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論今話管理之三十五
自秦統一六國以來，中國便建立了以專制皇權為核心的中央集權制，至明清時中國的專制皇權達到了頂峰，而在歷史過程中，某一朝代皇權對兵權的掌控程度基本上決定了該朝代皇權持續時間的長短，也就是說，當皇權與兵權相統一時，兵權支持皇權，皇權就能延續，而當皇權與兵權矛盾不可調和時，皇權就會失去其專制的統治權力。當然，皇權又不能取代兵權，不能變成與兵權是“同一”的，如果皇權與兵權合為一體，那麼，就等於帝王把自己降為將軍，國家便是實行軍事專制，這便會弱化相權，壓制諫議權，中央政府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也就會名存實亡，兵權專制將會窒息政治機制的活躍性，失去發展活力，使政權腐敗，最終導致實力下降，從而加速王朝的滅亡。所以，在皇權與兵權的矛盾中，帝王要儘量使皇權與兵權統一，一方面要避免矛盾激化，防止武將利用強勢的兵權奪權，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變成皇權併合兵權，變成軍事獨裁的統治。
歷史上，有很多兵權與皇權矛盾的實例，當皇權無法抑制兵權，兵權過分強大時，矛盾就會激化，最後演變成朝代更迭，比如，周世宗柴榮英年早逝之後，七歲的周恭帝柴宗訓繼位，朝廷的兵權掌握在歸德軍節度使趙匡胤與禁軍高級將領石守信、王審琦等手裡，周恭帝完全失去了對軍權的掌控，不久，傳聞契丹聯合北漢南下攻周，宰相範質等未辨真偽，急派趙匡胤統率諸軍北上禦敵，周軍行至陳橋驛站，趙光義、趙普等密謀造反，眾將以黃袍加於趙匡胤身上，擁其為帝，趙匡胤稱帝，之後，他率軍回開封，守城將領石守信、王審琦開城迎趙匡胤入城，掌兵權的繼位將領脅迫周恭帝禪位，趙家取代了柴家，成了皇權新的掌控者，建立了宋朝。另一種狀況是，當兵權與皇權出現矛盾，而兵權對皇權有威脅時，皇權便盡力抑制兵權，以強化皇權專制，比如，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在趙普等的建議下，趙匡胤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中央集權，先是掌握了禁軍，而後，請石守信、王審琦當出席酒宴，在酒宴上，勸眾將交出兵權，第二天，石守信等沒有辦法，只好交出了兵權，這即是有名的“杯酒釋兵權”。趙匡胤擔憂別的將領也會對他來一個“陳橋兵變”，所以，他必須奪將領的兵權。再如，漢初，劉邦稱帝，封王封侯者一百多人，比如蕭何、張良、韓信、彭越、英布、曹參、陳平、灌嬰、周勃、樊噲等人皆被封賞，但在被封的功臣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異性王，打天下時劉邦靠這些兄弟們，但是，坐天下時就不一樣了，劉邦擔心異姓王中有人會有野心，會造成諸侯割據勢力的崛起，這很可能會威脅到劉家專制政權，於是，他開始對諸侯王中掌兵權的進行殺戮，掌重兵又善戰的異性王都先後被誅殺，如燕王臧荼、楚王韓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等都被殺了。
在古代社會，皇權是專制政權的集中表現，而兵權是專制政權的延伸，但兵權並不是一直受皇權制約的，兵權有其獨立性，“夫兵權者,是三軍之司命,主將之威勢。”（《兵權》）兵權如果掌握在皇帝不能控制的人手裡，兵權便不受皇權控制，麻煩就大了。範浚說：“兵權所在，則隨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以亡。”（《五代論》）這是對唐末五代以來皇權與兵權關係的總結。以現代的名言來說，即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柴宗訓失去了對兵權的控制，於是，有了趙匡胤的“陳橋兵變”；而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抑制兵權，強化皇權，鞏固專制，同樣，劉邦殺戮異性諸侯王中的掌兵權者，達到強化劉氏天下專制政權的目的。皇權與兵權的矛盾在歷史上可說是從來也沒有停止過。那麼，在皇權與兵權矛盾持續不斷的歷史上，是否有帝王能與武將建立和諧關係的？
確實也有，其典例的例子便是李世民與李靖的關係，在唐處的“貞觀之治”時，盛世之中，帝王與武將關係相處得異常和諧。
唐太宗李世民有雄才大略，他心胸寬廣，對身邊的文臣武將非常信任，連原本是敵對陣營的魏徵（原為李建成的謀士）也能成為他最信任的諫臣，後官升至宰相。在李世民面前，文臣謀士敢大膽出謀劃策，敢犯言直諫，極力輔佐君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武將能赤膽忠心，肝膽相照，奮力征戰，視死如歸。在唐初的文臣中，李世民與長孫無忌、杜如晦、魏徵、房玄齡等的關係非常密切，對他們言聽計從，而這些著名大臣們與李世民也是同心同德，忠心不二。在武將中，李世民對程咬金、尉遲恭、秦叔寶等常信任非，而如果要說關係相處得最好的，但屬與衛國公李靖的關係。
李世民畫像
李靖（571年－649年），字藥師，雍州三原（今陝西三原縣東北）人。早期在隋朝為官，李淵晉陽起兵後，李靖便跟著李淵父子，效力唐朝，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到戰蕭銑、輔公祏，再到滅東突厥，破吐谷渾，為唐王朝立下赫赫戰功，成為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排名第八，緊跟在功勳卓著的慰遲敬德之後。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唐肅宗把李靖列為歷史上十大名將之一，並配享於武成王（姜太公）廟，與韓信、白起、孫武、吳起等名將列在一起。李靖是唐朝少有的出將入相文武大才，為唐朝的統一與鞏固立下巨大功勳。唐太宗曾給予李靖高度的評價：“尚書僕射代國公靖，器識恢宏，風度衝邈，早申期遇，夙投忠款，宣力運始，效績邊隅，南定荊揚，北清沙塞，皇威遠暢，功業有成。”李靖一生榮寵，善始善終，他的一生，是真正地實現了立功、立德、立言的名人典範。
李靖畫像
李靖早年就表現出軍事天才，他出生於官宦之家，是隋朝名將韓擒虎的外甥，他祖父李崇義曾任殷州刺史，他父親李詮官至趙郡太守，李靖年輕時便常與舅父論孫、吳兵法，隋吏部尚書牛弘在李靖年少時就贊他有“王佐之才”。
李淵太原起兵，攻佔了長安，李靖被俘，臨刑前，李靖對李淵大聲疾呼：“公起義兵，本為天下除暴亂，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李淵欣賞他的氣魄，李世民愛慕他的才識和膽略，將他釋放，他被召入李世民幕府，充做三衛。李靖跟隨李世民東進，平定在洛陽稱帝的王世充，以軍功授任開府。後來，協助李孝恭攻陷江陵，逼降蕭銑，又領兵越南嶺，達桂州，連下九十六州。李靖還協助李孝恭，屢獻妙策，一起平定了輔公祏的反叛。之後，李靖被調往北方，先為靈州道行軍總管，以抗擊東突厥，後升任兵部尚書，兼任定襄道行軍總管，多次親自帶領輕騎，突進敵方腹地，最後滅了東突厥。唐太宗時，李靖由兵部尚書晉升為右僕射，成為宰輔。
李靖劇照
李靖功成名就之後，很懂得知足而退，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十月，李靖擔任宰相職務剛滿四年，便以足疾誠懇請求辭任，唐太宗特賜一條靈壽杖，以幫助其療養足疾，並特告如足疾稍好，每二三日可到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兩個月後，吐谷渾進犯涼州，需有人領兵禦敵，唐太宗認為身經百戰、足智多謀的李靖是最為合適人選，可惜李靖足疾未愈，李世民捨不得讓他上戰場，此時，李靖雖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將軍，但他得知朝廷要選將遠征吐谷渾之後，頓時精神振奮，顧不上足疾與年事已高，主動請求掛帥，領兵遠征。這可謂是君臣默契，心有相知，唐太宗立即任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領大軍，與吐谷渾進行大規模激戰，最終平定了吐谷渾。
李靖素來知人善任，識人極準，他對侯君集看得很清楚，侯君集是一員虎將，唐太宗讓李靖教侯君集兵法，李靖領旨後，卻只教他一些普通常識的，並未教以兵法的精微之處，侯君集很不滿意，上奏太宗，言李靖不授兵法精要，稱李靖藏著兵法要領，將來必反，唐太宗聽後責備李靖，李靖回覆說：“此君集反耳。今中夏乂安，臣之所教，足以安制四夷矣。今君集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異志焉。”至貞觀十七年四月，侯君集果然與太子李承乾謀反，事情敗露後被處斬，事實證明李靖的預見是準確無誤的。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李靖病情惡化，唐太宗親臨病榻慰問，他見李靖病危，涕淚俱下，十分難過地對李靖說：“公乃朕生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之。”當年四月二十三日，李靖溘然逝去，享年七十九歲。唐太宗冊贈司徒、幷州都督，隆重安葬，陪葬昭陵，諡曰景武，墳墓設建如突厥內燕然山、吐谷渾內積石二山形狀，“以旌殊績”，猶如漢朝漢武帝表彰衛青、霍去病一般。帝王與武將的關係如此親密，如此坦誠，如此惺惺相惜，確是十分難得，史上並不多見。
李世民膽略過人、能征善戰，他不像其他帝王一樣，當現成皇帝，唐王朝有一半以上的江山，是他親自領兵征戰而打下來的。李世民是唐軍傑出的軍事統帥，唐朝建立前，他圍攻洛陽，逼降王世充；戰虎牢關，俘虜竇建德，戰功卓著。李世民是創造很多戰場奇蹟的常勝將軍。同樣經歷許多戰爭，同樣有豐富的戰場經驗，作為帝王的李世民，與作為李世民最得力軍事統帥的李靖，自然是很有共同語言的，他們對於戰事的認知，對於軍事韜略思考，在很多方面是相知相慕的，他們有溝通不完的話題。
李世民與李靖這兩位君臣經常在一起討論軍事問題，經常交流對軍事韜略的看法，而他們關於軍事、兵法問題的討論和問答，就形成了著名的兵書《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李靖是唐初的著名將領，而李世民在唐立國前，是唐軍傑出的軍事統帥，他們不僅經歷幾十場戰鬥，屬於實戰型領兵將軍，而且，他們還是熟知兵法的軍事謀略家。據說，李靖曾收集過很多兵學著作，可惜，到了宋代，兵書多數都遺失了。幸運的是，唐宋之際，有懂兵學的人，輯錄了唐貞觀時期李世民和李靖的事蹟，編成了《李衛公問對》，宋神宗元豐三年（1018年）《李衛公問對》被欽定經典兵書，收入《五經七書》。
在《李衛公問對》的上卷，記述了唐太宗與李靖坦誠而深入地討論兵法中的奇正問題，李靖詳細分析奇正關係，認為“奇正相變，循環無窮”，歸其一點便是“孫武所謂‘形人而我無形’，此乃奇正之極致”。李靖說，雖然用兵在於出其不意，常講出奇制勝，但在預備階段卻應該“教正不教奇”，“正”是根本。顯然，在李世民面前，李靖能熟練地講解奇正之道，並有自己的獨特看法，這一方面表明他對兵法諳熟於胸，並能結合實戰而總結成理論，是有韜略的軍事統帥，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與李世民的關係非常和諧，一個武將能與帝王語重心長地討論兵學，足見其關係非同尋常。
在該書的中卷，李靖展開討論了很多兵法問題，包括虛實、主客、陣法等等。他認為，虛實、主客歸根到底是奇正問題，是“致人而不致於人”的問題，在戰場上，佔居主動是非常關鍵的，只有搶先才有優勢。在討論陣法時，李靖分析了軍制，他結合諸葛亮的八陣法進行分析，並對八陣法進行改進，新創了“六花陣”。在他看來，陣法的本質在於以正御奇，以有備應無備。他把孫子的“兵，詭道也”的思想應用於分析“五行陣”，強調“兵形象水，因地制流”。
在該書的下卷，李靖將所討論問題進一步展開，既談論兵法理論，又討論政治、人事等方面的問題。李靖在評論古人得失時表現出自己的獨特看法，如，他對於漢高祖善將將之說提出新的看法，他認為，劉邦跟項羽一樣都不善於將將，而劉邦之所以能獲勝，在於有張良和蕭何的得力輔助，張良是高瞻遠矚的謀略家，他勸劉邦不要立六國之後為諸侯，此計策十分重要，劉邦依計而行，避免了分權分裂和戰亂重起；而蕭何是十分稱職的後勤部長，他能持續不斷提供錢糧軍需，使劉邦屢次扭轉局勢。此外，對於唐朝的開國元勳，李靖也坦誠進行評價，他大膽直接地對李勣、李道宗、薛萬徹、長孫無忌等的得失作出客觀評價。
值得注意的是，李靖為唐太宗提出了一條別人怎麼也意想不到的建議，他建議太宗廢免大將李勣，然後讓太子再起用他，使李勣對太子能感恩載德，以知恩圖報。如果不是非常親密的君臣關係，李靖是斷不會提出這樣的建議的。本來，李靖與李勣的關係非常好，李靖曾把兵法傳授給李勣，兩人算是有師徒之誼，而李靖對唐太宗有這樣建議，不僅表明李靖對李世民的盡責盡忠，而且，也反映出李靖不是一般的武將，而是在政治上富有遠見卓識的謀略家。
雖然說《李衛公問對》是後人編寫的，書中對唐太宗和李靖對話的記述是否完全真實還有待於考證，但是，書中所記載的君臣如此的對話能流傳下來，並被廣泛接受，這至少表明，李世民與李靖的君臣關係是比較親密的，其真實性是被認可的。歷史上，由於皇權與兵權經常處於矛盾之中，帝王和武將的關係基本上是撲朔迷離的，暗藏著玄機，而在貞觀盛世，大唐皇帝李世民與軍事統帥李靖能有如此親密、協調、坦誠的關係，這在歷史上是極為少見的，他們的關係，堪稱帝王與武將關係的典範。
上述曾說過，在唐之前，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默許呂后殺掉開國第一大將韓信，後來，劉邦還殺了其他武將如彭越、英布等，成了“狡兔死，走狗烹；飛鳥盡，良弓藏”的典型事例。
唐之後，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所誅殺的開國功臣就更多了，徐達被欽命吃蒸鵝害死，朱文正被囚禁死於獄中，傅友德被賜死，廖永忠被殘殺，馮勝被列入藍玉案賜死等等，明初，帝王與武將的關係水火不相容，演繹了明王朝初期的慘劇。
宋朝開國皇帝趙匡胤，相對來說，處置武將的方式稍好一些，他沒有殺功臣，但對將軍們手握兵權十分忌諱，生怕手握重兵的將領也學著他重演“陳橋兵變”，所以，他以“杯酒釋兵權”的策略，迅速接除了大將的兵權，讓那些開國大將如石守信、王審琦等，提前養老，這一奪兵權的手段相對高明一些，但依然是“過河拆橋”的陰招，他疏遠了支持他“黃袍加身”的將領們。
與劉邦、朱元璋，甚至趙匡胤等相比，唐太宗李世民與文臣武將的關係要好得多，特別是與李靖的關係，能處理得如此之好，實在是非常可貴的，李世民稱得上是少有的明君，他胸懷開闊，誠以待將，與武將能肝膽相照，非常難得。李靖與起韓信、彭越、徐達、馮勝等相比，遇到了李世民，是十分幸運的，他長期兵掌兵權，屢受重用；他身為大將，能成帝王知己，相與論兵法，為其出謀劃策，他功成名就，善始善終，榮耀謝幕，成了非常完美的大唐名將。
閱讀更多 文城觀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