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普遍認為，中國的唐朝是開放自信的，而晚清時代，中國閉關鎖國、封閉保守。很顯然，中國文化曾經發生過重大的轉向。但你有沒有想過，中國文化的這種由外向轉內向的過程，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很多人可能會說是唐宋之間，宋代以後中國就開始變得內斂柔弱了。
中國文化真正的轉向其實發生在從北宋到南宋的過程中。正是在兩宋更替之際，中國文化一步步失去了蓬勃發展的能量，變得“內向”，變得僵化不前。士大夫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特殊現象，他們既是官員又是學者，參與政治、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他們身上承載著中國“企業文化”的特殊氣質。
在北宋還開放多元，還能積極進取的士大夫階層，怎麼到了南宋就變得保守、內斂、封閉、僵化了？
恐懼。北宋滅亡的慘痛教訓給南宋政權帶來的恐懼，讓南宋在政策和思想上變得越來越保守；南宋統治者在反思北宋失敗時，將北宋以來的改革和進取精神，全盤否定，甚至不惜採取一種矯枉過正的策略，來維護帝國的統治。而正是這些策略，一步步扼殺了中國社會幾百年來形成的開放和包容氣質，中國從此轉向了"慫"的“企業文化”。
皇帝集權讓士大夫不得不自覺遠離政治，只好把力氣花在企業文化建設上
士大夫對改革都戰戰兢兢，不敢提出建議。這時候南宋朝廷不斷加強君主集權，讓政治氣氛變得更加嚴峻，士大夫變得越來越沮喪。他們想要改變政治，就只能把希望寄託在提高君主的個人道德上。
宋代以後，中國政治結構可以分為兩股力量，一方是掌握絕對權力的皇帝，另一個是士大夫組成的官僚集團，領導這個官僚集團的是我們常說的宰相。這裡說的宰相併不是一個固定的職位名稱，而是泛指官僚集團的領袖。
在各個朝代，很多職銜實際上都充當著宰相的功能。傳統政治結構中，君主在名義上擁有絕對的權力，可以隨意發佈政令、罷免官員，但是在具體操作中，皇帝很多時候又不得不受到以宰相為核心的整個官僚集團的制約。政治權力是否集中，皇帝是否有充分的集權，就集中體現在皇帝與宰相的關係中。
南宋初期，因為軍事上一直節節敗退，主要負責朝政，制定軍事政策的宰相幾乎都束手無策，找不出什麼好辦法，於是就很容易受到對立派別的攻擊。皇帝為了保全自己永遠正確的形象，採取的策略就是不斷撤換宰相，讓他們當替罪羊。
南宋時期，皇帝掌握著絕對的控制權。這時，有一個人通過各種計謀當上了宰相，而且獨霸相權十幾年之久，這個人就是有名的奸臣秦檜。他的成功不是因為宰相終於被尊重，有了自己的權威，而恰恰是因為秦檜徹底迎合了高宗皇帝的需要。所以，秦檜的地位穩固反而說明專制權力變得更加集中了。
高宗皇帝是北宋滅亡時僥倖逃脫出來的，在逃亡中，金人曾經渡過長江，威逼杭州，高宗最後不得不坐船逃到海上。中國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一個朝廷曾經在大海上漂泊。他們在海上還遭遇了三天風暴，最遠漂流到了福建的泉州，最後還是因為金國自己退兵才能死裡逃生。這種顛沛流離的逃亡經歷，深深地印在高宗的心中，成為他永遠的創傷。
這還只是外患，而內憂就更加深了高宗的恐懼。高宗剛剛在杭州重新建立政權不久，就遭遇了一場武將發動的兵變，迫使他暫時退位。雖然這場兵變最終平息了，但是從此以後，高宗開始不信任朝中的武官，時刻防備他們變得太強大。
這些經歷讓高宗得了“創傷後遺症”，他極度缺乏安全感，怎麼保障安全幾乎成了他唯一關心的問題。這成了一個契機，當秦檜成為宰相的時候，他體會到了皇帝的這種需要，就開始藉此來擴大自己的權力。
秦檜先是向高宗表明，自己要促成南宋和金國的議和，但是，為了保證議和不被打斷，他需要高宗皇帝給他徹底的信任。這種要求雖然加大了秦檜的權力，但是因為目的是議和，符合高宗的想法，所以得到了高宗的贊成。就這樣，秦檜解決了外患的問題。接著，他就要想辦法清除高宗擔心的內部危機。
他召回了在前線統領軍隊的三位大將，任命他們為樞密使，把他們的副將晉升成了新的將軍。表面上看，這是提升了那三位大將的官職，而實際上卻讓他們離開了自己長久統領的軍隊，加強了朝廷對軍隊的控制。在這三名大將裡，就有年輕善戰的岳飛。
這時候，只有岳飛直接表達了對於議和和調回的不滿。後面的故事你肯定很熟悉了，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岳飛，造成了中國歷史上一大冤案。但是，秦檜的種種作為，確實滿足了高宗對安全感的強烈需要，這就讓他越來越受到皇帝的青睞，更讓他能夠權傾朝野，一直佔據宰相的位置。
南宋和金國的議和達成之後，秦檜就開始利用自己的權力清除異己。他把朝中的反對派都驅逐出朝廷，還發起了一次“禁學”運動，進行思想控制。秦檜的“禁學”其實跟清代的文字獄差不多，只是沒那麼徹底。
他命令史官重寫官方記錄歷史的“實錄”，把裡面對自己不利的內容刪的刪、改的改。他不僅改正史，還禁止私人寫的歷史作品傳播，所有的出版物都要經過審查，通不過就要把書版毀掉。據說，秦檜臨死之前還在制定一個53人的彈劾名單。
這些高壓的政策，讓當時大多數的士大夫更不敢參與政治討論，感到惶惶不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司馬光的一位後人就被嚇壞了，甚至不敢承認有些筆記是祖先司馬光的作品。北宋以來好不容易才形成了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和參與意識，在高宗和秦檜的高壓政策之下，變得蕩然無存。士大夫全都慢慢轉向內在，再也沒有以前那種積極進取的精神了。
在秦檜去世的時候，帝國的內憂外患已經暫時緩解，高宗皇帝的權力也鞏固下來了。這時候，高宗開始順應士大夫的要求，清除秦檜的流毒，換取自己在士大夫心目中的良好形象。秦檜終於還是沒有擺脫前任那些宰相的命運，替皇帝背了罵名。
所以說，士大夫的轉變本質上還是因為高宗不斷加劇皇帝個人的集權。也正是這種個人集權，深深地刺激了當時的士大夫群體。他們發現，面對集權，反抗是徒勞的，唯一能指望的就是皇帝是個好皇帝。
這樣，士大夫就只能寄希望在好好教育皇帝，讓他成為一個符合儒家期待的君子這一條出路。也就是說，想改革政治，只有從教育皇帝開始。這就是為什麼朱熹和他以後的道學家們，不斷希望教導皇帝能夠“正心誠意”。這雖然看上去有些迂腐，但卻是儒家傳統士大夫在集權時代中唯一的選擇。
你看，不管從哪個角度看，重塑道德已經成了士大夫必須去做，而且幾乎是唯一能做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保守的理學一步步走上了歷史的舞臺，他們在北宋的時候還被看作是異端，到了南宋搖身一變，成了國家正統思想。這派的學者變得越來越保守，緊緊守護著前輩學者們開創的理論格局，努力維持著自己的正統地位，中國文化也就徹底地轉向了內在。
“企業文化”體系建設
道學思潮，其實就是我們熟悉的理學，是在北宋時候興起的，他們把自己定位成儒家正統思想的繼承者，還仿效佛教的傳法系統，建立起了一個儒家的道統譜系。這些人建立道統，一方面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當性，把那些跟他們理解經典的方式不一樣的學說，都說成是錯的。
另一方面，他們還有一個目的，是為了跟皇帝所代表的政治權威相抗衡。你可能有點奇怪，為什麼建立道統能對抗皇權呢？這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道統代表的是聖人的權威，掌握的是天地運行的規律。
其實南宋剛建立的時候，政府並沒有承認道學的合法性。不過，它在民間傳播的很好，很多士大夫也都信奉道學思想。那些本來就傾向保守的人接受了道學思想，認為自己擁有了道統的權威。這給了他們能夠站在朝廷之外，批評朝廷政治的空間和權利。
南宋最重要的道學家是朱熹。不能不說，朱熹是個很有創造力的人。在學術上他取得了極大的進步，充分繼承了北宋道學家們創造的理論體系，兼收幷蓄，把這個哲學體系變得更加細緻和完備。
因為對政治失望，他們還努力發展民間教育，在官辦學校之外傳播道學思想。他們中很多人四處奔波，舉辦公開的講座，聽講的人不分高低貴賤，都可以參加。相反，官辦的教育因為政治禁錮變得越來越僵化，學生們更多關心的是自己的私利，毫不關心學術。
這樣，教育的領導權慢慢就轉移到了民間知識分子的身上，特別是那些充滿理想主義的道學家們。道學思想開始由浙江、江西、福建等省份逐漸向全國各地傳播，影響範圍擴大到了現在的四川、湖北一代。
不過，這時候在官方看來道學還是異端邪說，因為道學家遠離朝堂批評政治，生活方式也特立獨行，讓很多朝廷官員不滿。1195年，道學被正式宣佈為偽學，遭到了朝廷的禁止。朝廷甚至還下令，每一個參加科舉考試的舉人都要寫一份保證書，證明自己和偽學無關。
1197年的時候，朝廷更進一步公佈了一份59個人的名單，宣佈他們是偽學的領袖，南宋最重要的道學家朱熹，就赫然在列。然而，這樣的禁令也已經無法阻擋道學的發展了，道學已經贏得了許多士大夫的心理支持，在民間有著廣泛的基礎。
道學的領袖朱熹1200年去世，他去世兩天以後，朝廷取消了關於偽學的禁令。1212年，朝廷接納了朱熹對於儒家經典《論語》和《孟子》的註釋，這表明國家逐漸放寬了對道學的限制，但是此時仍然還沒有接納為國家的正統思想。
那麼，一直被當作偽學的道學，後來怎麼成了國家正統思想的呢？原因其實是跟蒙古國的政治競爭有關。1234年，新興起的蒙古國消滅了金國，成為南宋最主要的敵人。在前一年，也就是1233年，蒙古人接納了耶律楚才的建議，宣稱自己是儒教帝國，還在北京重修了孔廟，試圖在文化上跟南宋爭奪政權的合法性。
南宋為了競爭，不得不重申自己在道統上的合法地位，這時候，道學就成了有力的武器。南宋政府把北宋的五位重要的道學家配享孔廟，這個做法等於承認這五位道學家真正接續了孔子的真精神，也就等於南宋接受了道學對儒家道統的描述。他們還強調，道統隨著程顥和程頤的弟子南來，傳遞到了江南，所以南宋才是繼承了儒家正統的儒教國家。
為了更進一步統一思想，增加人民對南宋國家正統的信心，1241年的時候，朝廷舉行了盛大的儀式，正式宣佈道學為國家的正統學說。因為“道學”這個詞，在以往的歲月裡常常作為偽學被禁止，經歷了太多的詆譭和汙衊，這時候再用這個詞有些不太合適，所以朝廷把道學改名為“理學”。這就是我們今天熟悉的“宋明理學”的說法。從此，作為國家的正統思想，所有科舉考試和教學體系都必須遵循理學對於儒家經典的解釋。
道學歷經波折，終於從朝廷認定的異端邪說，變成了天下讀書人都要信奉的正統思想。但是，南宋朝廷希望藉此重新振作國家精神的目的，卻沒有達到，也根本無力阻止蒙古帝國的擴張。1271年，忽必烈將蒙古國的國號改為大元，1279年，南下的元朝軍隊又把南宋朝廷逼到了海上，在廣東崖山展開海戰。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崖山之戰。
最後，宋軍全軍覆沒，宰相陸秀夫揹著皇帝趙昺投海自盡。兩宋三百多年的統治徹底結束了，中國進入蒙古族統治的元朝時期。雖然是異族統治，但是，元朝在文化上繼續承認儒學的正統地位，接受了理學。於是，理學作為官方學說一直延續到清代。
理學成為正統，說明這場向內的轉變徹底完成了，而且一發不可回頭。理學的基本特點，就是保守，不求革新，他們採取傳統主義的立場，雖然也強調個體對天理的體會和理解，但是更重要的還是嚴謹地信奉儒家傳統的經典。經歷了北宋開創時期的開放和發展之後，後來的學者都信守老師的教誨和理論，所有新的發展都只是內部的理論完善，幾乎沒有實質性突破。
還有一點特別需要注意，那就是從理學變成正統的那一刻開始，它就註定變得越來越僵化。因為，假如理學還能保持異端的身份，遠離朝堂，至少還能有批評和反思的空間。但是，一旦他們成為了正統，他們又只能空談理論，拿不出什麼具體的辦法來解決具體的問題，結果就只能跟朝堂綁得越來越緊，淪為了穩定政權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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