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雖然早在1952年就將最珍貴的善本古籍捐出，但他搜求和賞鑑文物古籍的興致依然不減，並在生前陸續無保留地將所藏悉數捐出，得以完好保存於國家的圖書館、博物館中，還之於民，可謂得所。從現存《日記》中可見，他在工作之餘，與友人談書論畫，切磋交流，從中獲得樂趣，也為保護祖國優秀文化遺產盡了一分力量。
祖父周叔弢生前撰寫的日記，除了抗戰前部分在日軍進入租界前銷燬外，“文化大革命”即十年浩劫後僅存者，只見手抄1952年5月至1962年8月的“日記擇抄”一冊（校讀者案：據啟乾先生賜示，弢翁1950年代所用日記本，為一皮夾活頁本。此十年日記“擇抄”於何時，如何擇取抄存？景良先生及啟乾先生均不詳，一直至弢翁身後，方知有此五冊日記之存在），及1962年9月至1963年12月和1965年6月至1966年8月的日記各一冊，共五冊。記載雖然十分簡略，但畢竟雪泥鴻爪，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者在這一時期的主要活動。
祖父雖然早在1952年就將最珍貴的善本古籍捐出，但他搜求和賞鑑文物古籍的興致依然不減，並在生前陸續無保留地將所藏悉數捐出，得以完好保存於國家的圖書館、博物館中，還之於民，可謂得所。從現存《日記》中可見，他在工作之餘，與友人談書論畫，切磋交流，從中獲得樂趣，也為保護祖國優秀文化遺產盡了一分力量。
在《日記》所涉及的時間段內，有些時日恰值我正在祖父身邊，所記一些人和事也屬親見親聞，讀後自然不免引起回憶並有所聯想，現拉雜寫下，聊作對先人的緬懷與追念。
在文化界，祖父與趙萬里 （斐雲）先生（1905—1980）可謂惺惺相惜，友誼長達半個世紀。趙長期擔任北平（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的負責人，是著名版本目錄學家。早自上世紀30年代，祖父與趙即開始交往，相互切磋。趙為祖父代購善本古籍或提供信息，祖父也為北圖購藏古籍盡力。他們雖然分處京津兩地，但書信往還不斷。
對於新中國的建立，祖父與多數國人一樣歡欣鼓舞，他要把數十年精力所聚收集到的善本古籍舉贈國家。1952年6月下旬，他正在北京開會，29日記：“鄭西諦來談捐書事。趙斐雲以為是意外大事。”可見正是在此期間，與有關方面正式敲定了這件準備已久的大事。隨後，當年8月31日又記：“張蔥玉、趙萬里、高熙曾來取藏書。”9月3日，“藏書運京”。至此，所藏善本入藏北圖。趙與祖父相知甚深，仍以為這是“意外大事”，可見此舉的不同尋常。
在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祖父常去北京開會，每次也都要抽暇去北圖看書並訪晤趙萬里先生，趙也常來祖父住地回訪。1953年秋至1956年夏，我在京讀高中期間，祖父每來京即召我陪侍，所以我也不只一次見到過趙。他那時正值中年，中等身材，戴眼鏡，平頭，常穿一件風衣，神采奕奕，腳上穿的鞋是那時特有的，現已見不到了。它介於傳統中式布鞋與西式皮鞋之間，雖是黑色布面，但使用膠底，繫鞋帶，樣式無異於西式皮鞋。後來又在南開見到雷海宗先生也穿這樣的鞋，看來這在知識分子中還是頗為流行的。
還有一件事印象深刻，是趙的突然來訪。記得有一次，我們剛剛起床，尚未收拾，趙即敲開了旅館的房門。那顯然是他要趕在清晨上班之前來談事情的。由此也可見趙與祖父之間熟稔的程度。
在祖父《日記》中，不乏有關到北圖等處看書的記載。例如，1952年8月9日記：“在北京圖書館閱潘氏、劉氏、翁氏所捐書。”9月20日記：“到北京圖書館看中國印刷發展史預展。我所藏善本部分陳出。清代書籍選擇不精。”1953年的記載有：1月29日，“夜偕趙萬里、唐蘭到鄭西諦家晚飯，暢觀西諦藏書。多罕見本，版畫尤佳。”1月30日，“到北京圖書館閱新收善本書。”5月29日，“早到北京圖書館和徐森玉看新收善本書。涵芬樓，瞿氏。”
從1963年的《日記》可見：7月4日，“到北京圖書館晤趙萬里，看馮已蒼校抄本《潛夫論》”，認為“此是真本，南京圖書館是傳寫本”。11月14日，“到北京圖書館晤趙萬里，看宋葆淳畫《小桐溪圖》，題跋甚多；看宋棚《周賀》、朱慶餘《李丞相詩》、尹氏本《續幽怪錄》、趙之謙《致潘伯寅信》，談鈐印法甚詳。又見西諦所藏宋本《政經》”。11月19日，“趙斐雲來談，請其題《勘書圖》。”
祖父有時即使是當日往返於京津之間，也常要抽暇往北圖一行，訪趙或者看書。例如，1963年2月25日“早六時車赴京”，上午開會後，即到琉璃廠，到國子監街中國書店，又到北圖“晤趙萬里，閱新購書，蕭江聲手抄《穆參軍集》為佳。……5時餘到車站，6時23分95次車返津。”1965年12月4日正值星期六，“早6時乘汽車赴京”參加會議，“（午）飯後到廼茲府觀場衚衕訪趙斐雲，同到琉璃廠中國書店。……又同到謝剛主新屋，值剛主往琉璃廠，未遇，我即返津。”
從《日記》上看，直至解放以後的五六十年代，祖父仍常為北圖收書不輟。例如，1953年4月26日記，“為北京圖書館收宋本《無為集》”。1962年12月15日從天津古籍書店取來萬曆本《客越集》等書，認為“皆罕見之本”。次日“細閱”，進一步指出：“《客越集》是萬曆癸巳（1593年）刻，淄川王巽南遊所作詩，亦是寫刻本。”隨後即於12月18日赴京開會。至1963年1月8日《日記》又稱：“得張振鐸信，《客越集》可售北京圖書館。約斐雲來晚飯。”由此可見，祖父是把此書帶到了北京，趙萬里先生欲為北圖收藏，祖父又致信天津古籍書店經理張振鐸，得其回信同意，遂約趙來住地晚飯並取書。同日《日記》還鄭重寫道：“趙斐雲取《客越集》去，我從天津代購，明萬曆本，極精，是人間孤本。”對於這件事，有的出版物作“趙萬里來津取回代購之明萬曆本《客越集》”，顯然不確。
1963年2月14日記，與天津圖書館古籍部負責人姒兼山“到古舊書門市部，兼山選購書數種，明本《東所先生集》，嘉靖廣東刻本，白棉紙初印，我本擬為北京圖書館代購，兼山選去，不能與之爭矣。我代選萬曆本《顏氏家訓》，亦罕見之本”。此後，7月14日又記：“寫趙萬里信，代購《耳溪散稿》。”
趙萬里先生充分了解和重視祖父自莊嚴堪藏書的寶貴价值，早在1960年代初已籌劃為之編目出版。據《日記》，祖父於1962年12月10日赴京開會，趙於次日即來住處造訪。《日記》稱：“與萬里談編藏書目錄事，明年擬列入館中工作中一部分，並附印書影。規模甚大，不知能否實現。”對於能否實現，祖父不無擔心。事實也表明，這一擔心不無道理。無論祖父或趙萬里先生，生前都未能看到《自莊嚴堪善本書目》或《自莊嚴堪善本書影》的出版。
1965年9月，天津市文化局希望祖父為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講一講善本書。從《日記》中可以看出，祖父對此十分重視。他利用餘暇動手寫講稿，前後歷時數月。完稿以後，於1966年2月1日“寫趙萬里信，寄《談談善本書》稿，請他改正。”至14日又記，“斐雲回信，對於善本書的講稿增改不多。”凡此都可見祖父對趙的信任。直至當年8月15日，日記中仍記有“午後整理《談談善本書》講稿”，亦可見祖父的認真。然而，導致十年浩劫的“文革”風暴已經颳起，不僅“善本書”無從“談”起，就連每個人的前途乃至生命，也都難以預卜了。
“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給國家民族帶來的災難無法估計，在那人妖顛倒的非常歲月中，趙萬里先生同樣不能倖免。他被關入“牛棚”，備遭凌辱，身心受到嚴重摧殘，沉重的病體又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終致喪失語言和肢體功能而癱瘓在床。在十年浩劫中，祖父曾經兩次登門探望。第一次尚有知覺，能進飲食，但不能說話。第二次則已是昏睡不醒。至1980年，終於齎志而歿。對此，祖父深為惋惜，曾經多次談起。我以為，有幾句話最為恰切地反映了祖父對趙的學術造詣與工作態度的高度評價。
那是進入新時期以後，祖父收到黃裳先生贈書，閱其《憶趙斐雲》一文而引發的。祖父於1981年12月26日致黃的回信中，談到“緬懷老友，曷勝悽愴！”，並進一步指出：“斐雲版本目錄之學，既博且精，當代一人，當之無愧。我獨重視斐雲關於北京圖書館善本書庫之建立和發展，厥功甚偉”；“斐雲在地下室中，一桌一椅，未移寸步，數十年如一日，忠於書庫，真不可及。……嘗謂餘曰：‘我一日不死，必護持庫中書，不使受委屈，我死則不遑計及矣。’其志甚壯，其言甚哀。”祖父還談到了兩次探訪時的痛心疾首：“迫害之酷，如同目睹，悲憤不能自已，亦只徒喚奈何耳！”
我想，祖父於1952年將所藏最精善本古籍捐出，首先是出於對新中國的熱愛，但也應看到，他對如趙萬里這樣為國典守古籍者的高度信賴，當也是原因之一。
約1942年，作者與祖父周叔弢先生合影於天津。
謝國楨（剛主）先生（1901—1982）是著名歷史學和版本目錄學家，與祖父也有半個世紀的交往。剛主先生早年同樣供職北平圖書館，對於祖父搜求古籍多有幫助。近年，孟繁之先生示以剛主先生1944年所撰《雨窗談書·周叔弢》一文，可見他那時已是祖父自莊嚴堪藏書的知音。文中說：“叔弢先生是皖中華胄，可是為人精明謹慎，持身如同清素，一點沒有布兒喬亞的派頭”，自莊嚴堪雖然收藏了不少佳槧，但是“決不因此誇耀於人；也不願意人們認他為藏書家。但是認識他的，沒有不感覺他是一位很誠篤的朋友。”
我最初見到剛主先生，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那時祖父尚住在天津桂林路，一般來客是在樓下客廳中接待，但剛主先生不同，他是徑直來到二樓的起居室與祖父見面。新中國肇建之初，人們的服裝也是新舊交替，開始發生著變化。與多數人已改穿中山服不同，剛主先生那時依然還是身著灰布大褂，手拿傳統的小包袱，像是一位舊時的教書先生，而那時他正在南開大學執教。就當時的社會環境看，與教書相比，從事科研當更適合剛主先生。後來，他果然就調往北京的研究機構了。
從祖父《日記》看，剛主先生到京後，他們依然保持聯繫，用剛主先生的話說，是常有 “一瓻之借”。祖父每赴京開會，即常有機會見面。據1963年7月5日《日記》，“晚謝剛主來，攜《道山清話》（舊百川本），明代原裝；《愚谷文存續編》，陳仲魚、吳虞臣校樣本；明萬曆張棟刻《絕句辨體》，清代印本。三書皆別緻有味。”又記：“《道山清話》我以白棉紙本相易，其他兩本書以43.50元收之。”祖父返津以後，即於7月15日“寫謝剛主信，寄《道山清話》”。這裡提到的《愚谷文存續編》，本是清代藏書家吳騫（1733—1813）所撰，但有的出版物卻顛倒了時序，將其說成“明萬曆張氏刻本”，顯然有誤。
當年11月24日（星期日），時在北京的祖父又有“到來薰閣，遇謝剛主”的記載。1965年12月4日，祖父當日往返於京津之間，仍抽暇與趙萬里一起“同到謝剛主新屋”，但因謝往琉璃廠而未遇。
在歷經“文革”的十年浩劫之後，無論祖父或是剛主先生，鑑於“朋友往還，老成多已凋謝”，都不免“山陽聞笛之感，黃壚懷舊之思”，但“童顏白髮，時相過從”。新時期中百廢待舉，幾經拖延的《自莊嚴堪善本書目》的編輯和出版又提上了日程，為該書寫序，當非剛主先生莫屬。他在1981年9月執筆的《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序》中，對版本目錄之學作了深入的分析，也對祖父藏書作出了中肯的評價，與45年前（1936年）藏園老人傅增湘所撰《周君叔弢勘書圖序》遙相輝映，為我國藏書史的研究留下了重要的一筆。遺憾的是，剛主先生同樣未能看到此書的出版（校讀者案：《自莊嚴堪善本書目》1985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剛主先生1982年9月即已下世）。
趙萬里（斐雲）長期擔任北平（北京）圖書館善本部負責人，常為周叔弢代購善本古籍或提供信息，周叔弢也為北圖購藏古籍盡力。他們雖然分處京津兩地，但書信往還不斷，兩人的友誼持續半個世紀。圖為周叔弢致趙萬里信，落款處“半雨樓”印是周叔弢為所藏宋蜀本《王摩詰文集》所治，因內有“山中一半雨”句。
祖父與黃公渚的交往，在《日記》中只見一處記載，但很值得注意。
黃孝紓（1900—1964）字頵士、公渚，號匔廠，別號霜腴、輔唐山民、灌園客、漚社詞客，天茶翁等。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其父黃曾源（1857—1935），字石孫，清代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任五城監察御史。因梗直敢諫，受到權貴排擠，外放徽州知府、青州知府，兩任濟南知府。辛亥革命後避居青島，與姻親劉廷琛為鄰，所建藏書樓稱“潛志堂”，與劉廷琛的“潛樓”及於式枚的“潛史樓”，並稱“三潛”藏書樓。
在1912年至1914年間，祖父也居青島，玩伴中就有劉廷琛之子等一些遜清遺老的子弟。他與黃公渚的相識，當也是在這時。此後，自1919年起，祖父又在青島工作數年，與黃再續前緣，應是意料中事。
黃公渚讀書條件優越，據稱其少治經學，喜考據，精訓詁，尤擅國畫。1924年即鬻畫於上海，並受聘主持劉承幹（翰怡）嘉業堂藏書樓十年，得以遍讀所藏古籍。其間還參與詞學組織漚社的活動，活躍於文壇。後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青島大學、山東大學文科教授，專於詩詞與書畫，著作迭出。上世紀50年代山東大學自青島遷濟南時，以身體欠佳和酷愛嶗山山水而未隨遷。
1963年4月26日至29日，祖父為參觀考察文物保護與園林綠化，到訪青島這一舊遊之地。據4月27日《日記》：“午後……到文化商店，選墨二枚。遇黃公渚，已二十餘年不見，同到苗海南處看大滌子《巢湖圖》。”隨後，又“到公渚家，匆匆看畫數卷，題跋中有洪昇、孔尚任、徐釚，皆難得”，並記“公渚以所畫山水一幅見贈”，足見二人的情誼。當然，祖父萬萬不會想到的是，此次相見，竟是永訣，僅過一年之後，與老友就是天人兩隔了。
原來，黃公渚常以其所長，為公私藏家鑑定文物書畫，但竟然因此罹禍。在1964年的“社會主義教育”（“四清”）運動中，他被誣為“不辨真偽”、“以真偽假”，將其召至濟南進行批判。突然遭此莫須有的罪名，黃視為奇恥大辱，即在濟南投繯自盡。三名家屬聞訊後，坐在一起輪流喝下敵敵畏，也追隨而去。作為“文革”的前奏，這慘烈的一幕令人震驚。在隨後的“文革”中，黃公渚珍藏的眾多文物書畫、著作手稿，同樣在劫難逃，被當成“四舊”付之一炬，據說瀝青路面為之熔化。（參見劉懷榮《黃孝紓生平、創作與學術成就述略》，《文史哲》2008年第4期；李昌玉《四清投繯的國學大師黃公渚》，共識網）
祖父與黃暌隔於津魯兩地，雖然不一定能夠及時得到凶信，但黃在新時期得到平反昭雪以後，總應能有所耳聞。祖父於1982年4月在為清道光刻本《古文辭類纂》題跋時，特別詳細介紹了清代雕版名手穆大展的生平與事蹟，強調這是“吾友黃公渚”“為我略述穆氏生平”所提供，同時指出：“吾友黃公渚藏穆大展五十六歲時婁東陸星山燦為穆氏所繪《攝山玩松圖》，題詠者八十一人。”
1983年，即祖父逝世前一年，又應天津古籍書店經理張振鐸之請，寫成《清代雕版刻工穆大展略傳及刻書資料》，同樣是運用“吾友黃公渚”提供的材料，在彰顯前輩雕工輝煌業績的同時，也使亡友的學術貢獻得以傳揚而不致湮滅。祖父或許正是用這樣一種方式，在默默地懷念故人。（參見李國慶《弢翁藏書年譜》，黃山書社2000年版，第229-230、238-239頁。）
在我幼時的印象中，與祖父來往較多的有勞健（篤文）、徐世章（端甫）等先生，常能在家中見到。可惜這兩位在上世紀50年代前期已相繼去世，故祖父《日記》中反映無多。從《日記》可以看到，在60年代，交往較多的有張重威、翁之憙等先生。
張重威（1901—1975），銀行家、收藏家、曾任中南銀行天津分行經理（兼管北平分行），1949年任上海總行副總經理。張的身體看起來十分瘦弱，後來知道，他的胃已大部分切除，離職後即以古籍文物自娛。張與祖父同住天津睦南道，可以說是斜對面的鄰居。從祖父所遺部分《日記》看，自1962年9月2日至1966年7月3日，即“文革”風暴已經颳起，其間與張交往不斷。
關於共同賞畫的記載，祖父1962年11月3日（星期六）《日記》稱，“早到重威家，縱閱所藏畫卷，以倪驤、黃公望、仇英為最佳。”12月2日（星期日）又記：“早到張重威處看錢叔寶畫卷，仿小米雲山著色，在錢畫為別品，索價5000元，可稱駭人之價。又見董其昌《山水》畫稿，無款，只有陳眉公短跋。文徵明《蘭竹》卷。”至1963年6月8日，又記：“早到重威處看仇十洲《赤壁圖》。”至1966年2月27日，祖父還曾攜帶取自藝林閣的字畫訪張：“到重威處，以前日所取程庭鷺《藝圃圖》《沈鳳畫冊》示之。”
近年從互聯網上看到，稱張重威收藏有著錄於《石渠寶笈》的仇英《赤壁圖》、黃公望《溪山雨意圖》等名畫；又說仇英《赤壁圖》手卷在嘉德2007年秋季拍賣會上以7952萬元成交。祖父日記正可與之相互印證。
在鑑賞古籍方面，祖父與張的交往更為深入。例如，《日記》稱，1962年9月9日（星期日），“午後重威來談，示我天順本《歐集》，已有補板，是汪閬源藏書。又經廠本《文獻通考》，有‘廣運之寶’印。”1963年2月，祖父見到明崇禎元年進士劉若宰的尺牘後，“到重威家，請他考訂劉若宰生平”（2月10日日記）。1965年6月27日（星期日），“早到重威處，交渠明嘉靖呂維垣本《春秋繁露》照片”。
同年7月18日，時任天津市長鬍昭衡以所藏明八卷本《王維集》示祖父，並請題寫跋文。20日，祖父即攜此書訪張，共同研究和欣賞：“午後攜 《王摩詰集》訪重威”，並“從嘉靖蘇州徐刻《唐文粹》中尋得刻工章景華名”，認為“王集卷一第二頁下方有章景華名，此本只此一頁有刻工姓名，亦不可解，但為嘉靖蘇州刻可確定”。
1965年7月22日，祖父赴京開會，早去晚歸。會後前往海王村中國書店，除自購遼府本《昭明太子集》外，又“為張重威代購陸鍾輝刻《陸宣公集》”，並稱贊該書“極精”。7月27日又記：“重威傍晚來小坐，他新得陸鍾輝刻《陸宣公集》，倩我作跋。”於此可見二人的交誼。至1966年2月11日，《日記》中又見：“北京寄趙注《水經注》來，白紙絕初印，甚可愛，已定歸重威。”
祖父十分重視清代佳槧，認為它可以“上追趙宋，下俯朱明”，並注意蒐集相關資料。例如，1966年1月1日，“早訪重威，見《江春兄弟集》”，即記載其“開花紙印，極精美，刻工有夏天佑”。隨後，1月31日，“到重威家，借《江氏二先生集》來”，認為此書是“嘉慶刻本，紙印精美，書林無上上品。”繼之，又應邀於2月11日“為重威所藏《新安江氏二先生集》寫題記”。上海古籍書店在津舉辦展覽，祖父也曾於當年3月3日和6日，兩次與張一起前往參觀。
據《日記》，祖父於1965年8月2日從張重威處“借來《約園雜著》三編”，閱後指出其“有藏書跋及所藏明本編年書目”，“明本大部分是陶蘭泉舊藏，”認為“此公對版本不甚內行，按年編目卻別開生面”。按《約園雜著》作者為張壽鏞（1876—1945），字伯頌，號泳霓，別署約園，曾參與創建光華大學，並任校長。關於《約園雜著》，有的出版物錯認為“是書載有藏書跋文及重威自編《所藏明本編年書目》”，顯然不確。《日記》中所說的“此公”，明顯是指張壽鏞，而非張重威。彼張非此張，兩者不應混為一談。
從《日記》上看，以祖父訪張為多，但張也時有來訪。例如，1966年5月2日，記有：“午後重威來談赴北京到琉璃廠情況，擬購明白棉紙印《國語》《國策》《唐文粹》諸書。”直到1966年7月3日（星期日），《日記》仍記有：“早到張重威家，借明天啟金陵一貫齋刻朱墨本《三元選擇丹書》”，又指出：“明代朱墨本盛於吳興閔氏、淩氏，金陵本只有此刻，惜書的內容無足取。”這時，“文革”風暴已經掀起，老友之間的相互切磋也就戛然而止了。
周叔弢應甕克齋邀請，寫老子《道德經》中的處世箴言相贈。全文（原件無標點）為：“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一九六二年十月寫奉克齋道兄法正，周叔弢。”
翁之憙（1896—1972）字克齋，系翁同龢侄曾孫，精於英文，擅書法、繪畫。早年供職開灤礦務局，新中國成立後，是天津市醫學圖書創建人之一。祖父1952年8月9日《日記》：“在北京圖書館閱潘氏、劉氏、翁氏所捐書”，其中翁氏書當即指翁之熹所捐翁同龢、翁斌孫藏書。之憙父翁斌孫（1860—1922）字弢夫，清末曾任直隸提法使，並保存有其叔祖翁同龢的部分書籍、字畫等。辛亥革命後隱居天津，以讀書和鑑藏自娛。翁之憙是斌孫幼子，無論書法、繪畫，皆受其薰陶。
祖父1952年8月31日《日記》，除記載北京來人取去自己所捐藏書外，還提到了“翁克齋捐宋本《論語集說》”。由以上所述可見，翁之憙也是新中國建立之初即捐獻古籍文物之一人。
從現存祖父1962年9月以後的部分《日記》可以看出，他與翁的交往也相當密切。例如，1962年9月9日（星期日），“早到叔誠九舅（按指張叔誠，有姻親關係）處，克齋以羅兩峰夫婦及沈石田印鑑照片見貽”。10月7日（星期日），“到重威家及九舅處，翁克齋攜至翁同龢跋本漢碑兩種同玩”。10月28日（星期日），“早到張九舅處，翁克齋攜來《蘭亭》拓本二冊，有翁叔平題語”；“午後到克齋家，見惲南田臨文徵明《桂花》小幅，並臨各家題語極精”。對於所見寫經與善本古籍亦有評論：“見高配元代寫經（至元二十二年）一卷，磁青紙金字原裝，經尾題‘式目錄事大盈署令金必為書’，此殊罕見。另敦煌寫經《沙彌威儀經》一卷，小字亦佳”；“善本書有張力臣手抄《薛氏鐘鼎》二冊，怡府抄隸續開花紙精鈔原裝，亦頗可愛。”12月6日，又記：“到翁克齋家，看盧象昇對、陳鴻壽刻《金冬心雜著》，極精。”
在此期間，祖父還曾於10月10日應邀“寫翁克齋字冊”，並自我評價稱：“我寫字毫無功夫，筆不稱手，只見其拙劣。”然而，祖父究竟題寫了什麼內容，《日記》中卻沒有記載。出乎意外的是，竟然從網絡上看到了博寶藝術品拍賣網曬出的原件，正與《日記》內容相合。現將全文錄下（原件無標點）：“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一九六二年十月寫奉克齋道兄法正，周叔弢。”老子《道德經》中的這段話寓意深刻，可以看出，祖父是十分喜愛這段處世箴言的，並且予以踐行。為翁題寫，也正含有共勉之意。
周叔弢於1952年將700多種善本古籍捐獻，但他搜求和賞鑑文物古籍的興致依然不減，並在生前陸續無保留地將所藏悉數捐出，得以完好保存於國家的圖書館、博物館中。
從《日記》中可以看出，由於共同的興趣，在祖父與不少友人的交往中，鑑賞文物都是一項重要的內容。
在工商界，作為前清翰林的陳叔通老人 （1876—1966），年長祖父15歲，也可算是忘年交了。祖父對陳十分尊重，《日記》中一般稱“陳叔老”或“叔通丈”。建國初期，陳主持籌建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簡稱“全國工商聯”或“全聯”），我曾看到過他約請祖父參與籌備工作的親筆來信，對其毛筆墨跡留有很深的印象，從而還知道，他就是新聞記錄電影和著名油畫《開國大典》中，站在毛澤東主席身邊那位身材不高，戴著眼鏡，雖然白髮長髯但精神矍鑠的老者。
沒有想到的是，我竟有幸見到了這位老人。全國工商聯於1953年10月正式成立後，祖父參與其財務委員會的工作。大約是1954年春的一天，祖父攜我赴西單一家不大的飯館午餐，原來是擔任該會主委的陳叔通老人約祖父和另一位財務委員會的負責人、上海的銀行家王志莘先生談事情。
除了一般的工作關係外，祖父與陳叔老在鑑賞文物上有著共同的愛好。據《日記》，1956年5月16日陳等作為人大代表來津視察，5月23日，祖父陪陳等“到歷史博物館，見趙孟頫\寫經卷及趙子固《水仙》卷”；5月27日，又“到蔣恩鈿家看月季”。1962年11月24日，祖父赴京開會當日，就有“陳叔老攜明女士八人畫冊來”，惜“未遇”。12月12日，再次赴京開會期間，“陳叔老送來明女士畫冊”，祖父認為“似有真有假”。至1963年12月5日，又記：“午飯前到陳叔老〔處〕看八怪畫，以黃慎《山水》軸、羅兩峰、金冬心《梅花》軸為佳。”
陳叔通老人的室名之一是“百梅書屋”，並刊印有《百梅書屋詩存》行世。祖父1963年1月24日《日記》：“到人民圖書館送陳叔老所贈書二種”，或即指此書。同年5月21日又記：“早朱繼聖來，昨從北京回。傳陳叔老話，痔瘡千萬不可開刀。叔老關懷可感。”在“文化大革命”爆發前夜，陳以90高齡辭世，祖父於1966年2月18日《日記》中稱：“早閱報，得悉陳叔通丈於前日逝世，享年90歲。叔通丈體氣甚健，此次患癌症，出乎意外。”
上海的民族實業家劉靖基（1902—1997）也是文物收藏家。祖父與劉同在北京開會時，即經常相互訪問聚談。祖父每至上海，也必訪劉欣賞文物。
1959年10月中旬，祖父一行南下“參觀學習綠化工作”，抵達上海後，抽暇於10月23日“晚到靖基家看藏畫”，認為“惲南田大幅《松風泉響》，石濤《金陵十景》冊，董玄宰《秋興八景》冊，石谿長卷，皆佳”。
1963年春，祖父一行南下“參觀園林綠化和文物管理”，於3月28日到上海，下榻國際飯店。4月1日在古舊書店“遇劉靖基在店中買《寶晉齋帖》”，又記：“靖基送我回飯店，約胡厥文來，同到樓上午飯。”
山東的企業家苗海南（1904—1966），也喜文物收藏與鑑賞。我還記得，上世紀50年代前期，祖父在京開會期間，曾經接待過苗的來訪。他那時正值盛年，且身材魁梧，衣著筆挺，給我留下了氣宇軒昂的印象。後來知道，他早年留英習紡織，回國後興辦實業很成功。
1963年春，祖父在上海、江蘇參觀後，又來到濟南和青島。據4月26日《日記》，當天下午三時餘到青島，“晚飯後，攜石濤《巢湖圖》訪苗海南，閱渠所藏鄭板橋字卷，甚佳。”次日下午，在文化商店巧遇已20多年不見的老友黃孝紓（公渚）後，又與黃一起，“同到苗海南處看大滌子《巢湖圖》”。
在此之前，祖父珍藏的石濤《巢湖圖》，曾被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借去，當是為編印《石濤畫集》之需。1962年11月21日《日記》稱：“午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派編輯林雪巖來借石濤《巢湖圖》去。此人初見面，只憑一紙介紹信，我即將畫軸借與，可稱信人不疑。”至1963年3月，乘祖父來滬之便，出版社將《巢湖圖》奉還。3月29日《日記》：“人民藝（美）術出版社李槐之主任來，送還石濤《巢湖圖》，微有損傷。”看來，祖父是自滬親自攜帶此圖北返，於到達青島後，在第一時間攜其訪苗，並把它暫留苗府，以供其仔細欣賞。
祖父和苗海南先生不可能料到的是，僅僅三年之後，“文革”風暴驟起，中國社會與文化陷於十年浩劫之中。海南先生不僅受到嚴重衝擊，在破“四舊”的名義下，他所珍藏的眾多文物字畫，竟被無情砸毀或付之一炬，連燒二日夜，俱都化為灰燼。這時，已經重病在床的海南先生，眼見原本打算捐獻的珍貴文物灰飛煙滅，其悲憤之情可以想見。他顫巍巍在紙片上寫下“對不起黨”四個字，正是對這無知又“無畏”荒唐行為的控訴。（參見《苗海南之女苗淑菊接受本報專訪》，《濟南時報》2012年4月18日）
1963年7月6日，時在北京的祖父，在上下午都開會的情況下，利用午休時間，“到來薰閣，退唐人寫經一卷”，同時“遇孫定國”，但“匆匆未多談”。孫定國（1910—1964），時任中央黨校教授、哲學教研室主任，並喜收藏古籍，當是共同的愛好使祖父與之相識。
這裡所說“匆匆未多談”，究竟是由於祖父急於趕回去開會，還是由於孫這時已經處境險惡，已難以查考，但祖父不會想到，這當是他與孫的最後一面。1964年，由於那個“理論權威”的一手操縱，胡說“合二而一”是與毛澤東主席倡導的“一分為二”唱對臺戲，把一個理論問題歪曲成為政治問題，在中央黨校乃至全國範圍發起了對“合二而一”的批判。正是在這莫須有罪名的高壓之下，不僅使孫含冤而歿，就連他以自己合法收入苦心搜求並珍藏的古籍，也被另一“理論家”以超低價格掠去。（參見散木《中央黨校“孫定國冤案”背後》，《文史精華》2005年第4期）
1963年11月，祖父在京開會，27日《日記》對於在鄧拓家中欣賞其所藏文物有較詳記載：“晚到鄧拓家，看宋本《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天祿琳琅故物。又看字畫十餘件，唐寅、祝枝山字卷（唐寫詩，祝《赤壁賦》），八大畫蟹立軸，唐寅《山水》軸，石濤《山水》軸，皆佳。董其昌題高房山《雲山圖》，宋人畫《牡丹雙喜圖》，周文規畫《楊貴妃上馬圖》，畫甚舊，未敢定其偽。蘇東坡畫竹，爭論甚多，我看甚好。”這裡所說“爭論甚多”而“我看甚好”的“蘇東坡畫竹”，當即指蘇軾（東坡）所繪著名的《瀟湘竹石圖》。
鄧拓（1912—1966）是傑出新聞工作者、政論家、歷史學家、雜文家，也是書畫收藏家。這時，他已從《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的崗位轉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他慧眼識珠，斥重金收購蘇軾《瀟湘竹石圖》，原出於對重要文物的珍愛與保護，但當時輿論不僅對畫作真偽有不同看法，甚至對鄧收集文物的豪舉也妄加非議。僅僅兩年半之後，尚在“文革”風暴大舉襲來的前夜，鄧面對高壓之下的無端指責與誣衊不實之詞，寧折不彎，以死相對，成為了“文革”慘劇中最早的犧牲者之一。其實，鄧拓生前已將所藏珍貴文物捐出。如今，《瀟湘竹石圖》等國寶，也已被確認為真跡，並得到妥善的保管，差可告慰逝者於九泉。
祖父於1952年將700多種善本古籍捐獻後，又在考慮將所藏其他文物精品陸續捐出。當年8月29日《日記》中寫道：“到市文化〔局〕看藝術展覽。我決定將我收藏字畫最好的捐出，希望起帶頭作用。”隨後，9月3日又記：“古代藝術展覽會開幕。當場我獻出：（1）宋景德年寫經；（2）元陸居仁《苕之水》卷；（3）明宋克《急就章》卷；（4）明文徵明書《盤谷序》卷；（5）明文伯仁《瀟湘八景》卷；（6）明項聖謨《且聽寒響圖》卷；（7）明錢貢《城南雅逸圖》卷。”
1962年初，祖父擔任了新成立的天津市文物保管委員會的主任，使興趣與工作更好地結合起來。據當年9月14日和15日《日記》可知，他認真審閱“藝術、歷史、人圖三館珍品目錄”，認為“有可商榷之處”，“併為改正錯誤數處，提出可入珍品書畫十餘件”。9月20日“到藝術博物館看書法、硯墨紙筆文具預展”，此後，又於10月4日到該館，“談墨陳列宜改進及法書清代宜調整，並建議到北京參觀文房四寶展”。5日，祖父乘早車赴京開會，於下午會前先到故宮看了“文房四寶展”，認為“墨的陳列方法最好，天津藝術館應派人來參觀學習”。
祖父聯繫了一批興趣相投的文物收藏與鑑賞家，以“語古小集”為名，定期聚會於藝術博物館，在欣賞文物，聯絡感情的同時，也兼為館藏文物進行鑑定，甚或還有希望他們也能將所藏文物捐獻出來的想法。
據《日記》，1962年9月11日，“午後到藝術館，今日是‘語古小集’第一次，十人全到。唐立廠（按指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唐蘭）昨從北京來，亦參加。今日出館藏惲南田畫共同欣賞，有同認為珍品者，有疑為偽品者”。
“語古小集”成員十人究竟都是誰，《日記》中沒有明確記載，如今已難確認。據估計，除祖父外，當有張叔誠、張重威、翁之憙、吳頌平、朱鼎榮、周仲超、顧德威等人。
“語古小集”大體每月聚會一次，例如，10月15日《日記》：“午後到藝術博物館出席‘語古小集’，今日看王石谷、王麓臺。石谷以大冊為佳，惜無總款及年月。仿董北苑卷亦佳，掛軸只一幅較精。麓臺亦只一掛幅為佳。周仲超鑑定磁器數種。朱鼎榮鑑定拓本兩種。”11月12日，“所看王時敏有幾件不真”。12月3日，“看揚州八怪作品，以新羅畫冊為第一。萬年少畫軸，大家看假。”1963年2月18日，“所看皆從出口畫件中撿選出來。周小婉15歲時畫觀音三十二相，仇英之女杜陵內史畫仕女皆佳。”
此後，祖父於當年春季南下參觀考察園林綠化和文物保護，夏秋又值全民抗洪救災。1964年以後，由“四清”運動開始，政治運動不斷，《日記》中未再見到“語古小集”活動的記載。
祖父在自己的收藏上，也常獨闢蹊徑，把注意力轉向了前人不曾重視的新領域。例如，1961年3月25日記“忽發收集清代話字本之興”。1962年11月26日又記：“近擬收集汪節庵、汪近聖墨，如能各聚百笏，亦有趣味”，只是後來感到“財力不足”，1963年7月28日遂又有“已取消此念”之記。
《日記》中圍繞宋本《棠湖詩稿》的記述，生動反映了一位愛書者的天真與痴情。1963年2月7日記：“到勸業場古舊書店，適宋本《棠湖詩稿》已收得，因取回把玩。”又記：“展閱《棠湖詩稿》，紙精墨妙，不愧汲古閣中宋本甲觀。餘本擬自留，因人民圖書館無一宋本，亦亟欲得之。餘素不願與公家爭書，此餘之宿志，但愛不忍釋，因鈐名印，以識鴻爪，想不辱此書也。”此書是祖父追尋多年的善本，一旦見到，興奮之情溢於言表。然而天津圖書館（當時稱“天津市人民圖書館”）也希望收藏此書，心中的糾結可以想見。2月10日，祖父見到圖書館善本部負責人姒兼山，即向其交了底：“我與談宋本《棠湖詩稿》我極願自收，但又不欲與圖書館搶書，如圖書館以為只收一宋本無甚重要意義，則不如讓我買，將來終歸國家，只是時間問題。”
至2月18日，再一次表明態度：“我告姒兼山，宋本《棠湖詩稿》我擬自留。”然而，市圖書館方面也並未讓步。2月27日，書店人員前來取書，被祖父拒絕：“未與之，並告以我願買此書之故（古籍部是否有不售私人原則，我似當別論），捐書之後本不買善本，因此書是數十年前所渴望之書，一朝到手，不忍輕舍。”
這一思想包袱使祖父難以解脫，故事又有了新的進展。3月3日（星期日），“早到方紀部長（按指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方紀）家，攜去《棠湖詩稿》和《晉紙帖》，並談關於買《詩稿》的思想包袱，我與‘人圖’的矛盾，新華書店不售私人的矛盾。從黨的領導和老朋友兩個立場，乞他幫助。”經過長達一個半月的博弈和思想鬥爭，至3月21日，事情才有了最後結果，即祖父終於放棄了這本曾經為之魂牽夢縈的善本古籍：“午後送宋本《棠湖詩稿》與人民圖書館，交兼山。”
作為愛書人，祖父不能容忍對於古籍文物的絲毫損毀。1962年10月13日，他整理購自北京的唐人寫經，《日記》稱：“晚飯後揭北京所購唐人寫經標籤，乃用膠水，揭後留一深色痕跡，殊為意惡。”他也看不慣有人把劣質圖章任意蓋在好書上。例如，1963年3月21日《日記》，就記下了參觀圖書館善本書庫的不良印象：“書上蓋藍色號碼印，每本皆有，並蓋大藏印，文劣印色亦惡，真令人心痛。”這些見解和感慨，都涉及到如何保護文物的問題，在半個多世紀之後的今天，仍然不失其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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