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心底，一直盛著一汪汪水。
那是38條來自家鄉山坳中孕育生命的泉流，是幼時穿過村莊、激流勇進、在礁石上塗下層層青苔的小溪，是見證了他的遺憾與失敗的“嵐河”……
乾涸、枯竭、腐爛、消失。40餘載時間過去，這一汪汪水源如今只存在於袁凌的記憶裡流淌，與那些曾活在苦難中，在苦難中死去的人們一起，組成了這位中年男人生命和著作的所有註腳與主題。
作為記者、作家，袁凌見證和記錄了太多的逝去，遠不止家鄉風貌和自然更迭。
他的故事裡，有礦難中頭浸沒在血泊中遇難的礦工；被兩個老頭強姦導致下半身腐爛而亡的少女；非典過後患上股骨頭壞死後遺症、無錢醫治去當醫學實驗對象的女人；遺留在鄉村守著棺材過日子、最終喝農藥自殺的老者……
無數動人心魄卻默默無聲的真實故事被他挖掘，躍然紙上。過去幾年間，袁凌用前半生磨鍊出的作品逐一問世，《我的九十九次死亡》《我們的命是這麼土》《從出生地開始》《青苔不會消失》《世界》……字裡行間，皆為土地涼薄、生命悲寒。
好友柴靜曾感言，她也面對過這些生命之沉重，倍感無能為力時，不得不抽身出來，可是袁凌不會。袁凌的書桌上，長時間地放過一張照片，是礦難中死者的遺照，他沒能幫到這家人，就讓這照片日夜盯視著他。
柴靜說：“他不允許自己轉過頭去，就好像他活著對死者是個虧欠，些微的幸福對苦難之人是個虧欠。他的寫作，是浸沒在這些人的命運裡，活上一遭，以作償還。 ”
袁凌自稱為“被選中的罪人”，他早已決定把自己作為代價，去完成近於不可能的任務——為卑微的力量，做無言的見證。
被篩齒的人
袁凌打小就知道，人的生命太過脆弱。他生養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陝西農村，曾感言：
“一個鄉下孩子活下來和長大的過程，也就是他身邊的人不斷死去的過程。”袁凌幼時，村裡每家每戶幾乎都在丟孩子，出天花、湯火關（俗語：指小孩子容易遭遇燙傷和燒傷）、落樹、蛇咬、瘟（溺）死、掉魂……等手段，都會讓一個孩子消失。袁凌時常覺得，命運像一幅巨大的篩籃，只有那些躲過篩眼，留在篩子裡的孩子能夠存活。他算其中一個。
成年之後，篩選的過程並未終止。家鄉的土地下，有大量的煤礦儲備，採礦成了當地人謀生的方式，也潛藏著一道道鬼門關。一場礦難就可以奪走幾十人的生命，塵肺病對生命的威脅也不容忽視。袁凌至今也無法計算，自己有多少幼時的同學被列入了亡故名單。
幸運，似乎在一眾人中顯得更眷顧他一些。但袁凌明白，他不可能永遠做一個倖存者，死亡的篩齒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人。“我只是比童年時就掉隊的夥伴走得更遠幾步。”但路不能白走，不能只顧自己存活，自己前行。
▲ 袁凌的家鄉
第一次遠征，是17歲那年，作為當時全村唯一一個大學生，攜帶手臂上的“湯火關”留下的傷疤，袁凌提著一個母親出嫁時的巨大黑漆木箱從鄉村中走出，看著沿路倒退的景，在心中細數著那一條條溪的位置。“1、2、3、4……36、37、38。”
溪在山澗洶湧，卻被層層山巒固在了谷裡，成為袁凌文字裡最初的小徑。而他翻過秦嶺、穿過漢水，抵達西安，入學西北大學中文系。
從高中時，袁凌就寫大量的詩，大學時期，更加集中開始詩歌和散文創作，再加之家鄉的生活經驗，袁凌逐漸萌生出一種“文學責任感”，“要當一個記錄者，要成為一名大作家，要寫出一部偉大的作品。”
於是，大學畢業那年，袁凌放棄了在西安的工作，申請分配到家鄉陝西省安康市平利縣城關鎮的法庭工作，年輕的男孩想著，“要紮根鄉土，因為真正的創作必然是植於生活的。”
▲ 陝西省安康市平利縣城關鎮的鄉村風貌
這個居陝、鄂、渝三省交際處的小縣城，2016年的全縣戶籍人口才超20萬，城關鎮常住人口更是不到2萬人。20年前，除了袁凌，鄉鎮法庭從未有大學生回來過，同事們疑惑：“你不會是假冒的大學生吧？”“你是大專生吧，不然怎麼會回來？”
格格不入的感覺始終像鞋底的一塊石子，硌著袁凌很不舒服，他沒有優越感，只是“總不被理解，讓我整個人籠罩著一個巨大的失敗感。”他被迫離開，進入安康師專教書。袁凌逐漸意識到：“在留在鄉村和回到城市間，自己進退兩難。”卻沒想到，這樣的兩難橫跨他此後20餘年的人生，至今猶在。
1996年，袁凌以考取復旦大學研究生的方式，重新回到了大城市。畢業那年，《重慶晚報》來學校招聘看中袁凌，發來工作邀請，袁凌只問了一句：“你們那兒有沒有農村？”電話那頭回：“我們這兒是大城市，大農村。”
內心像受到一個徵召般，對於那時的袁凌來說，還未開發的西部、城鄉結合下的矛盾，對他的寫作有足夠大的誘惑，他毫不猶豫選擇了逆流西去，在重慶當了4年的記者。
“你想不想活？”
袁凌成名之作《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中的許多文字就在重慶時期寫著，作為新聞記者，袁凌在現場見識的死亡多於常人，大人物、叫花子、思想家、腦癱兒童……每每趕到現場時，現場已經清理完畢，只能從殘跡中尋找線索，還原遇難的內情。他把這些時刻稱為“為死者留下最後的遺言，如果沒有遺言，就記錄下他們的沉默。”
2001年，袁凌採訪過一個被誘姦而死的小女孩，那是在重慶兩路口河菜園壩火車站之間的棚戶區。17年過去，袁凌猶記得初見女孩時的場景，炎熱的陽光下，七八歲的女孩坐在一輛板車上，肚子腫得很大，雙腿也浮腫了，已經不能走路，大小便也拉在車上。
女孩是被撿來的，有先天性心臟病。她的養母是擦皮鞋的，養父是開三輪車收集垃圾的，父母一天到晚都要出去討生活，只好委託鄰居幫忙照顧。
兩個鄰居和一個挑東西的“棒棒”對女孩下了手，到坡頂上的婦幼保健站去檢查時，女孩的子宮已經爛完了，沒有一件好東西，還誘發了心臟病。“沒有錢醫治，拉回來等死。”
袁凌到現場時，問女孩以前的事，她都默不作聲。一陣衝動，袁凌蹲下身問女孩：“你想不想活？”“想活，就說實話，才有人來幫你，不然就沒人能幫你了。”
當天回去後，袁凌寫下報道《誰來搭救小紅萍》，引發大量關注。他還想做更多時，卻第二天晚上午夜，接到了女孩去世的消息。後來，袁凌在《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中寫下了這個故事：“我沒能幫到她，儘管她曾經面對我的眼睛，留下遺言：‘我想活’。”
▲ 袁凌作品《我的九十九次死亡》
30歲那年，袁凌想要離開重慶，進入位於廣州的《南方週末》做更貼近社會的深度報道，卻遭到拒絕。轉而，袁凌考上了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研究生，拜入著名學者葛兆光門下。
同年，《新京報》創立，袁凌面試通過成為其中一名調查記者。彼時，正直非典橫行，袁凌為《新京報》寫下了第一篇深度報道《北京SARS後患者骨壞死調查》。財新傳媒創辦人、社長鬍舒立評價：“這篇文章為調查報道立了範兒”。
由於長時間在外跑新聞，博士課程往往無法兼顧，再加之袁凌對導師定的研究方向“古代思想史”不太感興趣。兼顧半年後，袁凌提出了退學申請，葛兆光挽留無果，回覆他：“與其多一個不情願的學者，不如多一個有良心的記者。”
袁凌沒有辜負導師期待，那幾年，身處媒體的黃金時代，袁凌寫下多篇轟動一時的報道，“成功人士”“名記”的標籤似乎已經為他掛好，只待採摘。
筲箕凹
如同10年前一般，鄉村的召喚再次襲來。
袁凌曾有一個筆名，名叫“筲箕凹”，這是他出生村落的名字。
筲箕凹是陝西省安康市平利縣的轄屬村落，村莊四周嶺際都是完整界限，與外部溝通困難，北邊是秦嶺，南邊是巴山，漢水流過。村莊地形就如一個“筲箕”般，外圍聳立、內裡凹陷，山高峽谷深。
袁凌第一次將“筲箕凹”三個字作為署名寫在紙上時，覺得“這真是多麼固執的三個字，固執得不好搬用。”像是山裡的石頭，遷移到城裡，就會處處顯得笨拙生硬。“它只是待在那裡，等你回去。”
▲ 袁凌的家鄉
2004年的一次回鄉探親，曾讓袁凌一度墜入到一種強烈的危機感中。過去，袁凌總覺得，鄉村在那裡，它一直在那裡，自己無論對它下筆與否“都行”。回鄉那年，正值農村城鎮化運動加速進展時期，“巨大的變化讓很多原本潛在的東西一下子體現出來了。”
梯級水電站大壩截流，途徑鄉村的上下游河道都乾涸了，裡面是爛掉髮臭的死魚；土地被大量徵收進行了集鎮化建設，土房子變成了一棟棟城堡式的樓房，希望小學、銀行都在往城鎮轉移；年輕人全部往外跑，家裡全剩下孤寡老人……真正觸動到袁凌的，是他最為喜愛的嵐河在逐漸乾涸，嵐河兩岸充滿著袁凌關於幼時嬉耍遊玩的記憶。
提及15年前的所見，袁凌仍很激動，家鄉貧窮而溫柔的樣子不見了，變成了一個暴利、財富膨脹的地方，汙染極為嚴重，“鄉村瘋了。”
想回家的慾望順其自然地就這樣冒出，愛情、婚姻、金錢都擋不住內心的衝動。他當時覺得，城裡永遠有大事情，可是鄉村變更的浪潮過去即永恆，能記下些什麼，就記下些什麼吧。
袁凌自嘲比較笨，總覺得做事情要有順序，外面世界再好，自己也是從農村出來的。“既然家鄉的義務感那麼直接，那就去做一個鄉村斷裂時的見證人，以家鄉之名。”
▲ 袁凌的家鄉風貌
2005年，經過內心的掙扎，袁凌再次踏上回鄉的路途。此時，他已經是新浪網新聞中心的主編，年薪30萬，並配有新浪股權。“如果不回去，我很快就會成為一個媒體高管，但我實在受不了，真的，我必須回去。”
袁凌承認，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這個決定，讓他本該得意洋洋的人生，發生了直線式的跌落。
世界
2018年，袁凌發表的最新小說集《世界》，就是那次歸鄉所交付的作業。《世界》收納了9個故事，皆以袁凌回到農村後所遇之人、所歷之事為背景創作。
由於在外多年，袁凌在家鄉早已沒有固定住處，他就跑到當地一位歌郎（當地專為死者唱靈的道士——筆者注）所看管的糧管所中住下，每日無事就在村子裡轉悠，挨家挨戶找人聊天、記錄故事。
▲ 袁凌小說《世界》中的主人公、煤礦工人劉樹立
從糧管所出發，穿過一條小溪，袁凌認識了煤礦工人劉樹立。
早年間下礦時，劉樹立因遇到煤礦爆炸，眼睛被滲進了礦煤灰而失明。袁凌用“如同青面獸”一般來形容劉樹立的一張臉，常年待在礦井裡，他的皮膚染上了重重的一層黑，再也洗不乾淨了。
“可就是這樣一個盲人，在我看來苟且生活的人，他身上有特別強的精神，在重建自己被毀壞的世界。”《世界》的第一篇小說，主人公就是劉樹立。袁凌在書中將失明後的劉樹立一點點延伸自己生存空間的細節描述地十分細緻，從提開水、上茅廁、給母親上墳，到種土豆、照顧病重妻子、養大求學的兒女……
劉樹立的兒子在鎮上有樓房，幾次想讓兩位老人搬離鄉村，劉樹立都予以拒絕。袁凌寫道：“在人們因為遠方風景撂荒家鄉的時候，失明的他成了這方土地上的守望者。”
▲ 袁凌小說《世界》中的主人公、煤礦工人劉樹立
在袁凌看來，某種程度上，劉樹立是抵抗鄉村衰亡的一個代表，他願意在山裡創造自己的生活價值，因為那裡有他的世界。
在一條條山溝深處，存在無聲的抵抗，也存在著無言而卑微的妥協。在《世界》中，袁凌還寫下了自己大姨與姨夫的故事。由於兒子、孫子都在外打工，不十分孝順，兩位老人的積蓄只置辦了一副棺材。
81歲那年，二人怕死後沒人管他們，死得難看，或者一個人先走，另一個人會過得悽慘。一天夜裡，二人洗完臉腳，穿著乾淨的衣服並排躺著，喝下兩瓶農藥雙雙自殺。
作家李敬澤幾乎看過袁凌的所有文字，他感觸很深。“袁凌講述他們的故事，懷著疼痛和憐惜，如此耐心周詳，他似乎在做一件毫無意義的事：證明頹敗的曾經活過，而註定被遺忘的竟是遍地草木枯榮。”
袁凌選擇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意義。袁凌說，《世界》中的每位主人公，都是被時代變革撕扯著的人。“一隻腳站在這頭，一隻腳站在那頭，努力維持著他們的生存，這個世界本寂靜無聲，但需要一個人替他們記下曾活過的痕跡。”
深淵
袁凌在家鄉前後待了1年半的時間，由於每天都沉浸在寫作中，他喪失了生活的基本經濟來源，周遭的質疑聲也從未停過。
不止有農村老人們的議論，“你年紀輕輕幹嘛待在這裡呢？”“你肯定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有人甚至懷疑，袁凌成天在村子裡轉悠是為了偷豬。當地中學的老師也看不下去了，和袁凌講：“你住在糧管所裡，成天和陰陽先生混在一起，你不想想別人會怎麼看你？”
那時的袁凌，覺得自己掉入了文學的深淵中。在寫《血煤上的青苔》時，袁凌曾看到遭遇礦難倖存殘疾者的母親秦萬美為了照顧兒子，不斷把自己、把兒媳、孫子填進去，不斷填，不斷填。
“可是，這是一種罪，我當時就是把自己填進了我的深淵，還填進了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最後還失敗了，我最終沒能一直待在那裡，出來了。”
從村子裡離開那天，袁凌沒有太多的行李，僅一個揹包相伴，全身上下也只有4000元積蓄。
車順著嵐河一路往東開去，袁凌還記得，他在車上看見嵐河裡有一個潭，想著“能不能再到潭裡去遊個泳，下次回家，潭就沒了，河也消失了。”
回到北京時，袁凌已經34歲。一切重頭開始，輾轉幾家媒體當記者，曾經共事的小弟成了他的領導，而袁凌還和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拿著幾千塊錢的工資，住進600元一個月的出租屋。
打擊接連不斷地襲來，其中“對我最為重創的還是我老爸。”袁凌36歲那年，對袁凌倍感失望的父親把他約到縣城裡的一個小賓館見面。“他專門宣佈了我人生三大徹底失敗：婚姻失敗、經濟失敗、工作失敗。”
聽著父親語句中不帶任何憤怒的平靜，袁凌知道：“他徹底放棄我了，這件事我一直記得，我永遠記得。”
抬起面前的咖啡喝了一口，袁凌微微眯起眼睛，咖啡廳昏暗的燈光幫他藏起了更多的神情。
“父親這樣說，對您來說是種打擊吧？”記者主動打破了沉默。“那你沒有辦法的，真正打擊我的確實是，你想想看，到了那個年紀，我一窮二白。”
有袁凌的朋友形容，2010年，他離開《鳳凰週刊》時，完全是孤魂野鬼的狀態。找不到工作，投稿也處處碰壁，那些對袁凌來說重要的文學創作，均被拒稿，無法發表。
那時穿梭在北京的車站與車站間，袁凌腦袋裡常會沒來由地循環著歌手阿杜的歌《撕夜》，歌詞唱到：“那個人在天橋下，留下等待工作的電話號碼，我想問他多少人打給他。隨手翻開電話上，那本指引迷途心靈的密碼，我的未來依然沒有解答，舊電話撕了一頁，我的朋友還剩下誰，冷冷的心冷冷的夢在哽咽。”
袁凌想：“諾大個北京，誰還會再找我啊，而我又能找誰。”
一次，袁凌在地鐵裡，看著周遭人來人往的一切，突然就哭了出來。“淚水很多。”恰巧被一位《新京報》前同事路過看到，這位同事回去和另一個同事說：“袁凌這輩子已經不會再有很大的成就了，他在《新京報》時，應該就是他人生的頂點。”
宿命
袁凌其實後悔過。
“如果讓您再選擇一次，你還會做出回鄉的決定嗎？”十點人物誌問。
袁凌想了想，答：“如果再次選擇，我可能就不回去了，因為我想過得幸福一點。”許是自己年紀逐漸大了，袁凌總想著：“年輕時經歷的那些赤裸裸的痛苦，現在可能承受不了了。”
一直到2012年左右，袁凌的生活情況才稍微好一些。那時，新聞和文學間的敘事壁壘被打破，用文學藝術手段來表現人物和事件的紀實特稿、非虛構寫作稿逐漸被行業所認同、接受。袁凌笑稱：“我開始轉運了吧。”
2012年至2014年，作為特稿記者，袁凌相繼寫下《守夜人高華》、《走出馬三家》等影響頗廣的作品，前後獲得騰訊網“年度特稿寫作獎”“年度調查報道獎”。
週而復始的鄉土迴歸仍在進行。近兩年，袁凌一直在參與一個探訪鄉村兒童的公益項目，每次去全國各地的鄉村兒童家生活半個月，寫下他們的故事。
這個過程是艱苦的。接受界面文化採訪時，袁凌曾提到，偏遠山區缺水缺食物是常態，有時沒有床，要睡在木板或草堆上。在新疆，他要走八九個小時的山路，翻過雪山才能抵達探訪地。
截止2017年年底，袁凌已走訪了幾十戶家庭，寫下40多個故事。近來，這些故事陸續在文學雜誌《收穫》及新媒體平臺“騰訊大家”“網易人間”“真實故事計劃”發表，獲得眾多關注。袁凌計劃著，2019年要把這些故事集結為書出版，書名已經想好，叫《寂靜的孩子》。
常年的內耗，也讓身體先於意識亮起了紅燈。
在一次採訪中，袁凌碰到農村村醫衛生室在免費測血壓，他順手一測，發現自己的高血壓竟達到了180，而旁邊比自己年齡大近一倍的老爺爺才140，袁凌嚇了一跳。後來，他在朋友圈感慨：“長期透支的身體，在45歲這年要認真和我算一算賬。我希望它只是警告，提醒我認真還債，而不是直接拉入黑名單。”
他還有很多想寫而未完之著。“欠下太多故事了，寫出作品還是第一位的。” 現下，袁凌的出書計劃已經填滿了接下來的幾年，他無法估量自己的身體最終能不能“饒人”，只想再多做一些，多走幾步。帶著手臂上的“烙印”，儘可能再多捕捉一些人在生命之河上蹚過的痕跡。
在袁凌的非虛構作品《從出生地開始》中，他曾用大量的筆墨描寫了家鄉那些已經被黃沙覆蓋，和亡者一樣成為歷史的水流。
袁凌寫道：“那個年代，說不清為何到處有如此多的泉水，整個天地在流淌，卻並未流走。”泉水總現於路程彎曲處，發出流利或斷續的聲音，如一個躬身的逗號。
“流走的是我們……一旦開始無法停止。隨著公路加寬，彎度消失，泉水莫名地消失了，或許是因為，我們很少回頭來看望它們，頂多只是乘車路過。它們的等待落空了，眼眶蒙上灰塵。”
面對殘存水跡，袁凌曾懷疑：“我算是活過麼？”昆德拉有一句話讓他思量頗多：“只活過一次，就等於沒有活過。”
袁凌知道，沒有人可以活兩次，沒有人可以兩度踏進同一條河流，走上同一條路，回到同一個地點，就連自以為可靠的身體，下一刻也會變成另一個。
他只能回答自己：“你早已成為，那乾渴的行人。”
閱讀更多 十點人物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