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的每一個你我——嘉車文化傳媒2019新年獻詞

為何一轉眼,時光飛逝如電。

1978年5月11日,一個足以載入新中國史冊的新聞評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

這篇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登載於《光明日報》的頭版,開啟了一個全新歷史階段的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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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時,在“中國往何處去”的全民徘徊中,這篇源於毛澤東主席原話為標題的評論文章,由南京大學教授胡福明創作,經時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修改,最終由胡耀邦同志審訂。

這篇報道掀起的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推動了全國性的思想解放運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為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做了重要的理論準備。

那時的胡福明剛過四十不惑的年紀,就在妻子醫院的病房外完成了這篇8000餘字的文章。如果放在40年後的2018年,不知道會不會成為一篇10萬+的原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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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福明

在那個彷徨的年代,一個有理想的人完成了一次關乎國家命運的壯舉,這應是所有新聞人所致力的。後來,這場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被人們定義為和五四運動以及延安整風運動同樣重要的思想解放運動。

1978年5月12日,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全國各大報紙都轉載了這篇文章。也就在那一天,筆者有兩位摯友出生。他們和我一樣成為了改革開放的同齡人和見證者。

其中一位與我一樣從事了新聞工作。她的父母一定不會想到,在30年後的同一天,一場巨大的災難發生在中國四川的汶川,而他們的女兒因為在哈爾濱太平機場在與央視新聞主播文靜的現場視頻連線中,因為心繫災區,情真意切的報道而被全國人民記住。

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召開了長達35天之久之後,即將結束。小平同志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份報告也是幾天以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主要的會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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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22日,舉世矚目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全會明確指出黨在新時期的歷史任務是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揭開了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序幕。

據說,當時只有三位省委書記同意的改革開放,是鄧公力主推動,才得以實施。“改革開放”從此成為了中國近四十年發展的主題,開啟了一個偉大的時代。

對於胡福明教授的評論員文章,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上的表述是“會議高度評價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認為這對於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據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李志勇介紹,改革開放的最重要意義在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高生產效率,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和黨的自我完善。

時代的大幕就此拉開。

在這風起雲湧的40年裡,在這個偉大的國度裡,改革開放成為了主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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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一天,浙江寧圍公社農機廠的廠長魯冠球,在《人民日報》上讀到了一篇關於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的文章,他因此做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切割當時的一切龐雜業務,專攻汽車萬向節的研發與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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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冠球

浙江萬向集團從此走向了巨人之路。自2001年,魯冠球帶領的萬向集團收購了納斯達克的上市公司UAL,開創中國鄉鎮企業收購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之後,還一舉收購了美國舍勒公司、美國洛克福特公司,成為了世界汽車零部件巨頭。而這一切都源於改革開放之初,一個鄉鎮企業家的產權意識和實幹精神。

也是在1979年,一首《鄉戀》的流行歌曲,為百姓打開了一扇窗。這首由藝術家李谷一演唱的《鄉戀》歌詞清新大膽,與陳舊的時代格格不入,受到了人們的推崇。圍繞這首歌是資本主義靡靡之音的爭論,圍繞著李谷一是資產階級典型代表的言論,一直沒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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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谷一的《鄉戀》

我的岳母生於1958年,20歲的她是軍隊系統裡優秀的文藝工作者。她曾經回憶,那個時候,大家都覺得《鄉戀》好聽,但只能偷偷地哼唱。那個年代的觀念,在40年之後的今天看來,令人有些悵然若失。

2006年,在中央電視臺青歌賽現場,我有幸成為現場觀眾,而李谷一老師正是評委會主席。我遠遠地望向她,淡定、從容、大氣,不怒自威。我如今終於可以明白,所有的你讀過的書,經歷的事還有走過的路,都在一個人的氣質和魅力中表現出來。視野與內心的篤定,是從歲月的沉澱中,慢慢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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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麗君

1983年的春節,這首《鄉戀》終於在百姓的萬眾期待中,正式在央視春晚中播出。李谷一成為人們在那個年代的偶像,其時,在臺灣也有一位歌手在寬鬆的政治環境到來之時,迅速在內地掀起熱潮,至今仍有很多歌在傳唱,那位歌手的名字是鄧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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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計劃與市場經濟的碰撞,禁錮與自由的文化理念,在新與舊,傳統與創新,保守與開拓,僵化與解放中的矛盾和對立中拉扯、糾纏,在浩蕩的歷史潮流中跌宕起伏,把一些人推向了歷史舞臺,從此留下了印記。

也是在那個年代,文藝與文化的復興在忽如一夜春風的氛圍裡迅速發展,在人們買一個燒餅還需要糧票的時期,在整個國民經濟與文化產業在十年浩劫之後,在改革開放的春風裡慢慢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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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1月,已經能認300個字的我,在爺爺的辦公室裡,看到了一本喜歡的雜誌《武林》。在這本雜誌的最後,有一個長篇連載,由於字也認不全,期數也不全,斷斷續續地讀了一些,只是覺得精彩。那部小說的名字是《射鵰英雄傳》。

當時,我絕不知道這部小說會影響我的這半生。

這本《武林》雜誌在當時的發行量快速達到了100萬冊,這在傳統紙媒遭遇寒冬的今天看來,著實豔羨不已。國家體委發出繼承和發揚中華武術文化的號召,在那時起到了助推作用。一部名為《少林寺》的電影創造了中國電影史的諸多奇蹟。電影《少林寺》在票價不到0.1元人民幣的情況下,創造出了過億元的票房記錄,相當於現在200多億元,相當於2017年《戰狼2》票房總額的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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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有一本根據電影畫面編輯成的連環畫《少林寺》,我翻了不下一百次。我不但記住了李連杰,我也記住了裡邊的一個“禿鷹”的角色。

據說,計春華當時是個來自浙江武術隊的19歲的小夥子,相貌清奇,幼時生過一場病,導致頭髮和眉毛全部脫落,無法再生。由於他的武術功底和特別的相貌,在面試時很快通過,“禿鷹”這個角色應運而生,而且不用化妝。

其實計春華的這個病,我是聽說過的。那時,每天中午都要雷打不動的去聽廣播臺的一部評書《白眉大俠》。白眉大俠中有一個俠客,叫銅頭鐵臂無毛怪江兆惠,就是這個病。沒想到在現實中的武林真的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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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眉大俠》是1980年前後出生的一代人的記憶,由評書大師單田芳播講。在十年動亂期間,單田芳遭到批判,牙齒被打掉幾顆。有一個坊間的傳說,堪稱經典。單田芳在講到某一個俠客口中突發暗器的時候,由於用力過猛,牙套就真如暗器一樣飛出。轟動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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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田芳

在生活拮据、文化生活貧乏的時期,家裡的一個堪稱古董的半導體收音機是我的好朋友。袁闊成播講的《三國演義》、劉蘭芳播講的《岳飛傳》、田連元播講的《劉秀傳》連同單田芳播講的《三俠五義》是幼時的我最初接觸中國歷史的最質樸的渠道。

40年後的今天,當週末閒暇時,無論是北京圖書大廈亦或是萬聖書園、字裡行間書店還是“言幾又”裡,一些關於歷史的書籍變得越來越通俗和有趣,從宋朝、清朝、到三國、到明朝,都有如同《明朝那些事》為代表的優秀著作。

在思想的枷鎖被打開之後,人們瞭解到了一個又一個曾經被誤讀的歷史人物,用哲學的思維和辯證的觀點來看待歷史,用更加開明的心態解讀歷史是社會的進步,但這在曾經的80年代,有些遙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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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解放 筆名二月河

1985年11月的一天,河南省南陽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公務員凌解放,做出了一個決定,他決定在晚上提早睡上一覺,然後十點起床搞創作。他喜歡讀《紅樓夢》,他想寫一部和康熙有關的小說。

這個生活和工作在河南南陽的山西人是個典型的差學生,他22歲才歷經艱難險阻從高中畢業,他沒有了考大學的希望,只好到部隊做了一名軍人,退伍專業到了南陽。

凌解放一旦做了決定,就全身心的投入進去。

1986年,《康熙大帝》第一卷出版。封面上的署名是“二月河”。凌解放覺得自己的名字太時髦,和歷史有些不搭調,而黃河二月解凍,與他的名字很搭,他就給自己起名二月河。當時,他因為私自使用公家的稿紙,遭到了單位領導的批評,說他侵佔公共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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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王朝》劇照

在《康熙大帝》問世之後,南陽市為他成立了一個區文聯,他做主席,據說這個文聯是中國最小的文聯,只有一個人。二月河後來一直從事寫作,成了知名的作家,批評他的那位領導後來因為貪汙被判了12年。

凌解放的著作直到2000年前後,通過陳道明主演的《康熙王朝》被全國人民所熟知,他的帝王系列作品成為了人們瞭解康雍乾盛世以及清朝歷史的一個切入口。而在二月河奮筆疾書的1980年代,由於經濟發展的落後,在中國的城市裡,直到1984年之後,14寸的牡丹電視機才慢慢被家庭普及。來自香港製作的《上海灘》和金庸的《射鵰英雄傳》成為了那時萬人空巷的電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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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原名查良鏞,出身是浙江望族。他是個有見識的人,早在1976年,小平同志被打倒時,他就在他自己創辦的《明報》上發表社論,全力支持小平同志,說鄧公會同郭靖一樣,東山再起,重返領導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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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7月18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金庸。小平同志說:“你的小說我讀過,我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書中的主角大都是歷經磨難才終成大事,看來這是人生的規律。”

金庸的小說在那之後,終於在內地解禁。此後內地的出版社蜂擁而上,出版了幾百種金庸的作品,都成了暢銷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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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時隔多年,有一個金庸的忠實粉絲,做了一家著名的互聯網公司,把自己比作風清揚,在公司內部推行金庸文化。當他拿著自己珍藏許久的金庸著作,找到金庸簽字留念時,才知道這本書是盜版。金庸並沒有拒絕,仍然簽上了名字:此書盜版。金庸。

金庸的“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中,《天龍八部》是在被翻拍過程中,內地製作水準不輸港臺的一部。內地版《天龍八部》中,很多演員都迎來了事業的第二春,無論是胡軍、劉濤、劉亦菲、陳好、林志穎還是樊少皇。計春華再次出演了他的反派角色,大理段氏一族中的段延慶,其實這是個悲劇式的人物,也並非真正的壞人。金庸的小說塑造人的功力最是登峰造極,從不做作,率性而為也是一代大俠一貫的風格與標籤。“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是成年以後的我奉行的努力奮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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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春華

那不是計春華第一次出演悲壯的角色。在1987年一部飽受爭議的電影《紅高粱》為導演張藝謀捧回了金熊獎。其中的禿三炮曾經是個土匪,後來在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時候,成為了一條鐵骨錚錚的漢子。

當時的武俠與江湖,其實也助長了我的叛逆。依稀記得為了看《射鵰英雄傳》,因為趕上期末考試,被父親打了好幾次,仍然痴心不改。因為終於知道在書中讀到的俏黃蓉,原來是長成翁美玲那個模樣。剛剛興起的電視媒體,是有圖有真相的新介質,是人們喜聞樂見的娛樂方式。一切與文化相關的傳播,都只有經由電視播出,才算是可登大雅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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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鵰英雄傳》劇照

電視機的價格在當時是3000左右人民幣,相對於絕大多數的中國家庭,是絕對的奢侈品。那時的城鎮工薪家庭的人均收入約為30元一個月,每一百戶擁有電視機16臺左右,在鄉村是不足一臺。廣播裡聽得多的評書和相聲,就都在1980年代的後幾年裡,通過電視普及開來。幾年之後,倪潤峰出任四川長虹電器董事長,他和四川長虹喊出的“以民族工業昌盛為己任”的豪言,至今聽來仍鏗鏘有力,餘音繞樑。

當時的電視臺評出的十大笑星,是相聲作為傳統文化走入尋常百姓家的一個標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一批相聲表演藝術家都成為了知名人士。在當今的多元化社會衝擊下,相聲在師門、技藝等傳統上的傳承仍然是最好的一個。1980年代的春晚是一個最大的流量IP,曾經有以馬季、姜昆為代表的相聲界名人頻繁出現在春晚之上,也有更多的笑星通過春晚的相聲舞臺被更多的人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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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寶華表演相聲《帽子工廠》

其中有一位最具個人特色的大師在相聲界輩分很高,叫常寶華。他與侄子常貴田共同創作並表演的相聲《帽子工廠》,是在1970年代末第一個敢於向當時的四人幫進行批判的相聲演員,《帽子工廠》也是第一個介入社會生活針砭時弊的相聲作品。

常寶華的才華在相聲界是被公認的,但在當時的背景下,他的膽識卻是更被人們所推崇。在兄長犧牲於抗美援朝戰場之後,他毅然決定前往朝鮮戰場,並在回國後參軍。這位馬三立的弟子,是真正把相聲藝術發揚光大的人,受到了老舍和很多大家的贊同。

多年以後,在他參演的電影《搜索》中,控訴網絡暴力和個人隱私成為互聯網社會的原罪,常寶華再一次擔負起了他的社會責任,友情出演。公交車大爺角色的表演惟妙惟肖,在與高圓圓、姚晨、趙又廷等一眾年輕演員的對戲中,火候老到,入木三分,彰顯大師風範。常寶華弟子頗多,其中一位叫做牛群,是相聲演員裡做過政府官員,牛群有一位黃金搭檔,叫做馮鞏。這兩位也是那個年代通過春晚紅起來的年輕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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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群與馮鞏

2004年,我在對全國兩會的政協委員進行採訪時,有幸在人民大會堂的偏廳採訪了馮鞏,他謙虛溫和,平易近人。他曾經是較早自己參與電影的一位相聲演員。2018年,他接替了姜昆在中國曲藝協會的職務。

馮鞏有一位年齡相仿的師叔,即相聲大師侯寶林的關門弟子師勝傑。師勝傑也是十大笑星之一,1984年,他在青島拜師侯寶林的儀式,可謂相聲界的盛會。馮鞏還有一位弟子,在1980年代剛剛出生,是相聲界裡唯一被人們所熟知的女相聲演員,名字叫做賈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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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勝傑與侯寶林

近幾年,由上海東方衛視推出一檔很有的特色的語言類節目,“歡樂喜劇人”。在節目中,賈玲曾經在一次演出時現場吹掉三瓶啤酒,最後在不斷的奔跑中,通過液晶屏幕向很多喜劇和相聲大聲致敬,催人淚下。其中就有恩師馮鞏和師祖常寶華。

而就在節目現場,與賈玲一起競演的另一個團隊“開心麻花”的演員中,有一個年輕的新星也在冉冉升起,他不說相聲,大多參與舞臺劇開心麻花和電影比如《夏洛特煩惱》和《西虹市首富》等,這個年輕人的名字叫常遠。常遠出生於相聲世家,他的祖父就是常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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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寶華與常遠

小時候,在學業繁重的求學期間,能有評書和相聲聽一聽,是一種滿足,畢竟在那個文藝和文化剛剛復興的時期,一切都還是懵懵懂懂,原來相聲也可以針砭時弊,指點江山。當人越來越長大,會慢慢領悟,只有將自身置於時代的潮流中,你才有可能爆發出更大的能量。

不洞悉這個道理,我們就會常常陷在一葉障目的誤區之中。在汽車產業界有一個爭議頗多的關於“市場換技術”的國家策略,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從來沒有哪一個國家政策的初衷,是想要用市場換技術。40年的改革開放也用實踐證明,市場是換不來技術的。汽車產業的鉅變和發展,以及2018年遭遇的負增長寒冬,這些現狀象都要把汽車產業放置於宏觀經濟的大環境裡來分析和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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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我大學畢業初入汽車傳媒領域之後,很多前輩都在倡導中國民族汽車工業的自主發展,其中有新華社的李安定和經濟日報的程遠兩位老師。2003年,在時任《中國汽車報》社長李慶文和副總編輯吳迎秋的策劃下,一個名為“中國汽車自主創新五大模式”的研討會在北京的百萬莊路的某個酒店召開。幾位企業家代表和媒體老師都應邀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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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晨汽車董事長 祁玉民

如今這些企業都已成為中國民族汽車工業的優秀代表者,其中的華晨汽車更是現任董事長祁玉民的推動下,再次成為改革開放40年之後道路的探索者和實踐者。不久前,我在廣州與祁玉民董事長交流時,他也坦陳,要有大局觀,要有“敢為天下先,不問身後名”的勇氣,只有將個人的發展與時代的潮流相融合,才能發掘更大的能量與動力。

在2003年的那場研討會上,有一個不起眼的小個子企業家,總是微笑著回答記者的問題。這個企業家曾大放厥詞,說美國通用汽車只是紙老虎,會在十年內破產,因此被業界質疑。但他所領導的企業卻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完成了中國企業最偉大的一步國際化運作,成功收購了瑞典沃爾沃汽車,又在這個寒冷的2018年成為了德國戴姆勒汽車的最大股東。

他的名字是李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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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書福

1980年代的李書福,還是一家國有冰箱廠的廠長,在經歷了改革開放之初的一系列嘗試和失敗之後,直到1993年,才開始了他的吉利汽車的事業。而通用汽車卻被他一語成讖,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中遭遇破產。

浙江吉利還曾經投資過中國足球,這是一段吉利人都不但願意提起的一段過往。有一次一位同行問起現在的吉利集團公關總監楊學良,楊學良就用他擅長的公關辭令簡單作答。其實說起中國足球,並非都只有尷尬。在女足世界盃和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中國女足的鏗鏘玫瑰,風雨彩虹,真情壯美,直到現在也仍然被人們所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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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震

在那批隊員中,孫雯曾經獲得了當年的足球小姐。她的獲獎感言很多都是感謝,感謝祖國,感謝他的教練馬元安,感謝她的家人和隊友劉愛玲、韋海英、張歐影等等。歌手田震曾經唱過一首《鏗鏘玫瑰》的歌,唱出了女足的不畏困難,敢打敢拼的精神。相比於不爭的中國男足,收入僅為國內職業球員零頭的女足隊員更值得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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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鏗鏘玫瑰》是田震歌唱事業的第二個高峰時的作品。早在1986年,她就已經在流行歌手中暫露頭角。她參與了由當時的青年才子郭峰創作併發起的,為紀念國際和平年的一場“百名歌星演唱會”。田震和很多年輕歌手在那個還沒有玻尿酸和膠原蛋白的年代演唱了一首組歌《讓世界充滿愛》。

那也是個分界點,流行音樂自此被社會所接受。就在那一天晚上,一個朝鮮族的小夥子在大合唱結束之後,也用一種全新的表現形式吼出了一首歌。他用他的吉他和嘶吼,用他的音樂在與這個世界對話,“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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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

在當時,很少有觀眾意識到,他們不小心見證了歷史。

那一百名歌手的名單,在現在看來也是比較華麗。那英和田震兩個人在當時還並不十分有名氣,幾位唱西北風信天游的歌手在那時是最有觀眾緣的。以《黃土高坡》為代表的西北風歌曲,影響了中國第一代的搖滾人崔健。《黃土高坡》的創作者蘇越,在《讓世界充滿愛》之後的一年,也曾經組織過一次百名歌星演唱會,主題是獻給國際殘疾人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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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百名歌手裡,有一位年輕的17歲的北京女孩,名字叫王菲,幾年以後她前往香港,改名王靖雯。在自己成功之後,她依著自己的個性,再次改回王菲。

蘇越因創作《血染的風采》而聞名全國,在中國流行音樂興起的90年代,他曾經發掘過謝東、黃格選等多個知名歌手。10年以後,一場罕見的洪水席捲了華夏大地,蘇越為抗洪救災而創作的《姐妹弟兄》由那英演唱成為經典。流行音樂進入了蓬勃的90年代,臺灣的音樂先於香港抵達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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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

1987年7月15日,臺灣的蔣經國宣佈解除文化戒嚴。不僅僅加速了臺灣流行音樂進入內地,也改變了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的命數。此前,李敖的被禁止發行的書籍,開始被整理被傳播,開始走向市場,並且影響迅速走出了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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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1987年,中國共產黨十三大召開。大會報告的題目是《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進一步確定了改革開放的總體方針不動搖。小平同志的批示是“一個字都不能動。”

與小平同志相識多年的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已經開始籌備競選美國總統。他是鄧公的仰慕者,也是老朋友,早在1970年代就做過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在1980年代之初,中美關係緊張時,老布什就曾經代表美國前來與小平同志洽談。他曾經評價鄧小平,他是一個偉大的人,他在很多問題上都很強硬,但他卻具有靈活性。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中美關係再次被世界所關注。看來,近40年來,這樣的主題似乎不曾改變。

1989年,河南南陽的二月河也已經完成《康熙大帝》的全部四卷。他成為了香港中學生最受歡迎的當代作家。香港在文化方面是比較繁榮的。那時的香港電影的最高獎項金像獎已經頗具影響力,中生代導演林嶺東剛剛獲得了金像獎最佳導演獎,他當時的作品《龍虎風雲》、《監獄風雲》系列都是質量極高的影片。與他合作最多的明星是周潤發,一個唯一被寫進香港小學教材的演藝界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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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虎風雲》劇照

在大陸,二月河卻仍然沒有受到認可,有評論家認為他是為封建階級的糟粕文化。對此,二月河回應:

“我的書是給普通讀者的,不是寫給專家和評論家的。”

1989年1月,老布什當選總統之後,剛滿月就來華訪問。小平同志送了他一臺飛鴿牌自行車。那個時候,中國是自行車王國,年產量近400萬輛,是世界第一。比起現在的汽車市場世界第一,沒有人能度量出這個一度虛弱的國家在改革開放的40年裡,究竟走過了怎樣偉大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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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布什

關於自行車,有很多故事。

我的高中同桌是一個清秀的女孩子,每次自習課之後都跟隨我飛速的前往學校車棚,然後最快速度離開學校,如此這般,三年光陰。終於有一天,我跟她說出答案,原來是我自卑於我的自行車是同學裡最破的,令她不勝唏噓。時光荏苒,1979年出生的她,也已經成為國內最頂尖的互聯網公司的高管。

飛鴿自行車因為老布什而聞名天下,據說有一個法國客戶,一下子就訂購了三萬臺同款。

沒有人能想到,多年以後,在中國大地,一場打著共享經濟名頭的泡沫席捲了資本圈和創業圈。數以百萬計的共享單車在城市的角落裡流浪,造成了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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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早就預言過,解決最後一公里的初衷是好的,創意也是好的,但打著大數據和雲計算通過共享單車獲得用戶信息而盈利,就會讓共享經濟破滅。因為,你背離了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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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結束之際,OFO共享單車將遭遇和康美藥業、還有龐慶華的龐大集團一樣的困局,在困局裡掙扎的還有很多遭遇變革的企業。這些曾經的絢爛一時的企業和企業家,將在改革開放40週年的時刻,迎接他們更為艱難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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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瓦爾·赫拉利

關於初衷,《人類簡史》的作者以色列人尤瓦爾·赫拉利曾經給出這樣的答案:在過去的500年間,我們見證了一個又一個令人驚歎的革命。地球在生態和歷史上都已經整合成一個單一的領域。經濟呈現指數增長,今日人類所享有的財富在過去只能在想象中出現。而科學和工業革命也帶給我們超人類的力量,以及幾乎無限的能源。不僅社會秩序完全改變,政治、日常生活和人類心理也徹底改觀。

可是,我們真的更快樂了嗎?

時間是奇怪的一件事,讓人從過去,到現在到未來,總是在尋找自己。曾經讀過幾頁的史蒂芬霍金的《時間簡史》也因無知而無法讀懂,半途而廢。

站在2018年的拐角,我終於在宏大的歷史畫卷中,找到了那個曾經的孩子,曾經的少年,曾經的自己。

致敬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的每一個你我——嘉車文化傳媒2019新年獻詞

2018年12月18日,北京。

在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大會上,有100位傑出人士,被授予嘉獎。胡福明教授和李書福、倪潤峰以及金庸先生的粉絲馬雲先生都出現在人民大會堂,他們參與了這個國家跨過改革開放40年的宏篇大著。

還有一些人,就在我們回望2018年的時刻,已經離開了這個人世。

2017年10月25日 萬向集團董事長魯冠球去世,享年72歲;

2018年3月14日,英國著名物理學家宇宙學家霍金在倫敦去世;

2018年3月18日,李敖在臺北過世,享年83歲;

2018年7月11日,演員計春華在杭州去世,享年57歲;

2018年8月22日,著名音樂人蘇越去世,享年63歲;

2018年9月11日,評書表演藝術家單田芳在北京去世,享年84歲;

2018年9月7日,相聲表演藝術家常寶華在北京去世,享年88歲;

2018年9月28日,相聲表演藝術家師勝傑去世,享年66歲;

2018年11月30日,相聲表演藝術家常貴田在北京去世,享年76歲;

2018年12月1日,中國女足隊員鏗鏘玫瑰張歐影去世,享年43歲;

2018年12月6日,著名汽車新聞記者程遠在北京去世,享年72歲;

2018年10月30日,金庸先生在香港去世,享年94歲;

2018年11月30日,第41任美國總統布什在美國去世,享年94歲;

2018年12月15日,著名作家二月河在北京去世,享年73歲;

2018年12月29日,導演林嶺東在香港去世,享年63歲。

在歷史的長河中,改革開放的40年是如此的波瀾壯闊,氣勢磅礴。而無論你有沒有那麼偉大,你都終可以留下屬於自己的印記。

生命終有終結之時,我想,我們不必太多感傷。

我們更應在這新舊交替之際,去叩問我們的內心,我們有沒有勇氣,在艱難和希望中,挺身站立。2018年,當我從體制的溫床中掙脫而出,當我從傳統紙媒的哀嘆中出走,我再一次看到了戴著組織面具的各種不堪的人物和角色,我也看到了,在更廣闊的世界裡,人們給予你的由衷的祝福與支持,關懷與鼓勵。

嘉車文化傳媒正是在2018的艱難與希望中,頑強生長起來。

新的一年即將到來,我們想用最大的善意和感激,感謝每一位關注和支持“陳述時分”、“汽車品評”的朋友,感謝每一位關心和幫助嘉車文化傳媒砥礪前行的朋友。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我們才有堅持和執著的底氣,送走2018年,迎來2019。

當2019年的第一個清晨到來,陽光就來到了窗前。現實的生活教會我們如何抵抗惡意,拒絕惡意,現實的生活也教會我們如何擁抱關懷和感恩善意。在滾滾向前的歷史潮流中,我們只需時時警醒自己,我們有沒有迎難而上,我們有沒有不忘初心,我們有沒有勇立潮頭?

這也許是所有和我一般年紀的人所要在新年之際而與自己的對話。

也許,只有把個人的榮辱得失置身於時代潮流的盪滌之中,我們才可以找到每一個平凡的我們存在的價值。

致敬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的每一個你我——嘉車文化傳媒2019新年獻詞

曾經的1978年就停在時光遠處,許多人們的認知與執念可能在2018年都變了模樣。但沒有人能夠隱藏掉在這風雲激盪的40年裡,那些鮮活的面容,還有與時代一同前行的每一個你我。

就在這新的一年開始之際,讓我們一起善待自己,善待正直,善待善良。

致敬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的每一個你我——嘉車文化傳媒2019新年獻詞

我們可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但我們一定要清楚自己不要什麼;我們可以不是完美的人,但我們一定要具備真誠、正義、無畏和同情,我們可以偶爾沮喪和悲傷,但一定要時間短一點,但我們要儘快勇敢起來,面對我們未知的2019年和更遠的未來。

我們要尋求那種內心的真實,當我們看到什麼,聽到什麼,做什麼,和誰在一起,常常有一種從心靈深處滿溢的不懊悔,不羞恥的平和與喜悅。

因為,只有這真實,可以讓我聽見世界的聲音。

——陳梓萱寫於2018年12月31日

謹以此文

獻給每一位1970年代、1980年代出生的

每一個平凡的你我

致敬改革開放四十年中的每一個你我——嘉車文化傳媒2019新年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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