猴子不可能改名為好犀牛、好大象，不可能的，壞猴子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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