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聯網時代，人文學者該如何平衡介入公共議題和象牙塔之間的張力？我們該如何捍衛一個不偏不倚的立場？我們能從託尼·朱特的思想遺產中得到一些什麼啟示呢？託尼·朱特的思考又帶當下這個民粹崛起的時代能帶來什麼樣的啟示？
託尼·朱特是當代最重要歷史學家和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一直對歐洲問題和歐洲思想的關注和深入研究而聞名。託尼·朱特的特點在於，他關注的問題非常多元。他不光是一個歷史學家，還是一個對現實有很強關注的思想者。他格外強調，我們要從20世紀的一些經驗和教訓中，汲取服務於當下的思想資源，在政治生活中貫徹倫理道德，追求社會的公平正義。那麼當下的世界真的如託尼·朱特所期待那樣變得更好一些了嗎？
託尼·朱特：在失去思考的年代，如何保持對時代的清醒
託尼·朱特（1948-2010），戰後歐洲歷史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國內譯有他的《責任的重負》《戰後歐洲史》《事實改變之後》等作品。他不僅是一位專業的歷史學家，也是一位很有現實關切的思想者。
1月6日晚，三輝圖書和建投書局舉辦了“失去的世界與混沌的當下：歷史記憶如何幫我們理解世界”的講座，請來了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教授、東歐思想專家景凱旋，《事實改變之後》譯者陶小路和書評人維舟，一起從託尼·朱特文本出發，談一談歷史記憶如何幫助我們理解當下這個愈顯混沌的世界。
“當事實改變以後，我的觀點也隨之改變”
託尼·朱特：在失去思考的年代，如何保持對時代的清醒
《事實改變之後》，託尼·朱特著，陶小路譯，版本：三輝圖書 | 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1月。
《事實改變之後》的譯者陶小路認為，“切題性”對於一個歷史學家來說，是比較少見的。因為一本歷史著作的壽命也只有幾十年的時間，一般歷史學家討論問題也和當下會有比較遠的距離。
而託尼·朱特的“切題性”體現在哪裡呢？首先，這體現在“歷史學家何為？”的問題上。我們到底為什麼讀歷史？一個歷史家的責任是什麼？簡單地來講，就是為了去破除神話，去質疑主流的敘事。用羅新教授的話來講，我們讀歷史就是要去做一個反叛者，用豐富的事實作為彈藥，然後來擊破種種流俗、淺薄和愚蠢的探討。
其次，“切題性”還體現在技術時代人文學者該如何自處的問題上。在技術時代，人文學者在逐步退縮。因為我們花更多時間跟手機裡面各種各樣的APP打交道。由於技術進步等各種各樣的原因，公共空間的討論被切碎掉了。大家在微博或者在網上基本很難好好說話，幾乎一上來就會掐起來，這是因為大家都在用情感來做出判斷。大量自媒體寫各種各樣的像當年黃色小報似的文章，目的都是為了去煽動大家的情感。人文學科在這樣的時代該怎麼樣恢復？或者說，該如何為這個問題做貢獻，讓大家有個更好的討論環境？
再次，“切題性”還體現在介入公共領域和學術生產的張力上。託尼·朱特花了很多時間在《紐約時報》《倫敦書評》《紐約書評》等英美主流媒體報刊，大量地撰寫對社會問題的評判文章。這種判斷與學術之間有著巨大的張力。學界同仁會認為，他用大量的時間在做公共問題討論，有可能會損害自己的學術生產。事實上，這沒造成什麼損傷。
最後，“切題性”還體現在他如何捍衛中間立場上。託尼·朱特的個人英雄包括加繆、泰勒、奧威爾和凱恩斯。跟他的個人英雄一樣，他們都拒絕讓自己深情擁抱某種信念。因為他們都看到20世紀的種種災難，他們試圖去論述一種有原則性的、中間的、不極左也不極右的現實觀察，踏踏實實地去討論問題。
託尼·朱特：在失去思考的年代，如何保持對時代的清醒
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年6月5日—1946年4月21日）
對此，維舟表示贊同。他說，有一個人曾經嘲諷凱恩斯，說好像你的觀點比較多變，你怎麼來解釋這一點？凱恩斯說，當事實改變以後，我的觀點也隨之改變。託尼·朱特特別喜歡這句話。他的思想不是憑空從一個理論框架中推斷出來，他所有的認識都是從事實出發的。當這個世界不符合我的理論框架時，他不會把這個事實歪曲掉，去適應這個框架。所以，如果事實改變了，認知也會隨之改變。包括他對現實問題的很多看法，其實都跟他本身的一些深切的歷史認知有關。
東歐與英國對託尼·朱特的影響
託尼·朱特本人的身世非常複雜，他父母都是來自東歐的猶太人。他本人長期對於東歐研究非常關注，他在美國時，本身就是中東歐研究的開創者之一。實際上，早期美國的中東歐研究是由歐洲的一批難民逃過去後創立起來的。與此同時，他也有寫過像《未竟的往昔》和《責任的重負》兩本分析法國左翼知識分子的書，尤其是分析他們在戰時的態度。所以，在維舟看來，如果我們仔細去讀他的書，我們可以發現他很多觀點很像一個19世紀的英國人，如自由主義者的心路歷程。
從託尼·朱特的出身和經歷來看，景凱旋認為他更像以賽亞·伯林這樣的人物，甚至他的思想都有一點像以賽亞·伯林說的“狐狸型”。事實改變的時候，想法也會改變。他不是用一種先驗的，或者說是固定的世界觀來引導自己，而是尊重事件本身存在的現象。
託尼·朱特：在失去思考的年代，如何保持對時代的清醒
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
託尼·朱特和以賽亞·伯林都是英國經驗主義薰陶出來的，所以他強調事實，而不是價值。但並不是說託尼·朱特沒有價值。在1948年左右，以賽亞·伯林到前蘇聯見到了阿赫瑪託娃和帕斯捷爾納克，並與他們結成了深厚的友誼。這對於他後來的所有研究，不管是對於德國浪漫主義的研究，還是對於歐洲自由民主主義的研究，或者“兩個自由”的概念，都有著非常大的啟發。
而託尼·朱特也是這樣的。託尼·朱特屬於“68一代”。什麼叫“68一代”？他是1948年出生的。在1968年，法國有左翼學生運動，當時學生運動的知識分子領袖就是薩特和波伏娃。在美國，學生運動又結合了反越戰因素，大學生們要燒燬圖書館，要批評自己的導師。米沃什到美國當老師時，有一次學生就攔住他的路說，讓開，你們這些被寵壞的中產階級的子女。他是從東歐來的，他知道這樣的顛覆性對於一個社會是不好的。在80年代，託尼·朱特有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到捷克去了。他開始學捷克文，並在文章裡討論米沃什和科拉科夫斯基。而他們兩個，和以賽亞·伯林一樣，都受到東歐的影響，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對世界價值的關懷。
所以，託尼·朱特批評大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說他的歐洲史沒有寫東歐。而在《戰後歐洲史》裡，託尼·朱特就專門談了東歐的問題。景凱旋舉兩個小例子來說明他的價值關懷。第一，他講了1945年的一個細節。庫斯特勒，還有當時的波伏娃，幾個法國巴黎左岸知識分子總是認為，法國是世界知識時尚、思想時尚的中心，東歐也把他們看成是中心。就在這個時候，加繆突然冒出一句說：“如果黑格爾、尼采是錯誤地誤導了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我們該怎麼辦？”這個對景凱旋衝擊很大。而且託尼·朱特說，薩特代表著進步主義和左翼思潮，他繼承了傳統的法國思想。而當時，加繆恰恰是被排除在外的一個人，所以他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這也說明託尼·朱特非常強調這一方面對他的影響。
託尼·朱特：在失去思考的年代，如何保持對時代的清醒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
另外，託尼·朱特的回憶錄《記憶小屋》裡有個細節，寫了一個鋪床工人，她是一個勞動婦女。有一天，她突然看到大學生裸體在外面歡鬧，這個勞動婦女就認為，他們是在侮辱她。當然學生沒有這樣的想法。因為她從一種傳統的道德觀念出發，認為這樣太不尊重人了。託尼·朱特專門寫了這個情節。我們可以發現，在託尼·朱特的歷史學著作背後有著強烈的道德感，這個道德感是東歐知識分子給他的啟發。
維舟認為，東歐的知識分子普遍對於道德感都有著比較強烈的關注。託尼·朱特作為左翼知識分子，他的左翼是體現在對人類進步的信心上，他認為人類是有希望變得更好的，這種信心跟保守右翼是不一樣的。一般來講，保守右翼更加傾向保留原有的傳統，不急於改造人類本身，也對於這種改造能否變得更好持有一種遲疑的態度。
此外，託尼·朱特堅持要給人提供一種有尊嚴、體面的生活，這是19世紀非常典型的英國思想。他的思想從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的保護，慢慢傾向於福利、福祉，這實際上是基於他對歷史的認識出發的。他認為，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的改革以後，在歐洲和美國所導致的是沒有限制的資本主義。這種超級資本主義使個人的貧富差距拉大，很多人沒有辦法保有自己有尊嚴和體面。
所以，在這個層面來講，他對於國家或者人類社會，是抱有一種倫理期待的。這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歷史研究，但實際上有著非常深的現實關懷。這跟19世紀英國所浮現出來的思潮是很有關係的。他認為，這種貧富差距拉大狀況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生活在底層的人早晚有一天會站出來發出聲音說，我不想再過這樣的日子了。在託尼·朱特2010年去世之後，我們看到美國特朗普的上臺，包括在歐洲的種種現象，某種程度上都證明了他的判斷。
但是，值得深思的一點是，他的想法是預測對了，但最終世界的發展，並不是像他所預期的那樣。這個世界貧富差距的確拉大了，美國貧民的憤怒，最終選出來的不是一個能夠推動福利國家、為每個人提供更加有保障生活的人，而是選出了特朗普這樣一個右翼。而且現在，整個世界都在往民粹化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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