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集體交接班|十九大特別策劃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黨的十一大在北京舉行,代表們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了中央委員會,其中中央委員201人,候補委員132人。中央委員們在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一中全會上選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其中,李先念和汪東興是新晉的常委。

李先念、汪東興:聯手粉碎“四人幫”

李先念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和1975年國民經濟整頓中,協助周恩來和鄧小平做了大量工作,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鬥爭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所以,他擔任十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是全黨對其工作的肯定。

1909年,李先念出生於湖北黃安(今紅安)一個農民家庭,因家境貧寒,只讀了3年私塾就去學木工,人稱“小李木匠”。17歲開始從事農民運動。長征結束後,他成為西路軍重要將領,奉命強渡黃河,意在佔領寧夏、甘肅,打通與蘇聯的通道。但西路軍寡不敵眾,血戰後全軍覆沒。李先念帶著一支倖存的部隊越過祁連山,與陳雲、滕代遠在新疆星星峽會合。中央派去的代表問眾將領願意去蘇聯深造還是願意回延安,李先念堅持要回延安,“我從哪跌倒,就從哪爬起來”。到達延安後,毛澤東稱讚道:“李先念是將軍不下馬的!”之後,李先念奔赴中原開闢了新的根據地。

實行集體交接班|十九大特別策劃

新中國成立後,李先念曾任湖北省委書記、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6月調往北京工作,當了26年的國務院副總理,兼任了20年的財政部長。據李先念子女回憶,由於平時不管家裡的事,也不花錢,李先念對人民幣元、角、分認得不太準。但就是這位“不認識錢”的財政部長,卻把國家的錢管理得井井有條。

汪東興之所以能當選第十一屆政治局常委、黨中央副主席,是因為他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沒有他的積極參與,不動用歸他直接指揮的八三四一部隊,在當時的情況下,想一舉粉碎“四人幫”是不可能的。

汪東興1916年1月出生,江西弋陽人,1929年7月參加革命,歷經長征與抗日戰爭,從1947年開始擔任毛澤東的貼身警衛。毛澤東對他的評價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別人我用起來不放心,東興在我的身邊,我習慣了。人還是舊的好一點。他的長處是心細,缺點是理論水平差、不喜歡動腦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漢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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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逝世時,汪東興不光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還身兼中央警衛局局長、中央辦公廳主任兩大要職,不但掌握中央高層的人身安全和自由,而且專門負責毛澤東的文件。1976年9月17日晚10時左右,江青來到中南海毛澤東生前住處“202”,想拿走毛澤東的文件,卻看到臥室和書房的大門已被封住,封條上加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辦公廳”的公章,原來,汪東興在兩小時前剛剛帶人來過。江青氣得咬牙切齒:“好啊,汪東興,你搞突然襲擊!”

1976年10月初,汪東興以中辦主任的名義發出召開政治局常委會的通知,內容有二:一是審議毛選五卷的清樣;二是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排。這樣,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也被通知與會。10月6日晚,汪東興親自指揮抓捕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后王洪文、張春橋分別於1992年、2005年病逝),同時派人宣佈對江青、毛遠新、遲群、謝靜宜等人實施隔離審查。

由於汪東興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1980年2月,十一屆五中全會批准汪東興辭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職務。

陳雲的講話震動會議

黨的十一大,在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下,起到的作用既有積極的方面,也有不足的一面,那就是“沒有能夠糾正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這一使命落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全會決定增選一位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並且一致選舉陳雲擔任。

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得很長,11月10日開幕,開了整整36天,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3天才閉幕。會議的主要議題本來是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陳雲在東北組第一個站起來發言,他先是表態完全贊同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接著話鋒一轉,扔出了他的“重磅炸彈”:“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參會者都有點吃驚,因為這似乎“離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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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陳雲絲毫沒有就此罷休的意思,他接著講:“對有些遺留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會場上鴉雀無聲,等陳雲一講完,立即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陳雲的“開炮”一舉扭轉了會議的方向,老同志紛紛要求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平反冤假錯案。會議閉幕時,已經為3天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好了充分準備。

十一屆三中全會徹底摒棄了“兩個凡是”,宣告黨和國家進入新的歷史時期,並在人事上做出新安排,實際上確立了鄧小平的領袖地位,使他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在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後不久,鄧小平就開始考慮最高層的新老交替、薪火相傳了。1979年7月底,鄧小平指出,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已經確立,現在還沒有解決的是組織路線問題。

“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最迫切的問題,是選好接班人。當然,組織路線方面還有其他的問題,如機關臃腫怎樣解決,退休制度問題怎樣解決等。廟只有那麼大,菩薩只能要那麼多,老的不退出來,新的進不去,這是很簡單的道理。”他語重心長地說:“要想得遠一點。一定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挑選好接班人……親自看他們成長起來。”

鑑於歷史上向林彪、王洪文等個人交接班的失敗教訓,黨中央決定採取集體交接班的方式。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十二大召開,通過新的黨章,規定黨中央不再設主席,只設總書記。為了更好地實現新老交替,十二大還決定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線之後進入中顧委,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

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黨的十三大召開。實際上,在前一年夏天,為了進一步推動高層領導的年輕化,黨中央內部就提出了老同志全部退下來的方案。鄧小平提出,十三大上他也和其他老同志“一齊退下來”,不再擔任任何職務。

但在徵求一些老幹部的意見時,許多人認為,這是個十分重大的問題,應該慎重。聶榮臻說:“現在是過渡期,局面還不穩,小平暫時還不能全退,他可以不參加常委會。他全退了,不當軍委主席,一旦有事,怎麼號令全軍?只有他能鎮得住,他在,軍隊就不會亂。所以,小平還不能全退。”聶榮臻的意見經王震報黨中央後,中央非常重視,經過討論,最後決定徐向前、聶榮臻、鄧穎超、彭真“四老全退”,鄧小平、陳雲、李先念“三老半退”。

在十三大上,他們三人結束了政治局常委任期 (葉劍英已於十三大召開前的1986年去世,李先念和陳雲後來分別於1992年、1995年去世)。而整個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新老交替的一種特殊組織形式,在5年後的十四大上完成了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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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一中全會的4個新常委

十三屆一中全會產生的政治局常委中還有4個新面孔。

李鵬,1928年10月出生,四川成都人,1941年參加革命工作。1948年9月,黨中央從東北解放區選派21位年輕人到蘇聯學習,李鵬是其中一個。第二年,這批年輕人即將進入大學,究竟選擇什麼學校和專業,成了他們最為關心的問題。當時,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正在蘇聯養病,他們派代表向任弼時請示。任弼時說:“你們的專業由你們自己選擇,但不要選擇學政治,應該選擇工科或經濟。”於是,李鵬選擇了莫斯科動力學院的水力發電專業。這個專業選擇主要受兩件事的啟發:一是列寧說的“蘇維埃加電氣化就是共產主義”;二是當時報紙上正在熱議美國水利博士薩凡奇修建三峽水電站的計劃,給李鵬留下深刻的印象。從此,他和電力、三峽結緣。

20世紀80年代初,全黨全國工作的中心也逐步轉向經濟建設,電力供應十分緊張,許多城鄉用戶一週“停三開四”甚至“停四開三”。時任電力工業部負責人的李鵬提出“利用各方面的資金加快電力建設進程”,一時間,“集資辦電”成了電力發展最有效的法寶。

1983年6月,李鵬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大型基本建設工作,兼任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此後歷任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從1982年第一次考察三峽,到2002年參加三峽工程二次截流,20年裡,李鵬一共到三峽工地及庫區考察了15次。在2002年召開的十六大上,李鵬結束政治局常委任期,次年卸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喬石,1924年12月出生,浙江定海人,曾在上海、浙江等地和鋼鐵行業工作,後調入中央。1987年5、6月間,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喬石訪問尼泊爾,中國駐尼泊爾使館邀請喬石給使館人員講講國內外形勢,這也是當時流行的做法,只要時間排得開,來訪的領導人一般都會去看望使館人員並做個形勢報告。那天,駐尼泊爾大使非常興奮,介紹喬石時激動地說:“我們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終於盼來了喬石同志,讓我們熱烈歡迎喬石同志給我們做報告。”喬石的反應很有意思,他面帶微笑,不緊不慢地說:“我是喬石,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只是一塊小小的石頭。”引來笑聲一片。擔任政治局常委後,喬石於1993年被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致力於制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1997年黨的十五大上他結束政治局常委任期,次年卸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胡啟立,1929年10月出生,陝西榆林人,1946年至1951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機械系學習。畢業後在共青團工作了較長時間。1980年,51歲的胡啟立被派到天津,出任市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市長職務。兩年後調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其天津市長職務由李瑞環接任。十二大上,胡啟立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十三大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後,他被國內外廣泛視為下屆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熱門人選。

姚依林,1917年9月出生,安徽貴池人,1934年參加革命工作。第二年,“一二·九”抗日愛國運動爆發,姚依林是主要領導人之一。1937年“七七”事變後,姚依林參與組織了“冀東暴動”。從1946年起,他開始擔任經濟部門的領導工作。改革開放後,他出任分管經濟的國務院副總理。1992年黨的十四大後,他不再擔任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1994年12月11日,姚依林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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