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在青藏公路旁沿著沱沱河畔往上游走去，想盡量接近長江的源頭；也曾站在青藏鐵路的沱沱河大橋上遙望各拉丹冬，但見白雲繚繞著的雪山若隱若現。這一帶的海拔已超過四千六百米，看六千多米的各拉丹冬群峰並不顯得很高，卻依然遙遠而神秘。由於氣候寒冷，河水主要來源於冰川。要是沒有青藏公路和鐵路，這裡和各拉丹冬一樣，常年無人居住，以致在以往數千年間只是偶然進入歷史的記錄。
當我到達埃塞俄比亞境內的青尼羅河源頭，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景象。在流入塔納湖之前，尼羅河只是汩汩流淌的一衣帶水。這片高原海拔只有兩千米，加上氣候溫暖，植被茂密，連尼羅河畔都長滿野生的紙莎草；人口雖不稠密，也不時有舟楫往來，民居在望。人類最主要的發祥地離此不遠，應該不是偶然的。
同樣是世界級大江的源頭，卻因為自然環境的差異而在人類生存和繁衍過程中起著不同的作用。儘管人類的生活和生存都離不開水，人類在早期無不逐水而居，卻還會選擇相對合適的地點，未必離水越近越好，或者必須處於江河的源頭。
但是人類對地理環境的瞭解和認識有一個過程，必然中也有偶然。就像在氣候變寒時北半球的人群一般都會向南遷移，卻也有的人群弄錯了方向，誤遷向北方。儘管多數人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也有人被迫找到了禦寒的辦法，或者發現了比較適合生活的小環境，最終得以倖存。
由於先民對地理環境一般都沒有多少直接經驗，更缺乏整體性的瞭解，所以會作出今人無法理解的選擇。在考察了古格王國的遺址後，我不禁感慨，當初這支因逃避覆滅的命運而從雅魯藏布江流域遷來的部族，只要再往南走一段，就能翻過山口，進入溫暖溼潤、水量充沛、物產豐富的喜馬拉雅山南麓，完全不必定居在這高寒貧瘠的險境。但如果設身處地，作出這樣的選擇也十分自然——經過長途跋涉終於擺脫了敵人的追擊，這群人已經疲憊不堪，發現這一帶雖然地勢更高，卻有深厚的黃土，可以掘穴而居，足以抵禦嚴寒，也可維持生計。對於習慣於在海拔三四千米生存的人來說，再提高到四五千米也不難適應。當時他們只看到前面擋道的山崗，卻根本不知道山口另一邊還有一片樂土。而一旦定居，非不得已就不會再遷移了。
正因為如此，即使今天看來並不適合人類生存的江河源頭，歷史上也不乏先民的蹤跡，還可能成為一些人群在相當長的階段內的家園。羌、吐谷渾、鮮卑、吐蕃、党項、蒙古等族都曾有人在三江源地區生活。艱險的生存條件也造就了他們超常的生存能力，化解常人難以克服的困難。與此同時，他們又寄希望於超自然的力量，祈求得到神靈的庇佑，神話和原始信仰便應運而生。由於外界對他們知之甚少，親歷其地的人幾乎沒有，這類傳說更平添了神秘色彩，具有極大的魅力。源於三江源的西王母形象和她無所不能的神力，儘管可能有外來成分，但無疑因當地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環境而變得豐富多彩。中原的華夏諸族更發揮了豐富的想象力，產生了琳琅滿目、美玉滿階、神仙遊憩、崇高聖潔的崑崙，西王母也成了周穆王專程西巡的拜訪對象。
當這種想象上升到信仰時，江河源頭就成了主宰河流命運的神的居所。於是在人們足跡所及的河源，無不先後建起了河神的廟宇，定期歆享人們的祭獻，以便實現他們安瀾永定的期待和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願景。歷來多災的黃河為國計民生所繫，河神自然是國家和民眾最應尊奉的神祇。隨著黃河下游的決溢改道越發嚴重，人們對河神的祭祀規格也更加隆重，但卻收不到相應的效益。到清朝乾隆年間，終於有人悟出其中“道理”——大概由於祭河神的地方離其居所太遠，所以儘管祭儀尊崇，祭品豐厚，河神卻無法享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黃河在江蘇、河南決口。於是次年有了皇帝欽命，阿彌達奉旨率大隊人馬上溯黃河正源卡日曲，在真正的河源與河神“溝通”。
慣於在高原遊牧的蒙古人對河源有自己的想象和意願。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召見都實和他的堂弟闊闊出，要求他們一直查到黃河發源的地方，要在那裡建一座城，供吐蕃商人與內地做買賣，並在那裡設立轉運站，將貢品和物資通過水運送達首都。儘管這座城和轉運站始終沒有建成，但都實等人將黃河的正源確定在星宿海西南百餘里處，並且留下了詳細記錄。
在人類的早期，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地域之間雖然也不無差異，但在生產力普遍落後的情況下，彼此間在生產、生活上的差距不會很大。就主要由手工創造的物質文明而言，個人的天賦會發揮很大的作用，所以往往不受物質條件的影響，因而在相對窮困落後的社會或自然條件險惡的環境，同樣能產生高水平的文化藝術成果。在青海柳灣，出土的彩陶色彩之豔、形制之全、品位之高、數量之多，大大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而已經發掘的還只是遺址的一小部分。
在良渚博物館，我看到過大量精美絕倫的玉器，工藝之精，比之於用現代工具加工的當代製品也毫不遜色。但據目前所知，那時的良渚人還缺少起碼的工具，更沒有硬度超過玉的金屬工具。有人問我：“他們用甚麼辦法，手工鑽出如此小的孔？又能使孔徑如此圓？”我不知道，但卻完全相信他們實現的可能性。其實，我們所說的良渚人，是指一個相當長的年代，就像“柳灣人”一樣，都有數百年或兩三千年的歷史。在這樣長的時間和如此多的人之中，完全有可能出現一兩位或若干位具有超常天賦的人物。如果他們畢生從事某項工作，如製作陶器、玉器，加上多少代人累積的經驗，就有可能突破某一難題，創造出某種有效的工具，或製造出某種全新的產品。而當這些製作與一種信仰聯繫在一起，或者就成為信仰的實踐，人的天賦會發揮到極致。
人類留下的藝術瑰寶都是在適當的機遇下，由天才以其信仰創造出來的，在三江源地區也不例外。
現實畢竟比長期無法實現的理念有更持續的作用。在長期的交往與偶爾的親身體驗後，在江河源頭生存的人群漸漸明白，自己的居住地遠非天堂，在他們可以到達的地方，還有更舒適的家園，於是向河流上中游遷移成為持續的方向。積漸所至，匯為數量可觀的移民，由三江源地區遷出的羌人不僅遍佈河隴、關中地區，還遠徒關東，深入中原。一旦本地遭遇天災，或者受到戰亂驅使，或者中下游地區因種種原因出現人口低谷，求生的本能和上升的慾望會使更多的人在短期內遷離。其中的倖存者和成功的定居者便永遠離開了故鄉，絕大多數最終融入華夏。也有不少人或喪生旅途或客死異鄉，或許只有他們的孤魂能與祖先團聚。
歷史也會翻開相反的一頁。當中下游地區天災人禍頻仍、經歷浩劫時，求生的民眾會遠溯江河、翻山越嶺，尋求避秦的世外桃源。試圖割據的政客、擁兵自保的將領、亂世稱霸的部族首領、揭竿而起的流民難民紛紛進入以往的蠻荒之地，三江源頭出現罕見的興旺。公元386年建立的後涼王國已擁有今青海東部。397年，河西鮮卑首領禿髮烏孤建南涼，並於399年遷都樂都（今青海樂都縣），同年又遷至西平（今西寧市），地區政權的行政中心第一次離江河源頭那麼近。西魏大統六年（540年）吐谷渾首領誇呂自稱可汗，在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今青海省共和縣石乃亥鄉鐵卜加村西南）建伏俟城作為王都。伏俟城作為吐谷渾的王都前後達百餘年，是中國歷史上最近江河源頭的、唯一的區域政治中心。對已在這片土地上長期生存的吐谷渾來說，作出這樣的選擇是很自然的，因為伏俟城的地理條件的確是該區域內建都的首選。但吐谷渾的興盛既取決於自身的奮鬥，包括阿才那樣的傑出首領，更受制於外部因素。一旦中原統治者開疆拓土，或者強鄰崛起，就無法倖存。吐谷渾先被滅於隋，再亡於吐蕃，伏俟城從此廢毀。
好大喜功的統治者或泥古不化的政治家，為了實現“奄有四海”的政治理想和政績效應，始終以版圖中缺少“西海”為憾。西漢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執掌大權的王莽讓青海湖東岸的羌人“獻地”，在那裡設置西海郡，使漢朝同時擁有東海、南海、北海、西海四個郡。隋煬帝趁吐谷渾敗於鐵勒之機，滅吐谷渾。大業五年（609年）於伏俟城置西海郡，又在更近河源的地方置河源郡（治所在今青海省興海縣東南）。但軍事征服是一回事，能否有效地實施行政統治，是否有必要在人口稀少的遊牧地區設立經常性的行政機構是另一回事。這兩郡如曇花一現，隋朝以後再未重建。直到近代中央政府才在那裡設立正式行政區劃。
今天，當歷史重新眷顧三江源地區時，它已不僅是人類擴展中的生存空間，也不僅是天然資源的供應者，還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場所，人類共同珍惜的所剩無幾的淨土，也是時間與空間為我們保留著的先民的遺產。如果說，先民對它的崇敬和嚮往更多是出於想象甚或恐懼，今天和未來的人們卻是出於理性和追求。江河源頭在人類文明中終於有了應有的地位，屬於它的時代才剛剛開始。
與文字記錄相比，以攝影作品反映歷史會有不少難以克服的困難。並非所有的歷史都留下了可供拍攝的圖像，並非所有的圖像都能得到正確的解讀。無論是歷史時期的芸芸眾生，還是那時的風雲人物，大多骨骸無存。當初的金城湯池、宮室苑囿、閻閭巷陌、村落田疇，至多留下斷垣殘壁。山川依舊，人文全非，攝影家如何追溯歷史，尋找歷史的遺蹟，記錄歷史的迴音？
這就要求攝影傢俱備歷史的眼光，善於發現歷史遺蹟，作出正確的解讀，捕捉最傳神的圖像，最大限度地展示歷史真相；還需要歷史學者的幫助，提供適當的文字說明。特別是對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圖像，要是沒有說明，即使是專業人員也未必能正確判斷。當然，不同的讀者會對同樣的圖像作不同解釋或不同理解，欣賞能力和程度也有差異，但都能增加歷史知識，增強歷史觀念，愛三江源的今天，也愛三江源的昨天，更愛三江源的明天。
（本篇來源：青島出版社《三江源》第三卷《歷史跫音》；圖片攝影/鄭雲峰。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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