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隨著英國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的失敗，英國不得不在1783年的《凡爾賽條約》中籤字承認美國獨立。英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一度受損，其在國際上也一度被眾多國家所孤立，表面上看法國從七年戰爭的陰影中走出，英法爭霸攻守之勢轉換。可之後3年間，形勢卻又突然再次逆轉，而這個標誌卻是1786年英法簽訂的《伊登條約》。
按照布羅代爾的說法，1783年發生的事件最能顯示英國的強盛。儘管英國在《凡爾賽條約》中蒙受屈辱，儘管法國得意洋洋，英國當時還是證明了自己的實力、政治智慧和經濟優勢。米歇爾·貝尼埃說得好，英國打輸了戰爭，但它隨後立即贏得了和平。英國其實不可能不贏得和平，因為它手中握有全部王牌。
凡爾賽條約或稱巴黎條約簽訂後的北美形勢
因為爭奪世界霸權的真正決鬥不僅在英法之間，而且更大程度.上在英荷之間進行。而荷蘭的元氣已在第四次英荷戰爭中消耗殆盡。因為法國追逐世界霸權的失敗在1783年已成定局，三年後簽訂的伊登條約將證明這一點。
威廉·伊登
關於伊登條約的情形，1786年9月26日法國與英國簽訂的這個商務協定以英方談判代表威廉·伊登的名字命名。法國政府似乎比聖詹姆斯官的內閣更急於締約。凡爾賽條約第十八條規定雙方應立即指定專人商討締結商務協定事宜，但英國政府似乎寧願讓第十八條躺在檔案櫃裡睡覺。法方一再催促，其動機當然既是為了鞏固和平，也是為了能結束兩國之間巨大的走私活動。走私販子發了橫財。物價卻並未因此下跌。結果，兩國海關坐失大筆收入，而美洲戰爭耗資甚巨，英法兩國的財政無不捉襟見肘，自然願意藉此挹注。總之是法國採取主動。葉卡特琳娜二世駐倫教的大使西摩蘭1785年1月寫道，英國“不到任人頤指氣使的地步”，而那些“在親眼目睹前”以為英國會屈從的人，如法國在倫敦的談判代表雷納瓦爾“真是大錯特錯了”，協定簽訂後，皮特趾高氣揚地在議會聲稱：“1786年的商務協定是對凡爾賽條約的實實在在的報復”。可惜歷史學家回顧這段歷史時不可能毫不猶豫地作出判斷。1786年協定並不完全證明英法之間的經濟對抗，尤其因為該協定在1787年夏天才付諸實施，當時有效期為十二年，到1793年被國民公會廢止。這次試驗歷時太短，不足以提供令人信服的結論。
法國人在這場糾紛中既是仲裁人又是當事人，根據他們的見證，英國人詭計多端，自行其是。英國商品抵達法國港口時，他們利用法國海關管理混亂，官員缺乏經驗並收受賄賂，貨物報價很低。他們還想方設法做到英國煤從不用法國船運往法國；他們對用法國船運送出境的英國商品課以重稅，以至停在此間倫敦河裡的“兩三艘法國雙桅船足足等了六星期才總算裝夠貨物，免得空船返航”。不過這已是英國的老習慣。1765年，薩瓦里的《詞典》指出，“英國民族天性”的一大特點是不允許“別人到他們國內經商”。他補充說，“所以應該承認，外國商人在英國受到的接待，他們被迫繳付的過高進口稅和出口稅以及經常遇到的凌辱，這一切都談不上鼓勵他們在英國設立相應機構”。伊登條約簽訂後，法國人不必大驚小怪:“皮特先生便違背條約精神.按照與法國葡萄酒同等的減免比例，削減葡萄牙的葡萄酒進口稅。正因為這個行動是不道德的。他就認為這是一項政治行動。”一名法國人事後說:“我們還不如把葡萄酒留著自己喝!”話說回來，一些法國投機商確實也進口了數最過多的劣質葡萄酒，輕易以為英國顧客不識貨。
伊登條約的一個重要功臣——小威廉·皮特
無論如何，1787年5月31日宣佈條約生效的法令為懸掛英國旗的商船敞開了法國港口的大門，引來成群的商船以及大批英國商品：呢絨、棉布、五金乃至陶器。這在法國引起強烈反響，尤其在諾曼第、皮卡第等紡織工業區，1789年三級會議陳情書紛紛要求“修改商約”最激烈的抗議見諸著名的《諾曼第商會對英法商約的意見》(魯昂1788年)。事實上，條約生效日期恰與法國工業經歷的一場危機不期而遇，當時某些地區，如魯昂，正處於現代化過程中。但整個法國工業正備受結構陳舊之苦。法國有些人希望英國的競爭能加速必要的演變，推動業已開始的引進英國先進技術的潮流(如設在達爾訥塔勒與阿爾帕容的棉紡廠)。達拉貢先生1787年6月26日從倫敦寫信說:“我很高興看到大批英國工人想來法國安家。只要給他們一點鼓勵，我不懷疑他們會把自己的朋友也招來。人數一多，其中必有些才幹人物。”
但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後，新的困難又出現了。倫敦匯價“動盪不已”。由於法國資金外流，匯價1789年5月已損失8%，同年12月達13%，以後的情形更糟。雖然法國幣值慘跌可能一度刺激了法國對英國的出口，但肯定也阻塞了商業流通渠道。我們需要掌握統計資料才能作出判斷，可是我們只有備忘錄和辯護詞。以《關於1786年與英國締結的條約的備忘錄》為例，這個文件寫於1798年，遠在條約簽訂之後，作者很可能是杜邦·德·納穆爾。他試圖說明，英法條約本應是個成功（言外之意它並非如此）。通過向英國商品抽取10%到12%的進口稅，條約有效地保護了“我們的製造廠”，尤其因為英國人為出口貨物“需支付不低於6 %的額外開支，他們就多支出總數的18%......”這條槓槓足以保護我們的工業抵禦從英國進口的商品。何況，在“精紡”呢絨方面，“色當、阿布維爾和埃爾伯夫的製造屍沒有任何異議”；這些工廠一直很興......生產“普通呢料的廠家，如貝里和卡爾加松的工廠”也沒有抗議。總之，毛紡織業沒吃大虧，頂住了競爭。棉紡織業情況不同。不過只要把紡紗工序機械化就可以了。這是老霍爾克的意見，此人原籍英國，當時任法國工廠總督察。他說:“只消安裝（與英國人一樣的）紡紗機器，我們的產品就會跟他們的，樣好”。
總之，英國的競爭本可以給已經走上軌道的法國現代化進程追加鞭一但是我們再說一遍，這個試驗必須貫徹下去才能達到上述效果。尤其必須不讓英國抓到足以壓倒一切的王牌，即在大革命和拿破崙帝國的戰爭期間英國對無限廣闊的世界市場的壟斷。
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把十九世紀初法因經濟落後的原因歸咎，於法國大革命和嗣後的拿破崙戰爭的論據就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除開靠不住的伊登條約，我們還有別的證據足以斷定，早在1786年前大局已定，英國已經贏得了對世界經濟的主宰權。 信服這個說法不難，只要看倫教怎樣迫使俄國、西班牙、葡萄牙、美國接受它的貿易條件，看英國怎樣排擠歐洲競爭對手，在凡爾賽條約後不費吹灰之力便重新徵服新大陸原英屬殖民地的市場、使美國的盟友們在驚訝之餘感到強烈不滿；再看英國怎樣度過1783年後經濟蕭條的動盪歲月，皮特怎樣把秩序和明智重新引入英國財收：1785年茶葉走私被取締，前一年通過的《東印度法》標誌英屬印度開始有一個比較廉潔的政府。此外，1789年底， 海軍准將菲力浦斯率分遣艦隊把“政府遣送的首批歹徒運抵植物學灣”，揭開了英屬澳大利亞的序幕。羅伯特·貝尼埃的見解很可能是正確的：英國“在美洲戰敗，放棄了過大的軍事勝利，以求保全和擴展它的市場"；它放棄了任何復仇願望以便維護其“經濟發展和優勢”。
至於法國，劫難接連不斷，處境更加惡化。在柯爾貝爾和路易十四時代，法國未能掙脫荷蘭的羈絆。現在它又掉進英民的網罟。正如昨天或前天法國必須通過阿姆斯特丹，今天它必須通過倫敦才能呼吸遼闊世界的空氣。當然逆境對它也並非沒有好處或方便。法國失去遙遠大陸之日，可能正是其印度貿易獲利豐厚之始。可惜這些好處維持不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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