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揚宗（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1956年，中國科學院組織評審了新中國的第一次科學獎金，共有34項成果獲獎。其中，一等獎3項，二等獎5項，三等獎26項。引人注目的是，獲得一等獎的華羅庚、吳文俊和錢學森都是由物理學數學化學部（以下簡稱“數理化學部”）評選出來，再經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委員會和院務會議審核確認的。
華羅庚
此次科學獎金評審之前，國務院於1955年8月審核通過並頒佈了由院內外專家起草制訂的《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暫行條例》。《條例》規定了評獎範圍和標準、推薦方法、評選機構和評審方法等重要內容。該獎名稱是“中國科學院科學獎金”，實際上面向全國科技界，因此後來被追認為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
吳文俊
此次評審工作由中科院組織，以同行評議結果為基本依據。首先由中科院“各學部負責接受和審查各機關、學校所推薦的科學研究工作報告或科學著作，按其在學術上或國民經濟上的意義，以及其工作本身的創造性進行評選，分別等級，作出結論……然後由學部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方式決定。評選時可邀請有關專家組織專門小組審查”，繼而由中科院專門設立的科學獎金委員會“對各學部評選通過的科學研究工作報告或科學著作，作統一的審核”，最後“提請中國科學院院務委員會討論通過後授獎”。
錢學森
一、一等獎是如何評選出來的？
評獎工作於1955年9月公告正式啟動，至1956年3月1日推薦截止日期，先後共收到500多項推薦成果，其中數理化學部就有109項。該學部常委會議決定對每項成果邀請不少於兩位專家進行審閱。至1956年9月，基本完成了近100項報獎成果的初審。
1956年10月初，數理化學部將有關報獎成果分送有關學部委員作會前審閱，並請在京常委及在京相關研究所所長組織籌備委員會，有關專家交換意見，進行了會前醞釀。10月15日至19日，數理化學部召開學部常委擴大會，邀請該學部常委、在京該學部委員及中國科學院獎金委員會有關委員出席。
會議由吳有訓主持，出席會議的有王竹溪、葉企孫、江澤涵、吳有訓、吳學周、周培源、柳大綱、施汝為、紀育灃、段學復、陳建功、袁翰青、黃昆、惲子強、張青蓮、葛庭燧、彭桓武、傅鷹、楊石先、錢三強、趙忠堯、錢學森、錢臨照、饒毓泰、華羅庚、嚴濟慈、張鈺哲、許寶騄等學部委員。會議期間，分數學、物理（含天文）、力學、化學四組，邀請江澤涵、陳建功、葉企孫、錢三強、施汝為、周培源、錢學森、楊石先、吳學周為各組組長。各小組對每項成果進行了討論，作出評價，分別等級，繼而召開全體會議進行評比、平衡，最後由學部擴大常委會議全體出席委員進行無記名投票。
為了維護中科院科學獎金作為國家最高科學獎的權威性，數理化學部與會委員一致認為，得獎成果代表著我國的科學水平，一方面一定要以國際水平為尺度，另一方面也要照顧到我國的具體情況，充分發揮科學獎金對於科學研究的推動和促進作用。經反覆討論後，大家認為：這次科學獎金應主要依據學術上的創造性進行評比，不應夾雜著照顧資歷、學術地位等其他條件。
獎金等級的區分依據是：“一等獎著作的創造性對於其所在學科重要園地的開闢，或對於解決某些國際上認為重要的問題有一定的成就。這樣的著作在國際上並非每年可出現的；二等獎著作的創造性對於其所在學科新園地的開闢有一定的初步成就，或系統、透徹地解決了某一重要問題；三等獎著作的創造性較小或在國際上屬於一般，而在國內為首創或高於國內一般水平。”
數理化學部常委擴大會議上，最初數學、物理、力學和化學四個小組都提出了獲得一等獎的成果，其中還包括力學1項、物理學1項和化學2項。但在各組交流評獎標準的過程中，大家達成共識，就是獲獎名額“一般應從嚴，特別是一等獎寧缺勿濫”。
為了鑑定有關成果的國際水平，專家們進行了認真的文獻調查。如化學方面，對於蘭州大學朱子清教授等人的貝母植物鹼工作，最初曾估計可列一等獎，後來認為其化學結構合成工作尚未開始，只能得二等獎，再後來進一步考慮國際上能做結構工作者頗多，而他們工作在結構方面也未能完成，最後建議列為三等。
化學組的認真評審起了榜樣作用。力學組錢偉長等“關於彈性圓薄板大撓度問題”、物理組葛庭燧“金屬中的內耗與金屬的力學性質的研究”兩項成果，最初曾提出應列入一等獎。討論過程中，認為葛庭燧的工作成就不夠大，改列二等。錢偉長的工作在薄板大擾度問題做得系統徹底，可列一等獎，但就國際水平說是“每年可出現的”，故改為二等獎。
吳文俊的工作“示性類及示嵌類的研究”，是拓撲學及微分流形的幾何學的一個基本性工作，引起了國際拓撲學界的重視，因此列為一等獎沒有異議。但華羅庚先生的“多元複變函數論及代數數論”的工作有16篇論文，有的人認為綜合起來衡量應比吳的成就高，但單篇而論比吳低，有的人甚至說可得“三個二等獎”。後來在討論過程中，大家認為華的工作主要在多元複變函數方面，是國際領先的工作，最後確認華的成果為“典型域上的多元複變函數論”，應列為一等獎。
此次評獎成果以國內研究工作為限，但在初評結果報送到分管科學工作的聶榮臻副總理那裡後，他認為應考慮中國科學家在國外的一些重要成果，以利於爭取留學生歸國和調動歸國留學生的積極性。1956年12月，數理化學部召開學部常委擴大會議進行補評，一致推薦錢學森的《工程控制論》為一等獎，並推薦李敏華、黃昆的工作為三等獎。
1957年1月，中國科學院公佈評獎結果，一等獎即數理化學部推薦的上述三項成果。次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三位一等獎獲得者華羅庚、吳文俊和錢學森的照片和獲獎感想。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三項工作經過了時間的淘洗，仍然屬於中國現代科學家在20世紀最具代表性的工作之列，當年數理化學部的評審工作也經受了歷史的檢驗，是嚴謹的，令人尊重的。
二、斯行健拒受三等獎
首屆國家自然科學獎除三項一等獎外，另有5項二等獎，26項三等獎，總計獲獎成果是34項。鮮為人知的是，本來還有一項成果被評為三等獎，但由於獲獎者拒絕接受而放棄了。這位拒絕受獎者就是中科院古生物所所長斯行健先生。
斯行健
斯行健（1901-1964）是我國著名的古生物學家。他於1931年獲柏林大學博士，歸國後歷任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解放後任中國科學院古生物研究所（南京）代所長、所長，1955年獲聘為首批學部委員。
這次評獎，斯行健報了一項成果《陝北中生代延長層植物群》。這是他的新著，也是他平生的代表作。在這部書中，他率先指出了我國中生代植物群演替規律，並提出了我國中生代陸相地層的劃分方案。這是他總結多年古植物研究心得，為石油地質服務的心血之作。當年評獎，生物學地學類成果由中國科學院生物學地學部常務委員評選，可是評委中的古生物專家僅有楊鍾健先生一人，其他人大概都不大識貨，且斯行健的書剛出版不久，反響還不大，這項成果被評為三等獎。實際上，此次生物學和地學沒有一等獎，二等獎也僅有一項(植物學)，斯行健這項成果能夠列名三等獎，已屬不易。
斯行健在評獎結果公佈之前，得知自己的成果被評為三等獎，十分失望，非常不滿，他立即表示“要求撤回，不然就要停止工作”。中科院領導立即對他做說服工作，“經二次談後，認為可以接受”。但過了沒幾天，1956年12月12日下午，他覆電稱：“獎金名單內賤名希望抽去”。次日，中科院領導再次打電話勸說，但他堅持撤下，認為（三等獎）“對於他不是鼓勵，而是打擊，不必再考慮”（引文均見竺可楨1956年12月的日記）。最後，科學院獎金委員會尊重斯行健的意見，將他從獲獎名單中撤下。
1956年評選全國性的科學獎金時，本已決定以後每隔二年評選一次，但1957年反右之後，科學獎被當作資產階級的做法遭到批判，從此二十多年就未再評獎。1964年7月，斯行健病逝，終其一生也未獲國家科學獎。“文革”過後，國家自然科學獎恢復舉辦，斯行健參與過的兩項成果被他的同事和學生報獎，獲得過兩次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但這些身後事他都不及見，按照他原來的態度，恐怕也不一定會接受。
任何評獎，總難免發生一些不盡如人意的事，有時該得的未得，有時不該得的得到。科學家大都很重視學術榮譽，但像斯行健那樣拒絕科學獎的科學家還是很少見的。
三、幾則小插曲
1956年的科學獎金評選中，生物學地學部還有一件爭獎項的事。植物學家鍾補求對自己的成果“馬先蒿屬的一個新系統”被評為二等獎也非常不滿。其實這是生物學方面獲獎等級最高的一項，但鍾認為應該得一等獎。
鍾補求
後經竺可楨等出面做工作，指出他的成果發表不久，還沒有國際反響，不能與華羅庚等人的成果相比，鍾補求才接受獲二等獎的結果。鐘錶示要努力工作，爭取以後得一等獎。但接著政治運動不斷，他不斷捱整，沒有機會好好工作，一等獎終成虛願。
1956年科學獎金評選時，還有一樁主動撤出評選的佳話。當年地質部推薦李四光關於“旋卷構造及其他有關中國西北部大地構造體系的複合問題”的成果報獎，生物學地學部審查後評價也很高，建議給予一等獎。
李四光
這項成果是地質部推薦的，李四光是地質部的部長，還是獎金委員會的副主任，如果獲獎難免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之嫌，因此他在確定名單前主動撤出。就這項成果的重要性而論，當然不及華、吳、錢，獲獎可能引起非議，但李四光最終主動撤下，也是難能可貴的。
斯行健、鍾補求都是非常有個性的科學家，他們對待科學獎金的態度把他們的個性也表現得淋漓盡致。科學家的獨特個性和學術自信，常常是他們取得傑出成就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這次科學獎金評選中，獲得一等獎的華羅庚也是很有個性的科學家。他的獲獎成果是“典型域上的多元複變函數論”，在上報的推薦表上，華羅庚指定的成果鑑定人竟然是他的學生龔昇和陸啟鏗。他們當時都才20多歲，初出茅廬。但在華先生的眼裡，他們最理解他的成果。他們的鑑定也得到了其他資深專家的認同。這也是這次評獎中的又一個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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