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這個詞彙進入中國，是佛教傳入的衍生物。中國從印度引進原版的梵文佛經以後，懂得梵文的人太少，所以要把佛經譯為漢文。高僧們翻譯梵文佛經時，按照音譯把Cina翻譯過來，但一開始譯法並不統一（這大概也算翻譯新詞的通例）。大唐高僧玄奘在所撰《大唐西域記》卷五里寫道：“（戒日）王曰：‘大唐在何方？途經所亙，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萬餘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摩訶至那之原文為“Mahacinasthana”，乃一合成詞：Maha(大)+Cina(中國)+sthana(國境)，實即“大中國”。在該書中玄奘將“Cina”翻譯成“至那”。而同一個“Mahacinasthana”，《新唐書》裡記為“摩訶震旦”；《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寫成“脂那”。至於“支那”也只是當時繁雜譯法中的一種。如宋代高僧釋普濟撰《五燈會元》記載：“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
隨著佛經傳入日本，“支那”這個詞也進入了日語。曾到唐朝長安遊學的日本空海弘法大師（778—835年）在他的詩集《性靈集》中寫下“支那臺嶽曼殊廬”的詩句，這可能是日本最早用“支那”稱“漢土”的文字。但在佛教之外的場合，“支那”不過偶爾使用。古代日本人對中國的通常稱呼是Morokoshi(モロコシ)、Kara（カラ），稍後也稱Toh（トウ）。這些都是日本人對漢字“唐”的讀音（前兩者為訓讀、後者為音讀），這也表明了其對“文化母邦”長期不斷的仰慕心理及其所受的深遠影響。
但在大航海時代以後，新航路的開闢使日本開始與西方發生直接接觸，這樣西文“China”隨之傳入日本。1713年，江戶時代的儒學者新井白石在譯介荷蘭語地理書籍《採覽異言》時，首次將“China”與“支那”相連，把“China”翻譯成“チイナ”，並在左下角附以小號漢字“支那”二字。這個在古代佛教書籍中出現過的詞彙更大程度上被看成了一個從西方舶來的新詞彙。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國勢蒸蒸日上，而中國卻在半殖民地的泥潭裡越陷越深。於是日語裡“支那”的稱呼也日漸增多，但此時的“支那”，已經與原本在佛經中的含義大相徑庭，而帶上了濃重的貶斥與歧視色彩。被日本人譽為“日本的伏爾泰”、“明治政府的師爺”，至今其肖像還鑲嵌在1萬日元的紙幣上的福澤諭吉在1885年的《脫亞論》中直斥“支那”和朝鮮為日本的“惡友”，將“支那”和“落後、愚昧、不開化”的中國聯在了一起，後來乾脆把甲午戰爭看做“文明對野蠻之戰”！
日本舊地圖妄稱中國為支那
1895年，甲午戰爭的勝利致使日本舉國處於狂歡之中，將對中國的蔑視推到了極點。千百年來一直把中國尊為“上國”的日本人因勝利而陶醉上街慶祝並高呼“日本勝利！支那敗北！”從此“支那” 取代了以往對中國的所有稱呼，成了日本人稱謂中國的普遍用語。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將“中國”作為國號簡稱正式使用，使其首次成為具有近代國家概念的正式名稱。但一些日本人卻認為“中國”二字帶有“內中華而外狄夷”的世界中心優越感，所以依然常常使用“支那”來稱呼中國，引發中國方面的極大不滿。晚清秀才、教育家王拱璧在1919年出版的《東遊揮汗錄》就譴責日本不稱我國為“中華民國”，而代之以“支那共和國”，是“不以國家視我”，“是我中華民國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認也”。1930年，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一項決議，認為“支那”一詞意義極不明顯，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係，要求外交部從速通知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需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迫於來自中國官民的外交壓力， 1930年11月1日，日本外相幣原喜重郎總算對駐華使領館發出《對中國國名使用“中華民國”之訓令》，算是勉強承認了“中國”這一國名。但在隨後開始的侵華戰爭中，陷入軍國主義狂熱的日本對“支那”的使用反而登峰造極，“七七事變”被稱為“支那事變”，連侵華日軍的正式名稱也叫做“支那派遣軍”，而在松田壽男撰寫的1939年版中國地圖上，不僅標出了“滿洲國”和“蒙疆聯合委員會”的“國界”，甚至這本地圖的名字就叫《新支那最詳地圖》。直到二戰敗北以後，日本政府才在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政府的嚴正要求下，開始在國家層面上停止使用 “支那”；但實際上，徹底停止使用要晚至1972年中日建交以後，如東京大學在這一年才把“支那學”改為“中國學”。甚至直到今天，日本人仍然留了一個“尾巴”，即依舊把“東中國海”“南中國海”中的“中國”用シナ（Shina）表示，這實際上還是“支那”二字的日語發音。
閱讀更多 雜史譚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