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版圖來看，全球六成的經濟總量集中在入海口。在距離海岸100公里的沿海地區，集中了全球超七成的大城市、人口和資本。以紐約灣、舊金山灣、東京灣為代表的“灣區經濟”已成為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極和引領技術變革的領頭羊。
作為灣區中的新軍，粵港澳大灣區也開始成為世界經濟版圖中的一個亮點，相較於世界三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是否存在優勢？能否躋身世界大灣區之列？
一、交通網絡建設-具備國際一流灣區條件
世界三大灣區都是依託港口交運的便利實現了人才、貿易的自由交流，在不同的時間段迅速發展起來的。
東京灣區擁有六大港口。這六大港口與羽田、成田兩大國際機場和東海道、北陸、東北等新幹線以及數條高速公路一起，構成了東京灣區與日本國內和全球主要城市之間的海陸空立體交通網。
紐約灣區擁有一個世界天然的深水港——紐約港，依託這個港口，紐約灣區能夠順利地發展海洋貿易，使紐約的製造業產值在19世紀中期成為全美第一。
舊金山灣區舊金山港是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
粵港澳大灣區擁有全球吞吐量第3大的深圳港、第5大的香港港和第7大的廣州港等世界級港口，2016年這三大港的總吞吐量6247萬標箱，為世界第一。
粵港澳大灣區還擁有世界級的跨海大橋——港珠澳大橋，大橋連接香港、珠海、澳門三地，通車後，珠海至香港的時間縮短至半個小時。除此之外，虎門二橋、深中通道、穗莞深城際快速軌道、廣深港高鐵等交通工程，均在密集推進中。
根據廣東省綜合交通運輸“十三五”規劃，到2020年將進一步實現“12312”交通圈，即廣州與珠三角各市1小時通達，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各市陸路2小時左右通達、與周邊省會城市陸路3小時左右通達，廣東與全球主要城市12小時通達。
從基礎設施來看，粵港澳大灣區已具備建設成國際一流灣區的基礎條件。
二、經濟總量-與世界級灣區相匹配
5月11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發佈了“廣東智庫論壇”系列成果——《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報告（2018）》。《報告》顯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總量實現“四連增”，2017年的GDP達101843億元。
與世界級灣區的橫向對比上，粵港澳大灣區攜11城56500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比紐約、舊金山和東京三個經濟區的面積總和還大，僅憑藉佔比0.6%的國土面積，貢獻率佔全國GDP總量的12.57%，是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灣區。
由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完成的《粵港澳大灣區研究報告（之一）》指出，2016年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增速分別是紐約灣區、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的2.26倍、2.19倍和2.93倍。
三、科技創新-國內科創高地
東京灣區的京濱工業區內，聚集了佳能、三菱、索尼、東芝等耳熟能詳的大企業及其研究所，每年企業研發經費的投入佔日本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的80%左右。這些具有產業創新能力的機構使得京濱工業區具有很強的管理和科技研發能力。這是東京灣能創造經濟奇蹟背後的重要原因。
舊金山灣區的硅谷，則雲集瞭如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以及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斯坦福大學直線加速器中心國家加速器實驗室等國家實驗室，還有硅谷大企業先進的研究機構。這些高校培養了大量高素質人才，成為硅谷源源不斷的人才庫。
粵港澳大灣區有一批創新型企業，包括華為、騰訊、中興、比亞迪、華大基因、大疆等，是國內科創高地，是中國的硅谷。而這些企業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約佔全國總量的50%，按照國家和地區排名，位列全球第6。
粵港澳大灣區的研發經費支出佔GDP比重達2.7％，和美國、德國處於同一水平線。粵港澳大灣區內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總數超過1.89萬家，居全國第一位，PCT國際專利申請量佔全國56％。
從科研力量看，廣州有26家國家重點實驗室，201家省重點實驗室，64家企業重點實驗室，正在建設4家國家重點實驗室，香港有16家國家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和6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澳門有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和1個國際實驗室。此外，香港更是有5所大學進入全球百強，廣東省內的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也排名較前。
從市場環境看，粵港澳大灣區的區域創新能力綜合排名連續9年位居全國第二，達到創新型國家和地區水平，高新技術企業數量近2萬家，位居全國第一，國家級孵化器83家，科技企業孵化器634家，也位居全國第一。
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佈的《2017全球創新指數報告》中，深圳-香港地區超越硅谷所在的舊金山灣區，在全球創新集群中排名第二，僅次於東京灣區。為打造廣深科技創新走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邁向世界級科技創新中心主要承載區奠定堅實的基礎。
四、金融功能：擁有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
紐約灣區被譽為“金融灣區”，華爾街擁有紐約證券交易所和納斯達克證券交易所。美國7家大銀行中的6家，2900多家世界金融、證券、期貨及保險和外貿機構均設於此，金融保險產業佔GDP的比重達16%，在三大灣區中穩居第一。
東京灣區是日本最主要的銀行集中地，擁有日本最大的東京證券交易所，佔日本全國證券交易量的80%。
舊金山灣區科技與金融高度融合，硅谷的風投資本非常成熟。
粵港澳大灣區目前擁有港交所、深交所、廣州南沙商品期貨交易所、珠澳較為成熟的債券市場，並啟動“深港通”、“債券通”推進香港與灣區內其他地區的資本聯動。
其中，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人民幣離岸中心。據英國智庫Zyen集團最新公佈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香港金融業競爭力排第4位。
而廣州是中國現代金融的發祥地之一，也是當前中國金融業發展最為迅猛的城市之一。過去5年間，廣州金融業增加值增長了106%，增速居全國大城市第1位，目前金融業佔GDP的比重為9.3%，成為第5大支柱產業。廣州也3次入選“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並在全球96個金融中心城市中排名第28位。
另外，深圳有平安、招商、中信證券等，在股份制銀行和證券金融方面實力雄厚。
五、產業集群：具有完備的產業體系
強大的產業集群是灣區經濟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舊金山灣區光是硅谷片區的名企、名校、人才、資金就形成了強大科技產業生態系統。
紐約灣區在二戰之後，紐約逐漸從製造業經濟轉型至服務業經濟，第三產業特別是服務業迅速崛起，吸收了大量就業人口，尤其是商業服務、銀行業、證券業的就業人口急劇增長。
東京灣區則有“產業灣區”之稱。過去上百年時間裡，東京向西發展出京濱工業帶，向東發展出京葉工業帶。
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各具優勢與特點，“9+2”產業集聚和梯隊形態顯著，金融、高科技、商貿、製造業等多元產業互為支持。東莞、廣州和佛山是重要的製造業基地，深圳具備高端製造業、信息技術和科技創新的優勢，而澳門則是全球旅遊和休閒中心。香港是享譽全球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資產管理和離岸人民幣中心，其專業服務及金融服務業聚集了大量具有國際經驗的多元化人才，這些都是參與大灣區建設的優勢。
從三次產業的結構特徵來看，已由工業經濟邁進服務經濟階段。粵港澳大灣區的三次產業結構由2011年的1.51：35.79：62.71調整為2016年的1.34：33.23：65.44，形成“三二一”的產業格局。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併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的第一大產業，第二產業則呈現緩慢下降趨勢，經濟增長由工業拉動向服務業拉動轉變。
六、制度機制破除體制障礙形成發展合力
縱觀三大灣區，每個灣區都有數個城市組成，城市之間如何分工配合，如何攜手共建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都考驗了各地之間的默契和政府的規劃協調能力。
東京灣區內包含了一都三縣，包括若干個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這些城市相互之間有著多種形式的溝通機制，對城市發展中的問題會採取會議協調協商的方式。而保持區域建設的長期性和協同性，又主要依靠規劃。紐約灣區的發展則是四次規劃的結果。成立於1921年的紐約區域規劃協會，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研究區域發展的長期計劃，協調大紐約都市圈發展，協會分別於1929年、1968年、1996年和2013年發表了對紐約大都市地區的規劃研究報告，成為紐約灣區近百年取得長足發展的最重要因素。舊金山灣區的發展定位、包括硅谷的形成和發展，政府都很少干預，但是，灣區內建立了一些區域治理機制，包括舊金山灣區政府協會、大都市交通委員會、灣區空氣質量管理區、灣區保護和開發委員會等等，推動灣區在基礎設施、生態保護等方面協同管理和發展。灣區委員會除了幫助進行區域內協調，也會開展區域與外界協調。
粵港澳大灣區相比世界其他灣區，具有獨一無二的“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法律體系”的特點。這使得粵港澳大灣區只是建立像紐約灣區和舊金山灣區那樣的城市協調機制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中央機構的參與。
2017年7月1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廣東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協議》對體制機制進行了安排：
1、完善協調機制。編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推進規劃落地實施。四方每年定期召開磋商會議，協調解決大灣區發展中的重大問題和合作事項。
2、健全實施機制。四方每年提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年度重點工作，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徵求廣東省人民政府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及國家有關部門意見達成一致後，共同推動落實。廣東省人民政府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共同建立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日常工作機制，更好發揮廣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行政長官辦公室在合作中的聯絡協調作用，推動規劃深入實施。
3、擴大公眾參與。強化粵港澳合作諮詢渠道，吸納內地及港澳各界代表和專家參與，研究探討各領域合作發展策略、方式及問題。發揮粵港澳地區行業協會、智庫等機構的作用，支持工商企業界、勞工界、專業服務界、學術界等社會各界深化合作交流，共同參與大灣區建設。加強粵港澳大灣區的宣傳推介。
閱讀更多 深圳市投資推廣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