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安徽省阜陽市阜南一位女老師，只因擔任過學生冷某的班主任，對其管教過，這位未成年學生懷恨在心，竟然在教學樓上背後襲擊老師，先是棍子打倒，繼而揪住頭髮在地上撞擊。受傷的趙老師，現在傷情十分嚴重，已經無法進食，花費了二萬餘元，還未見明顯好轉。有網友稱，“打老師者，不過是個學生嘛，教育教育算了，下不為例”。
學生毆打老師，這早已不是個案，據據《法制晚報》的不完全統計，僅2015年，至少有13起教師被學生襲擊事件曝光。其中，2起涉及到小學生，6起為中學生，另外還有3起的施暴者是學生家長。而網絡搜索會發現，近年來，學生毆打、襲擊教師的惡性事件呈“多發、頻發”的上升趨勢。
每一次學生毆打教師事件曝光後，都會引燃輿論媒體與公眾熱議，眾說紛紜中，雖然不乏同情、理解教師，極力為被打教師辯護，發出捍衛教師人身權利的聲音，但輿論中同樣存在以下論調：
一是置被打教師身心受害的事實於不顧，不去譴責、追究肇事學生的無良與不法行為，反而先是拋出“學生打老師，那老師一定有錯”的推論假設，進而深入追究教師在教育教學管理中的種種“錯誤”，來為毆打教師的學生行為辯護。
二是拋出“學生是未成年人，即便有違法甚至犯罪行為，也應該被寬容與保護”，更有一些自詡懂點教育的“半吊子”甚至公然發出“學生有什麼好批評的”論調——把毆打教師的學生應該承擔道德與法律責任一股腦推卸乾淨，把教師被打的責任全部推給受害教師，而依據就是“學生是成年人”。
需要指出的是，學生作為未成年人，在其成長過程中，的確需要得到國家、社會、學校、家庭，以及司法保護。為此，不光我國的《教育法》、《義務教育法》等法律法規中對此有明確要求，而且還出臺了《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專門的未成人保護法律。同時，各種教育法規、教育政策也特別強調尊重學生的人格尊嚴，保護學生的身心健康。
然而，保護不是縱容，過度保護催生一些無法無天，“無知無畏”的“熊孩子”，他們中間，毆打教師時，有些已經到了承擔法律責任的年齡“零界點”，並非“一無所知”的懵懂兒童，他們中間有些不僅無視校紀校規，而且對法律法規“滿不在乎”——我是未成年人，法律會保護我。對規矩法律缺乏敬畏之心的未成年學生，又哪裡會把教師的權威放在眼裡。與老師打別、對著幹，公開對立、對抗，把老師正當、正常的教育管理視為“與自己過不去”的責難，把教師的“苦口婆心”的“當眾批評”看成是“有辱自己人格”的懲罰，從而懷恨在心，伺機報復，這是當下多數學生毆打教師的“罪魁禍首”。
而明確了這一點，我們就能很容易理解教師群體為什麼會對學生毆打教師，尤其遭遇教過學生“報復”後的痛苦與絕望，而更讓眾多教師無法接受的是事件發生後，受害教師身心遭遇重創，涉事學生家長也就頂多賠禮道歉，賠償點醫藥費，肇事學生卻被簡單草率的“批評教育”了事。
面對日益上升的學生毆打教師的惡性事件，面對教師的人身安全日益遭受來自學生的侵害時，我們不僅要問，教師還怎麼能偶做到“靜下來心教書，潛下心來育人”？因此，是時候該給教師的人身安全加把“鎖”了。
作為立法機關，應該充分考慮修訂《教師法》，增加“保障教師人身安全”，以及“侵害教師人身安全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的具體規定；同時，在《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增加“尊重教師，禁止毆打教師”，以及違法規定後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如情節嚴重的，除批評教育外，還必須移送少年管教所進行強制教育等。
作為學校，應對學生毆打教師，侵害教師人身安全的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除慰問疏導教師外，還必須理直氣壯地為教師“撐腰”——及時報案，諮詢法律顧問，積極協調，爭取公平合理解決，既讓受害教師得以寬慰，又必須讓肇事學生及家長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除法律責任承擔外，作為教育主體，學校還應及時啟動校紀校規的教育處理程序，根據實際情況，對肇事學生處以警告、記過、記大過、留校察看等處分，並且載入學生檔案，以最大限度地教育震懾學生，讓學生產生對法律法規、校紀校規的敬畏感。
（作者劉義富，蒲公英評論特約評論員。來源：蒲公英評論網）
閱讀更多 聚焦職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