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產要素三元論”反駁美國排華論：李鴻章“西遊記”之六
雷 頤
李鴻章一行於1896年8月28日抵達美國紐約，開始對美訪問。在美國訪問時，無論是與政要會談還是接受媒體採訪，他仍多次談到華工問題，維護華工權益。除了1882年的“排華法案”外，美國在1892年又通過了歧視在美華人的“格力法”。“格力法”是美國加州民主黨參議員託瑪斯·格力（Thoms J.Geary）提出，參眾兩院在1894年通過的一項法案，規定在美華人不得申請保釋；必須在該法案通過一年之內重新申請居留證；一年以後未獲得居留證的華人將被逮捕並驅逐出境；持偽造居留證者將罰款一千美元或判五年以下徒刑。特別值得重視的是，1896年9月3日的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對李鴻章在紐約會見紐約報業代表時的演講作了報道，李鴻章以當時最經典、前沿的經濟學知識，批駁了美國的華工政策。一位記者直接問道：“總督閣下，您期待對現存的排華法案進行任何修改嗎”李回答說：“我知道，你們又將舉行選舉了，新政府必然會在施政上有些變化。因此，我不敢在修改法案前發表任何要求廢除《格力法》的言論，我只期望美國新聞界能助清國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報紙在這個國家有很大的影響力，希望整個報界都能幫助清國僑民，呼籲廢除排華法案，或至少對《格力法》進行較大的修改。”報道說李鴻章這時“不大的眼睛閃射出灼人的光芒”、“有點激動”地繼續說：“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家都承認，競爭促使全世界的市場迸發活力，而競爭既適用於商品也適用於勞動力。我們知道，《格力法》是由於受到愛爾蘭裔移民欲獨霸加州勞工市場的影響，因為清國人是他們很強的競爭對手，所以他們想排除華人。如果我們清國也抵制你們的產品，拒絕購買美國商品，取消你們產品銷往清國的特許權，試問你們將作何感想呢？不要把我看成大清國的什麼高官，而要看成一名國際主義者；不要把我當做達官貴人，而要當做大清國或世界其他國家的一名普通公民。請讓我問問，你們把廉價的華人勞工逐出美國究竟能獲得到什麼呢？廉價勞工意味著更便宜的商品，顧客以低廉價格就能買到高質量的商品。”“你們不是很為你們作為美國人而自豪嗎，你們的國家代表著世界上最高的現代文明，你們也因你們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們的排華法案對華人來說是自由嗎？這不是自由！因為你們禁止使用廉價勞工生產的產品，不讓他們在農村幹活。”他進一步指出：“在工藝技術和產品品質方面，你們也領先於歐洲國家。但不幸的是，你們還競爭不過歐洲，因為你們的產品比他們的貴。這都是因為你們的勞動力太貴，以至於生產的產品因價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與歐洲國家競爭。勞動力太貴，是因為你們排除華工。這是你們的失誤。如果讓勞動力自由競爭，你們就能夠獲得廉價勞力動。”“我相信美國報界能助華人一臂之力，以取消排華法案。”有記者問他美國資本在中國投資的情況，李鴻章很快地反應說：“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都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產生財富。大清國政府非常高興地歡迎任何資本到我國投資。我的好朋友格蘭特將軍曾對我說，你們必須邀請歐美資本進入清國以建立現代化的工業企業，幫助清國人民開發利用本國豐富的自然資源。但這些企業的管理權應掌握在大清國政府手中。我們歡迎你們來華投資，資金和技工由你們提供。但是，對於鐵路、電訊等事務，要由我們自己控制。我們必須保護國家主權，不允許任何人危及我們神聖的權力。我將牢記格蘭特將軍的遺訓。所有資本，無論是美國的還是歐洲的，都可自由來華投資。”（鄭曦原編：《帝國的回憶：〈紐約時報〉晚清觀察記》（下），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版，第339－340頁）這些言論、觀點和態度，與已經符號化的“李鴻章”大相庭徑。更值得注意的是，1896年這篇短短的演講，李鴻章談到了自由市場、世界市場、勞動力自由流動、商品的流動、壟斷、價格、市場的行政干預等問題。在全球化的今天，這些依然是困擾各國的問題，他國廉價勞動力與廉價產品的衝擊，依然是美國今日面臨的重要問題。
這篇短短的演講表明，李鴻章當時能如此深刻地提出問題、看待問題，得益於他使用的理論分析框架。只有將貨幣、勞動力和土地都有機地結合起來，才會產生財富，這是古典經濟學的生產全要素理論。17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提出土地為財富之母,而勞動則為財富之父和能動的要素的觀點。雖然他沒有明確提出“生產要素二元論”,但實際上他已經將土地和勞動作為生產的兩個要素。在此之後，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又將資本列為生產要素之一，並在其代表作《國富論》中提出無論在什麼社會，商品的價格歸根結底都分解成為這三個部分（即勞動、資本和土地），形成了“生產要素三元論”。李鴻章所根據的，正是這種“生產要素三元論”。而且，李鴻章以商品的自由流通，勞工、勞動市場的自由作為廢除排華法案的根據，這些概念與基本理論框架也都來自於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今日稱之為“古典經濟學”，當時卻是最“現代”的經濟學理論。
眾所周知，亞當·斯密的《原富》是嚴復從1896年10月起到1901年元月末翻譯完畢，出版於1901－1902年。在嚴復開始翻譯《原富》之前，為何李鴻章即能用亞當·斯密的理論分析、解釋當時中美關係中的自由貿易、勞工移民實即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問題呢？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他的這種最現代的經濟學理論、知識來源於他的英文秘書羅豐祿。羅豐祿與嚴復同為福建人，二人一同畢業福州船政學堂，又於1877年一同到英國留學，又基本同時（相差半年）回國。羅回國後入李鴻章幕，兼任李的英文秘書、外事顧問和翻譯。1889年1月27日的《匹茲堡電訊》報道說，記者在等李鴻章採訪、接見前與羅閒談。他對羅的評論是：“羅豐祿是總督的秘書，同時也是天津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說一口流利的英文。我發現他是一位博學的人物，所知甚多。在等候的時間裡，他同我討論了一些斯賓塞的哲學，並告訴我，他是如何地相信赫胥黎和達爾文的理論。至於後者，他說，他相信適者生存說，而不是物種起源說。”還有一些外國人的報道、回憶也表明，外國政要、新聞記者在與李鴻章會談前後，不少會與羅閒談，他們也都發現羅對能講流利的英語和法語，對達爾文主義、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等都有相當瞭解。如此推斷，應是羅豐祿將西方經濟學經典內容告訴了李鴻章，使其用此理論作為反駁美國當時的“排華”浪潮，達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有力效果，羅氏功莫大焉。多說一句，由此看來，主事者找什麼樣的幕僚、秘書，確實重要。
與理學大家曾國藩不同，李鴻章甚少“理論著述”，訪美期間，卻難得談了一次儒學與基督教的關係。1896年9月18日《夏威夷公報》（THE HAWAIIAN GAZETTE）報道，在美國傳教士協會（American Missionary Society）的歡迎會上，他將基督教與儒家相提並論：“就我個人感受而言,從哲學角度來看，基督教和儒家並沒有太大差別。一個是以積極的方式表達著黃金法則（Golden Rule），另一個是對這些原則用消極的方式加以表達。邏輯地說，這兩種表達形式是否傳達了同樣的真理和同樣的基礎,這個留給那些擁有更好的哲學品位的人來考察。目前可以說的是，就根基而言，這兩種偉大的學說並沒有太大差別,在同一根基上兩個道德系統被建立起來。”
所謂“黃金法則”，出自《聖經·新約》“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兩段話：“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這是待人之道“積極的方式”表達，他所說的“消極的方式”，是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待人準則。他巧妙地避開了信仰問題，而從哲學角度，更確切說從倫理角度力圖說明二者“並沒有太大差別”，是在同一根基上建立起來的兩個道德系統。不知道他對基督教、對《聖經》究竟有多少了解，但為了這次出訪歐美，他是做了一番準備，做了一些功課的。當然，少不了羅豐祿的功勞。
李鴻章對政治、機械、工程、艦船、建築……的性能、製作過程、價格等等興趣深厚，不停發問，這一特點也為美國記者注意到。在從英國到美國的郵輪上，他與同船遊客交談時，向一位美國議院詳細詢問美國總統制、各級機構管理方式、選舉辦法、不同部門領導的篩選、整個政府的架構以及可能有的分歧的處理方法；在與一位企業家交談時，詳詢造船的各種問題，他的投資狀況和美國經濟問題。（1896年8月 29日《印第安納波利斯日報》，THE INDIANAPOLIS JOURNAL ）在紐約他們乘船經過橫跨紐約東河、連接曼哈頓和布魯克林的布魯克林大橋時，船隻靠近大橋，包括李鴻章在內，一行人全都激動起來。這座大橋在1883的5月正式交付使用，全長一千八百多米，橋身由上萬根鋼索吊離水面四十多米，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懸索橋，也是世界上首次以鋼材建造的大橋，落成時被誇讚為世界第八大奇蹟。此時布魯克林尚未劃歸紐約，還是單獨一市，美方陪同人員向李鴻章詳細介紹解釋了橋樑的高度、長度、結構、成本、利潤、電纜系統和人行道設計等等。聽說花費二千五百多萬美元，李鴻章立即問何時才能收回成本。
製造方法與成本控制，李鴻章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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