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夜之間，翟天臨人設坍塌，從種種學霸光環到而今，這樁事真的好諷刺，但我卻更多的感到悲傷。
不，我不是博士，髮量也尚好，翟天臨的名字也是這幾天才熟悉。
只因為，好吧，陽光之下並無新鮮事，先講一個已是很久遠的關於人設坍塌的事。
你也一定知道明朝那個著名的懶皇帝萬曆吧，據說他老人家創下了一個空前絕後的記錄，三十多年不上朝。
可是，一開始不是這樣的。
萬曆也曾有過勤勉精進的，雄心萬丈的少年，那時陪伴他成長的是他尊敬的張先生：一代名臣張居正。
張居正對小皇帝要求極高，如果他背書結結巴巴或者讀出別字，張先生會立即拿出嚴師的身分加以質問，使他無地自容。
不僅是學業上，萬曆在書法上很有天賦，但張居正擔心他沉湎在藝術之中，以致朝政不修，所以小皇帝只能忍痛割愛。
萬曆曾想為他母親裝演宮寶以表孝思，張居正認為各官院已經富麗完美，毋須再加修飾。
萬曆關心宮內婦女喜歡珠玉玩好，張居正指出為人主者，應隨時注意天下臣民的衣食，至於珠玉玩好，飢不能食，寒不能衣，不值得陛下親垂關注。
萬曆皇帝一一聽從，他亦想做張居正口中的堯舜之君。
在小皇帝和他母親眼裡，張居正似乎永遠是智慧的象徵。
他眉目軒朗，袍服每天都像嶄新的一樣摺痕分明。
他不開口則已，一開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辭簡短準確，使人無可置疑，頗合於中國古語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故事的反轉來自於張居正去世之後。
在雪片一樣的彈劾中，年輕的萬曆皇帝才知道，他崇信多年，對他的管教極為嚴苛的張先生如此言行不一，他集聚了無數朱玉珍寶，蓄養了許多絕色佳人；
而自己身居九五之尊，卻被限制到連賞賜宮女的小錢都沒有，此外，張居正還結黨營私，各種作福作威。
傷心憤怒的萬曆皇帝報復一般的清算了張居正和他的家人。
但是，萬曆皇帝卻只有片刻暢意，他很快就感到了更大地更無奈的悲傷。
萬曆皇帝感到悲傷，是因為他看到在張居正的光環消失之後，那些攻擊張居正的人，那些總以仁義道德標榜的，他的百官們，從上到下，有那麼多人，也一樣滿口謊言，背地裡有不肯告人的私慾。
為什麼？
我感到悲傷，也是因為在翟天臨一事中，就像一篇文章中所說的“一個葫蘆扯出七個瓜”(不再細敘，附圖如下)。
更是因為，細想想，不只是這七個瓜，在我們總覺得應該“學高為師，身正為範”的校園裡，有多少學歷和論文經不起推敲；
而且，即使那些知網上能搜到的論文，又究竟有多少個經得起推敲？
是因為，經不起推敲的事也不只是發生在校園。
為什麼？
2.
抄襲、剽竊這樣的學術不端，無論在何時何地都無可辯駁。我們先暫且不論。
只先想問，論文、著述的數量，學歷的高低真的那麼重要嗎？
有時候，真不見得。
比如。
1917年，27的胡適成為北大哲學教授，在他之前，中國哲學史歷來由國學根底深厚的老先生們來講。
胡適接課之後，少年無畏，他重新編寫講義，並對前人所言提出種種質疑。
但這在有些學生看來來無異於大膽妄為的思想造反，情緒激烈之下，他們一度商議著要把這位“胡說”的年輕教授趕出校門。
胡適不只這一次遭到攻擊。
國學大師黃侃素來對胡適白眼以加，有一次他對學生們說：“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
學生不解，黃侃道：“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邊沒有了也”…..。
黃侃這麼刻薄地嘲諷胡適，是因為胡適一生著述無多，僅有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和《白話文學史》都只完成了上部。
可黃侃自己呢？其實一生也著述無幾，因為他曾放言：“年五十，當著書”，而他活了49歲。
1926年，36歲的陳寅恪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成為與梁啟超等齊肩的四大導師之一，彼時的他一無著作，二無學位，別說博士，連個學士學位都沒有。
事實上，少年時就以苦讀著稱，又在海外又遊學13年，輾轉歐美各大名校的陳寅恪，終其一生，只有一張1909年復旦公學頒發的文憑。
1930年，在顧頡剛的推薦下， 35歲的錢穆一躍進入燕京大學，成為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
用一個“躍”，是因為在此之前，有十多年的時間，錢穆都在中小學任教，而且他自己，也不過是一箇中學畢業生。
但是。
關於胡適，我不想贅述他一生都做了什麼，只想說他去世的那一天。
在那一天，臺灣30萬人為胡適自動執紼，送葬路上車馬難行，看著悲慟不已的人潮， 他的妻子江冬秀對長子胡祖望說：
“祖望呵，做人做到你爸爸這個份兒上，不容易啊”。
他的墓誌銘的末尾這樣寫到：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嶺谷也會變易，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還有一句研究者的話，很短很簡樸，但我覺得更有分量：
“他什麼也沒有完成，但是他開創了一切“。
陳寅恪呢？
我亦不想說他的學問和人格如何讓人高山仰止，只想轉述一下他兩位同仁所說過的話。
素以狂傲著稱的傅斯年誠懇地說：“陳先生的學問，近300年來一人而已。”
眼高於頂的劉文典也低下頭來：“我的學問不及陳先生萬分之一，他拿400塊錢薪水，我就該拿40塊。…..對陳先生人格學問，不是萬分敬佩，是十二萬分地敬佩。”
沒有誰會反駁他們兩人，因為一直陳寅恪是公認的：教授中的教授。
而他的學生，1966年的大風暴中，已經癱在床的他能夠逃過暴打，是因為他一個叫劉節的學生，彼時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教授，代他去挨鬥了。
造反派痛毆了劉節後，問他什麼感受。劉節平靜的說：“能夠代替老師來挨鬥，我感到很光榮”。
錢穆呢？我亦不想說他對“歷史的溫情和敬意”，喚起了人們對歷史多少的溫情，亦引發了人們多少對他的敬意，只想說說他講課時的境況，不，
是盛況。錢穆講課時，除了本校學生，慕名前來旁聽者也不計其數，因為聽課的人太多，不得不將他的課設在北大梯形禮堂，面積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盛況空前。”
在西南聯大上課時，因旁聽生太多，連教室的過道都被擠佔，他只能從學生的課桌上踏桌而過，才能走到講臺。
有一個張生從北京一直跟到昆明，竟然連續聽了六年，有的課重複聽過很多遍，但是他告訴錢穆說，自己“每年都有新得，屢聽而不厭”。
這樣的例子有太多，中學畢業的梁漱溟，小學生沈從文，初中學歷的華羅庚，金克木，劉半農等等。
可是，這些和翟天臨之事有何相關呢？
是的，翟等和他們或許沒有可相提並論之處。
但，我只是希望和你一起想一想，這些人他們或是在學歷或是在著述數量上，以我們通常的標準看來，也並不達標；
那麼到底是誰，什麼力量讓他們不僅能在大學站住腳，還贏得了那麼讚譽？
直至今日，他們還被我們稱為先生，大師，為什麼？
是的，很簡單，有發現他們的伯樂，但不是嗎？
也因彼時他們的給予的承認，沒有他們的肯定，任是誰都不可能在彼時學府站穩腳跟，要知道，那時被趕出校門的教授可是太多了。
更因他們自身的學識修為，才贏得了，不是某個人，某些人，而是他們的同仁和時間所賦予的饋贈和榮光。
同樣，也很簡單，相反的，如果有權評定人的，各種門檻、榮銜（不會品）的設定和通過只是某個部門呢？只是某個部門的幾個人，一兩個人呢？
如果我們衡量一個人的尺度，一定是要某些數字，某種級別來決定呢？
那我相信，翟天臨這樣的事絕不會僅僅發生在現在，會更多，事實上，每個在高校的人更清楚，的確很多，太多。
也不絕僅僅是論文造假，學歷可疑這樣的事件。
3.
這兩日，風口浪尖上的北電又被翻出一樁舊事。
2017年，北電一名學生“侯亮平”實名舉報他的師姐阿寥沙遭到攝影系老師的性侵，同時他還列舉了該校某些教師嚴重貪腐行為；
在舉報上的開頭，“侯亮平”寫到：我放棄了畢業證，選擇了良心。
在引起軒然大波之後，“侯亮平”又曬出第二波證據，北電發佈公告，表示學校對此高度重視，責成紀檢等相關部門依法依規進行調查處理。
第三波證據之後，馳名律師張起淮發佈聲明，申飭北電“侯亮平”等人捏造事實。
再後來，北電的公告以及張律師聲明都被刪除，“侯亮平”的兩個微博賬號的微博亦都清空，此事不知下文。
這件事，我們並不敢做出什麼結論。
只是，你我共知，這幾年，高校裡已被落實的性侵醜聞，我們實在是見得有些太多了：瀋陽、張鵬、陳小武、周斌等等。
寫到這裡，原諒我，又一次想起從前的大學。
當時的老師們，包括我們所熟知的一些先生們，他們也並不人人都很純粹，更非完美。
比如，黃侃，黃侃一生結婚九次，三次都是娶了女學生。甚至在髮妻尚未下堂，用李某某的假名和黃紹蘭辦理結婚證書；
但時間不長，又和別人秘密結婚，黃紹蘭最終瘋掉，自縊身亡。
吳宓，以國學素養深厚著稱之外，亦以多情著稱，他心心念唸的女老師女學生有十幾人之多，可惜的是，從北京的清華到昆明的西南聯大，將近十年的時候，他一無所獲。
傅雷，有溫良賢淑的妻，但仍有不短的時候愛一名女學生愛地要死要活。
沈從文，那句：“我行過許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只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
誰讀來，不會覺得沉醉，不會柔腸百轉呢？
但他也寫過讓張兆和深感受辱的話：“我不但想得到你的靈魂，還想得到你的身體”
……
寫下這些，絕不是為譁眾取寵顛覆這些大師們的形象，我只是想說，我不認為他們的愛就一定更純碎高尚，人性的複雜多面，甚至個別的，齷齪陰暗，在他們身上也不罕見。
可是，為什麼在民國教育史上，風流韻事固然不少，卻極難找到霸王硬上弓式的性侵案件呢？
是因為史家隱晦或遺漏嗎？是因為那時的女大學生更為膽怯不敢言嗎？
不是。
我們好好想想，瀋陽等人的性侵事件，看似是個人私德不修乃至敗壞，但其實也和翟天臨之事有很多相似之處。
因為，我們想一想，在這些曾被深埋多年的舊事，在女孩們痛苦和屈辱的淚水背後，她們有幾個人沒有經歷過輔導員或是什麼主任什麼長的勸說：“大局為重，息事寧人”等等；
在哪一個女孩揭開傷疤的時候，她們都不是要以極大的勇氣，冒著極大的風險：畢業證，學位證，論文，就業，等等等等。
那麼，之前的大學呢？
很簡單，“教授治校，學生治校”。
1919年5月10日，蔡元培辭職南下後，在致北大同學的信中說：“北京大學之教授會，已有成效，教務處亦已組成，校長一人之去留，決無妨校務。”
李書華教授回憶：“我曾被選做過評議員，目睹開會時對於各種議案的爭辯，有時極為激烈”。
清華永遠的校長梅貽琦則有一句名言：“吾從眾”，這條法寶體現在制度上，就是負責決策學校藥物的教授評議會和學生自治會。
作為校長，梅貽琦並不獨攬大權，只要教授提出的建議有理有據，對學術、學校有益，梅校長就會簡單地說一句：“吾從眾”。
他說校長的任務就是給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
清華文學院教授朱自清後來寫了一篇文章《清華的民主作風》：“在清華服務的同仁，感覺著一種自由的氣氛，每個人有權利有機會對學校的事情說話，這是並不易的。”
學生曾做一首打油詩來模仿梅貽琦說話的語氣：
“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彷彿不見得”。
可是事後很多年再回看，才發現他的每一個踟躕與斟酌的背後，是多麼堅定。
絕非是懷戀那個時代，我也深知那個時代是如何風雨如晦，學子們又如何連一張平靜的書桌都放不下。
但是，我想你也一定承認，在那時的動盪苦痛中，那時的大學有一種精神，一束可以穿越時空的光。
在那種光，在光所普照的，蓬勃的，青翠的生命面前，人性的陰暗齷齪是沒有辦法不發抖的；
在一個充滿自由獨立精神的校園裡，所謂以“大局為重”的行政干預也是會膽怯的。
所以，我並不想說什麼師德淪喪，世風日下之類的話，我只想起哈耶克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我只想起，我們的領導人一再強調：“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我只關心，誰來焊接這籠子，誰又掌管著它的鑰匙？
所以，我只是想再三追問，今日，我們的大學精神又該是什麼？
在大學，最該擁有權力的該是什麼“長”，什麼“章”，還是它真正的主體：教師和學生？
若是後者，鬧劇，悲劇，還會這樣多嗎？
4.
請相信我，寫下此文，絕非是為站在瓜堆兒上狂歡，更不是想對翟天臨等做什麼道德評判。
因為我想很少有人能有資格，沒有經歷過他人所經歷的，不是處在他人所在的情境，就敢妄下斷語自我道德標榜。
更因為，至少與我，深知自己身上也有虛榮，也有驕傲，也有貪心慾望；
當下雖尚屬平安坦蕩，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若不是此時此地，自己會不會也有軟弱和膨脹時候？
所以，看到別人跌倒，我想我們不是嘲笑譏諷，而是讓自己更加謹記：唯有更加誠意謙卑地活著，才有保有人生的體面。
所以，面對別人的狼狽和不堪，我只願你我都有警醒，去好好審視自己又有哪些隱而未現的“罪”，它會不會也有一天突然絆倒我，絆倒你？
更問一問，究竟是什麼絆倒了人？又會絆倒多少人？都誰，會疼。
只是啊，想起那些為中國教育一生殫精竭慮的先生們，想起他們熠熠的憂患的目光，想起少年們純淨的仰望的臉龐，那樣的眼神和臉龐。
我是真得感到憂傷。
所以，更想追問的是：究竟怎樣才可以讓我們無論何時，無論什麼樣的歷經都不會變成自己當初也討厭的那個人？
究竟什麼力量才可以讓我們，無論是在流量，亦或地位聲望面前，都能時刻保持內心的敬畏和謙卑？
5.
想說的很多，也不能很多。
好吧，也請不要太多嘆息。
在2016年，我們的政府就已發文，明確表示，要在高校的“去行政化”上加大步伐。
路漫漫兮修遠，改革已在路上，改革正在路上。
同時，也請我們看到，在一樁熱點事件中，如果我們不只是看個熱鬧，不只是情緒化的宣洩。
那麼那些醜劇，悲劇，在政府的關注，在人們的呼聲中，也很有可能帶來建設性的結果。
而且，你還記得嗎？
也是北大，錢理群教授在他給北大學生的最後一課上說：
日本作家有島武郎的一句話：“幼者呵！——上人生的旅路罷。前途很遠，也很暗。然而不要怕。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北大的盧新寧也曾說：
“無論中國怎樣，請記得：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國；你怎麼樣，中國便怎麼樣；你是什麼，中國便是什麼；你有光明，中國便不再黑暗。”
對了，不要只記得翟天臨，他的一個同行金世佳，經常和他的好朋友自問：“你有羞恥心嗎？”
不嘲笑，多自問，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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