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斯大林眼中的天才軍事家，毛澤東信賴的彭大將軍，人民愛戴的布衣元帥，詩人眼中“真正的人”。他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和軍事家，我們黨、國家和軍隊的傑出領導人，同時也是從湘潭烏石彭家圍子走出的“一個勇敢的農民的兒子”。他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以鋼鐵脊樑樹起了一個人民至上的高貴靈魂，留下為了人民勇於擔當的偉大精神。
捨生忘死擔責不推
捨生忘死擔責不推，是彭德懷高尚人格的重要品質。舊社會掙扎求生的經歷，在鑄就他鋼筋鐵骨的同時，也成就了他對人民的一片赤誠。從青少年時代開始，他就立下鴻鵠之志，要劫富濟貧，為窮人找活路。在烏石“鬧糶”被通緝、在西林圍子鬧工受驅逐、在華容怒斬歐盛清被抓捕的種種經歷，磨礪了他為了人民捨生忘死的高尚人格。
“志不立，吾人無可成之事。”18歲的彭德懷，投身湘軍，是為了以“水滴石穿”之意志力，為痛苦中掙扎的人民謀出路。從“救國救民”到“三民主義”，他徘徊過，也迷茫過。作為國民黨湘軍中的一名悍將，周磐手下最能打仗的部下，一個原本餉銀豐厚、前途遠大的湘軍團長，卻偏要“離經叛道”，成為“犯上作亂”的“造反分子”，原因就在於為了人民。1928年，混沌中一句擲地有聲的“惟有潤之工農軍，躍上井岡旗幟新。我欲以之為榜樣，或依湖泊或山區”，讓青年彭德懷奔向共產主義事業的嶄新一頁正式翻開。
“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彭德懷加入中國共產黨之時，正值大革命面臨重大挫折。許多原來參加革命的人猶豫了、變節了，但他毅然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擔當起救國救民的重任。正如他晚年在自述中寫的那樣：大革命失敗了，蔣介石瘋狂屠殺共產黨人，但我還是要求入黨，願為中國革命、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義在“我們要為工人農民服務，建立工農兵革命政府，建立工農紅軍”的莊嚴宣告中爆發。在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等人的率領下，勇敢善戰的紅五軍，同武裝到牙齒的強大敵人進行了殊死戰鬥，以少勝多，以弱勝強。
道義在肩，赤膽報國。彭德懷一生聽從黨的召喚和人民的重託，從堅守井岡山，到開闢湘鄂贛蘇區，再到中央蘇區反“圍剿”、二戰長沙、長征開路、陝甘立馬、百團大戰、鏖戰西北、抗美援朝，黨和人民指向哪裡，他就打到哪裡，寫下一生的光輝奮鬥史。
“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彭德懷有德有懷，無私無畏。在他看來，為國征戰是軍人的天職，臨陣怯懦是軍人的恥辱。他一生的戰爭檔案裡，從來沒有不敢打的仗；打仗，就從戰爭中學，按黨的指揮打。一張面向紅旗矢志不移、飽經風霜卻依舊堅毅果敢的面龐，一個槍林彈雨炮火紛飛之中手執望遠鏡專注戰況、無所畏懼傲然佇立的英武形象，一個面朝著鴨綠江對岸的寂靜夜色單車疾馳而去的偉岸背影，寫不盡的是一個時刻準備拋頭顱、灑熱血的真實彭德懷。
橫刀立馬擔難不怯
橫刀立馬擔難不怯，是彭德懷高尚人格的勇敢氣質。在湘軍中，彭德懷就以勇猛贏得上司、同級、士兵的敬佩。加入革命隊伍之後，他的勇敢精神得到充分的發揮和集中的體現，多次主動承擔最緊迫、最困難的任務，在人民軍隊英勇善戰的史冊上留下了寫不盡的光輝華章。
“忠義慨然衝宇宙，英雄從此震江山。”1929年1月，蔣介石調集湖南、江西兩省兵力，兵分五路大舉向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進行“會剿”，揚言要將紅軍“一網打盡”，要把井岡山“夷為平地”。危急關頭，前委指示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掩護主力部隊突出重圍。彭德懷以大局為重，立馬井岡，率領不足800人的紅五軍將士，以大無畏的精神在黃洋界哨口抗擊15000餘敵人，連續激戰4天4夜，順利掩護紅四軍完成轉移。
1930年7月，紅三軍團一打長沙。戰事初起，紅軍架浮橋渡瀏陽河直攻長沙受挫，敵人出城反撲，紅軍傷亡極大。身為指揮者的彭德懷決意置之死地而後生。他站在瀏陽河邊，揮舞戰刀激勵戰士，給予紅軍戰士極大鞭策和鼓舞。經過激烈戰鬥，最終紅軍以少勝多，以弱克強，勝利攻佔長沙城，並佔領十天，國民黨湖南省主席何鍵倉皇出逃。長沙一役，創造了十年土地革命戰爭中，紅軍攻下省會城市的唯一戰例。
“勇”字當先，銳氣開道。面對強敵，彭德懷敢打硬仗、惡仗。在長征中關係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湘江之戰，他親臨江邊指揮部隊與敵軍展開浴血奮戰，血戰三晝夜，出色完成了掩護中央縱隊和後衛部隊過江的任務，創造長征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輝戰績。之後他率紅三軍團勇破烏江防線，奪取婁山關、再戰遵義城，大壯紅軍士氣，大滅敵人威風，連蔣介石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他“追剿”以來的奇恥大辱。再後來，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威逼貴陽、進軍雲南、震驚昆明、巧渡金沙江，長征路上，哪裡需要彭德懷，彭德懷就橫刀立馬戰鬥在哪裡。
臨危請命擔險不畏
臨危請命擔險不畏，是彭德懷高尚人格的英雄本色。他參加革命後，多次勇挑重擔、履險赴難、臨危請命，表現出壓倒一切敵人而絕不向任何敵人和困難屈服的英雄氣概。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戰爆發。然而，隨著正面戰場頻遭挫折，國民黨軍隊士氣大減，山西局勢大亂，全國上下都在為華北抗戰的前途擔憂。面對危局，身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副總司令的彭德懷挺身而出，11月5日，他在晉東向記者發表談話，斬釘截鐵地表示：“我們決定在任何困難的情況下，都要留在山西、河北和整個華北，一直到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華北、趕出滿洲的時候為止。”“第八路軍決定永遠不過黃河。”
1940年5月，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奉命回延安，八路軍指揮重擔落在彭德懷肩上。在險惡的環境中，他主動向黨中央請戰，巧妙運籌，有效指揮，在華北戰場上發動了抗戰時期八路軍主動出擊日軍的一次最大規模的戰役——“百團大戰”。這一戰，沉重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戰鬥志，打出了敵後抗日軍民的聲威，振奮了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在戰略上有力地支持了國民黨正面戰場，在國際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急難險重面前，彭德懷豁得出、頂得上、扛得住。1947年3月，國民黨集結23萬人進攻陝甘寧邊區。當時，敵我兵力為10：1。面對既要拖住敵人，又要保衛陝甘寧邊區和黨中央的艱難任務，彭德懷臨危請命，請求由他指揮西北野戰軍。毛澤東深受感動，動情地稱讚道：“很好！你這是臨危請命，為黨分憂。可謂肝膽照日月，忠心垂千古啊！”
彭德懷常說，大西北是我的第二故鄉。1949年解放戰爭取得全國性勝利，他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決定，打算在西北地區“安下心，紮下根”。然而，正當彭德懷以主要精力運籌開發和建設大西北之時，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9月底，美軍逼近三八線，撲向中國邊境，企圖一舉吞併朝鮮，進而侵略中國。一時間，朝鮮危急，中國邊境危急，一場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反侵略戰爭，擺在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央決定派彭德懷擔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率部入朝作戰。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彭德懷迎難而上，表示堅決服從中央的決定。然而當時，我軍尚無直接同美軍進行大規模戰場較量的經驗，任何一位將帥領銜出征都沒有必勝的把握，如果仗打不好，不但影響新生的共和國的安危存亡，而且指揮員的一世英名也將付諸東流。但為了祖國和人民，不管風險有多大，任務有多艱鉅，只要彭德懷奉了命，他就不顧個人生死利害去完成。
保和平，衛家鄉，剛卸征衣又上鞍。此去經年，當彭德懷率領著中國人民志願軍再次凱旋之際，“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線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佔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堅持真理擔事不躲
堅持真理擔事不躲，是彭德懷高尚人格的純真本源。他曾經自我評論：“我這個人，拿共產黨員十條標準來衡量做得很不夠，但有一條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講真話，實事求是。”在他的人生最為困頓、最為艱難之際，他曾寫道：“真理之光明耀中華時，前途是光明的！！！”
彭德懷只服從真理，從不迷信權威，不害怕教條。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作戰中，他堅決抵制軍事顧問李德的盲目指揮，當面怒斥李德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崽賣爺田心不痛”。李德氣得暴跳如雷，給彭德懷橫加一頂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為了中國革命的命運，彭德懷早已把個人的命運置之度外，他做了最壞的準備：捲鋪蓋、撤職、關押、殺頭。
“為官避事平生恥。”“大躍進”中，彭德懷回到故鄉湘潭烏石彭家圍子做調查。他發現幹部與社員提供的稻穀畝產量相距甚遠，立即打著手電查稻田、數稻稈，計算產量，看誰講的是事實。老紅軍、老赤衛隊員座談會上，老紅軍黃杜芳悄悄遞給他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一首詩：“谷撒地，薯葉枯，青壯鍊鐵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嚨呼！”彭德懷看後心情異常沉重：“這是群眾多麼沉重的呼聲！”“這樣下去會出大問題啊。”他暗下決心，回京之後，一定要找機會把這些情況如實向中央、向毛主席彙報。
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秉筆直書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直言不諱地談了自己對“大躍進”的看法，卻受到嚴厲批評。在這種情形下，許多人都勸他改變一種方式，然而彭德懷卻以自己的坦蕩襟懷，在廬山會議上力陳自己的看法。他相信黨，也相信自己來源於調查事實的正確判斷。他沒有私心，要求的只是糾正當時的“左”傾錯誤，使國家和人民免遭災難。
為了人民堅持真理，面對大是大非問題時，他選擇不求個人安危之小全，不看別人臉色辦事，而是敢於進言陳詞；為了人民堅持真理，當看到對黨、對國家、對人民發展不利的現象時，他選擇不埋在心裡，而是頂風直上；為了人民堅持真理，他選擇保護人民軍隊的團結，保護同志，不說違心話，誓死不承認“軍事俱樂部”。一份洋洋灑灑的八萬言書，是他為堅持真理嘔心瀝血的見證。
忍辱負重擔憂不懼
忍辱負重擔憂不懼，是彭德懷高尚人格的重要特徵。
廬山會議上，為了顧全大局，他忍辱負重，違心地做了檢討，接受了錯誤的處理。八屆八中全會閉幕之後，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罪名，彭德懷沒有沮喪，沒有退縮，更沒有心灰意冷。為了人民，他可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為了人民，他也可以忍辱負重，百折不撓。
1961年，彭德懷再次回到家鄉。這一次，他在烏石住了50天，對3個公社、10個大隊、幾十個生產隊作了細緻而深入的調查，撰寫了4個調查報告，又一次實事求是地反映了農村的情況。從1959年到1965年，他身住北京偏僻之處掛甲屯吳家花園，心中時刻想的是國民經濟的蕭條或好轉、人民生活的艱辛或改善。
1965年，國際形勢突然緊張，美國侵越戰爭不斷升級，蘇聯在中國北方邊境陳兵百萬，中印邊界衝突時有發生，臺灣當局不斷叫囂反攻大陸，新中國處在戰爭威脅的包圍之中。為了做好應戰準備，毛澤東經過認真考慮，決定讓彭德懷“出山”，到西南去抓大三線建設。9月，毛澤東召見彭德懷，時隔六年，曾經患難與共的兩位戰友再次坐到了一起。
毛澤東說：你去西南是合適的，將來還可以帶兵去打仗，以便恢復名譽。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到底。廬山會議已經過去，是歷史了。現在看來，也許真理在你那一邊。讓一貫以黨和國家利益為第一生命的彭德懷6年多來的冤屈在瞬間煙消雲散。
“赴百仞之谷而不懼。”11月28日，年近古稀的他義無反顧登上前往西南的列車，就任西南局三線建設副總指揮。在三線，面對曾經的部下，他泰然自若一頭扎進工作。縱使在日趨嚴峻的政治環境中處處受到限制，他仍然懷著對祖國對人民高度的責任心、使命感和真正共產黨員的博大胸懷，甘為助手，頑強工作，默默無聞造福西南發展。他拖著病重的身體，馬不停蹄走訪調查，不肯給自己留出半刻休息，一心只想為三線建設再多做一點事情。
“月缺不改光，劍折不改鋼。”“文化大革命”風波襲來，彭德懷身陷危局。縱然如此，他心中最放不下的，不是自己個人的安危得失，而是千里之外大渡河兩岸被隨意廢棄的石棉礦渣。早在前期的調查中，他已經知道，這是農民們急缺的一種肥料。於是，1967年4月的一個晚上，他在一盞昏暗的油燈下，以“石穿”署名，提筆對中央寫下了此生最後的一次建議。他說：“這事有利於工農聯盟，我們不能搞了工業忘了農民。”又說，“這麼點小事本不該打擾總理，但我不知該向誰去說……”
1974年，彭德懷生命中的最後一年。雖然身陷囹圄，但他牽腸掛肚、魂牽夢繫的，依然只有祖國和人民。9月2日，彭德懷已是生命垂危，葉劍英派人去看他，問他還有什麼事情要說，他艱難地、斷斷續續地對來人說：“我們的國家建設，戰略防禦設施還不完備，國防工業和科研跟不上需要，這是我最擔心的……”憂心人民的疾苦，關心國家的安危，貫穿他一生。他做到了生為人民，死也為人民。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坐北朝南的烏石臥虎山，背依巍巍烏石峰，南眺十里山川，山腳下莊嚴肅穆的彭德懷陵園裡，稜角分明、方正挺直的黑色花崗岩墓碑，暗喻一代元帥彭德懷有稜有角的獨特人格，也在向後人彰顯著他為了人民勇於擔當的偉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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