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的春天，不只是霸陵飄拂的柳絲，不只是青陽門裡胡姬酒家，不只是曲江岸邊雜花生樹，不只是芙蓉園裡的歌吹；長安的春天，還在那飽滿著青春氣象的詩歌裡……
一
唐代的社會價值體系特徵是尊重個性和張揚個性。魯迅說，唐人多胡氣。胡氣，是指唐人衝破了傳統的思想觀念，呈現出的帶有異質文化色彩的特徵，說到底，就是尊重個性和張揚個性。
唐代的詩人，大都有狂野的性格特徵。這種性格特徵，來自山野，來自多種文化的交融所培養出來的一種剛健之氣。佛教自從東漢末年開始流傳我國，到了唐代進入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而道教也因為李氏統治集團的大力提倡，成為主流宗教，給一直佔統治地位的儒學文化注入了活力，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創新精神，這就是唐代詩人狂野進取性格形成的思想基礎。唐代執行的是開放政策，外來文明也影響和促進了唐代詩人的文化視野開闊、胸襟廣大，站在了時代精神的高峰。
陳子昂率先出場了。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唐睿宗文明元年（684年）中進士，後升為右拾遺。陳子昂在政治上曾針對時弊，提過一些改革的建議。他的價值是在針對初唐的浮豔詩風，力主恢復漢魏風骨，反對齊、梁以來的形式主義文風。在某種意義上，陳子昂是大唐精神的創造者之一。
陳子昂初入長安，籍籍無名，“時人不之知也”,他的傳記作者盧用藏是這樣說的。名，名氣，不論在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都是一種取得社會承認和具有社會文化批評權力的資格的象徵。而名、名氣的獲取，各有各的不同，但是，名、名氣不是象財富一樣靠積累而獲取，而獲取是“平地一聲雷”，一夜之間就名滿天下，這就要靠機遇，靠偶然，靠策劃，靠別出心裁的宣傳了。陳子昂是如此“閃亮”的：
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左右曰：“以千緡市之。”眾驚問，答曰：“餘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裡。”如期偕往，則酒餚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士，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這則軼事來自《獨異記》後被《唐詩紀事》收入，這則可能是出於藝術虛構的著名故事，頗能反映陳子昂狂傲的個性。當然，沒有胸懷璞山之玉、手握靈蛇之珠，陳子昂是斷然不會這樣的，他摔琴獲取名氣的目的，是想引起當局者的注意，以便打通踏上仕途。事實上，仕途這條路太艱難了，陳子昂在無意間成了鑄造大唐精神的引領者。
初唐時期，文學領域蔓延著齊梁文學的綺麗、頹廢的風氣，根本不能反映出大唐雄闊的氣象與活力。陳子昂擔心這種萎靡頹廢之風，日甚一日的侵染著大唐，找尋不見秦漢的樸素詩風和建安風骨。這種鬱悶和憂憤積聚在胸，壓迫在心，使人喘不上氣來，而目前最為清醒的人就是自己，自己有責任有義務站出來大聲疾呼，力圖改變當前無望的文壇現狀：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粱間詩，彩麗竟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摩，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睹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陳子昂知道，僅憑著自己微薄的力量是撼動不了陳陳相因的宮廷文學的風氣的，必須藉助於有一定地位和權力的官員才行，他的這篇很有筋力的文章，就是寫給東方左史虯，以其得到嚶鳴。
人的價值不在於官職的高低，不在於佔有財富的多寡，而在於順應時代，站在時代精神的高度並做出積極的文化反映，在於用自己的認知去創造影響著時代的前進。陳子昂就是這樣的人，雖然，他的呼喚來的早了一點。沒有先知者的思想的領航，大地的帆船就只能永遠的停泊。陳子昂跟隨大軍，去征戰契丹，走到天空遼闊、荒草連天的邊地，登上幽州臺，看見白雲在流風中飄逝，萬千感慨，竟無語凝噎：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悌下。
他的這首詩流露的是一種曠遠的孤獨。是啊，處在時間與空間中，與過去和未來相脫離，人在無垠的宇宙面前是多麼的渺小：我看不見在我前邊的古人，也看不見在我後邊的來者。思念著天地是多麼的悠遠久長，（而人的生命和抱負在漫長的無望的等待中消失……），獨自一人傷感的淚水長流。——不過，陳子昂對唐代文學卓越的認識和正確判斷以及倡導回覆風雅文學的觀點，轉變了唐代文學的走向，為中唐文學興盛奠定了藝術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杜甫評說陳子昂：“有才繼騷雅，……名與日月懸。”朝愈也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陳子昂在初唐時期大力提倡文學的復古，實際上是繼承秦漢、建安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提倡內容大於形式，提倡以樸素、活潑的語言代替僵死、華麗的語言，這對唐代整個文學的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在唐代，陳子昂和韓愈是改革文學的兩大家，不過，韓愈比陳子昂晚生了三十餘年，陳子昂主張文學改革不僅僅是詩還包括著文，而韓愈則偏重於文章。所以，陳子昂應該說是唐代文學改革的先驅，是率先革除“文章道弊”的先鋒。回觀陳子昂的文學觀，他在一千多年前就對文學有這樣清醒的認識，並且在自己的創作中力圖貫徹，真是難能可貴的，他的《感遇》三十首，把清新剛健的詩風吹向詩壇，必將會引綠文學的春天……
在公元前六世紀和五世紀之交，越國為了打敗吳國，採納了范蠡的意見，奮發圖強，終於戰勝了吳國。范蠡功成之日，辭去越國的官職，據說攜著自己生死相戀的愛人西施遠走他鄉……越王為了紀念他的功勞，給他鑄了一座金像。元代著名詩人兼批評家元好問把陳子昂比喻為輔助越國擊敗吳國的賢相范蠡：
沈宋橫弛翰墨場，
風流初不廢齊梁。
論功若準平吳例，
合著黃金鑄子昂。
不管這樣的比喻是否恰當，但是，在元好問眼裡，陳子昂在唐代文學改革上，就是平吳第一功臣范蠡，也應該鑄一座金像！可是，陳子昂在當時的境遇卻真是令人悲嘆不已：一生沉浮於下層，又在征戰中度過了青春歲月，原先昂揚高蹈的個性和抗擊世俗的叛逆精神漸漸被打磨淨盡，後來辭官回鄉，竟然遭到了小人的暗算（有人認為是謀殺）。不管怎樣說，陳子昂在“胡氣”的唐代，鮮明的個性和狂野的元氣淋漓的“摔琴”之舉，餘音嫋嫋。在他的身後，走來了同樣是蜀人的充滿狂橫精神把自我放大於天地之間的曠世詩人李白……
二
唐代詩人也有深透的哲理體悟，把藝術的視野投向只有純粹的哲學家才會去思考的關於時間的問題。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道理很簡單：一切皆流，無物常住。在時間面前，一切都是相對而存在，暫時與恆久也是相對而言。這個深奧的哲理在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裡以“月”與“人”的關係反映出來，使得這首詩的題旨頓時顯得沉重起來。
張若虛是一個很敏感的詩人，他把人對時間流逝的無奈描寫到極致了。毫無疑問，人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而天地自然卻相對是無限的，以有限關照無限，在敏感的詩人心中就會產生深深的惆悵而悲嘆，古詩十九首裡所蘊含的人生幻滅的意緒，餘音嫋嫋的低迴在《春江花月夜》裡。
《春江花月夜》很美，美的人顫抖，不是沉醉在張若虛虛構的春江花月夜這幅優美的畫卷中，而是縈繞在心懷裡那樣一種無端的對人生看透了的傷感：
江畔何人初見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無窮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除了表達出對關於時間的哲理問題的思考，在這裡，張若虛還提出了一個極大極大的人和宇宙的關係問題。是宇宙創造了人，還是人創造了宇宙？宇宙創造了人，那麼宇宙又是誰創造的呢？人創造了宇宙，人又是從哪裡來的呢？遙遠的宇宙洪荒時期，月亮誕生了，是誰第一次看見了月呢？而月第一次看見了誰？看見了月的人在哪裡？人看見的月又在哪裡呢？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人卻在不斷的一代又一代的延續著，月是亙古不變的，有限生命的人感知著月，月能感知人麼？人和月就這樣進入了審美過程，進入了一個悽迷悲涼的審美過程，張若虛藝術地揭示了人的生命深處對時間的畏懼、緊張的心理，顯示了人的生命的無可奈何。也許，他的《春江花月夜》正因為包含了許多深奧的哲學道理，這首詩從誕生的那天起，就像一個美麗的詩迷，又像一幅月色朦朧下的絕世的畫卷，還像一首舒緩的抒情慢板的交響曲，他的藝術魅力就在這裡。
三
唐玄宗把唐朝帶入了最興盛的“黃金時代”，閃耀著獨一無二、輝煌壯麗的光彩，“是文化繁盛和文學天才幸運地巧合的時刻”。——美國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如此評說。他的意見是正確的。在時間上還要晚的多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也是一個需要巨人也產生了巨人的時代。看來，這樣的歷史時刻，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得到意外的垂青。
最能代表盛唐詩歌氣象的詩人都是誰呢？宋代的學者早就有了比較成熟的意見。嚴羽在《滄浪詩話》裡指出：“唐詩人與李、杜同時者，有岑參、高適、王維”。這個意見大致正確，只是疏忽了另外一個詩人——孟浩然。其實，孟浩然也應該列入這個詩的隊伍之中。
盛唐的詩，李白、杜甫暫且不論，還出現了兩個比較大的流派，一個是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一個是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奇怪的是，兩個詩派的主將，王維與孟浩然，高適與岑參，他們不但在詩的題材和創作風格上接近，而且交誼不淺。
孟浩然前來長安，就住宿在王維家中。假如他兩人並不熟悉的話，孟浩然也許不會遇見唐玄宗，那孟浩然的一生命運也許就會是另一番光景了。高適比岑參年長，感情甚篤。天寶十一載（752年）的秋天，高適、岑參、杜甫等人相約，登上了慈恩寺的大雁塔，站在高入雲霄的塔上，藍天白雲奔湧眼底，青蔥鬱綠的終南山若在眉睫，心胸為之振奮。走出慈恩寺，來到貌若山花一樣燦爛的胡姬酒家，放懷豪飲葡萄美酒，藉著酒興，扯過紙筆，以大雁塔為題，高適率先賦詩，接著岑參，接著杜甫……只見筆走龍蛇，墨氣淋漓，看得那一旁伺候的胡姬傻了眼，頃刻，詩成，眾多酒客紛紛稱奇，圍上來品評不休。大家一齊稱頌杜甫壓到群賢，然後，高適推崇岑參，說道：“岑參起筆不凡，氣勢逼人，只一句‘塔勢如湧出，孤高聳天宮’就盡寫出大雁塔的巍峨之狀了，好詩好詩！”岑參心下明白，高適老兄今天藉此機會抬舉年少的自己，深深地看了高適一眼，表達出由衷的敬意。
天才知道天才的價值。
李白與杜甫的感情更是深厚，李白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還至湖南，此時杜甫遠在秦州，他記掛著兄長李白：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
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杜甫因秋風驟起，想起遠在流放途中折回湖南的李白，不僅思緒萬千，寫出了這首感情潮水千迴百轉，縈繞低迴，充滿殷切的思念、細微的關注和發自心靈深處的關切的詩。由此可見，他們心心相印，在精神上相濡以沫，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的深厚情感。一棵大樹不是森林，一朵花裝扮不了春天，那麼，如果沒有一兩顆明亮的大星和圍繞著大星旋轉的星辰，同樣構成不了盛唐文學的繁盛；值得注意的是，盛唐文學繁盛的另外一個不能忽視的重要原因，這些傑出的詩人之間純潔感情和互相推崇和互相愛戴，形成了易於文學創作交流又保持詩人之間相對獨立的氛圍和空間，這也是歷史的意外的恩賜。
有了文化繁盛和文學天才幸運地巧合的時刻，還有了如此美好的創作環境和文人相重的氛圍，一個充滿著詩情畫意的時代降臨了……
四
唐代詩人大都有拯救天下的氣概，李白就是典型的例子。
要拯救天下，僅憑著會寫詩是不行的，至少得有經緯國家的才能，還得有良好的政治經驗和管理國家的才幹，關鍵還不能意氣用事，在處理各種事務和矛盾時，頭腦要冷靜，思維要敏銳，善於抓住問題的主要方面，快刀斬亂麻，迅速擺平矛盾的各個方面，及時穩定局勢，這不是簡單的事情。李白把這個看的太簡單了，李隆基還是知道誰是管理國家的棟樑，誰只是好說大話而不會處理具體的事務。李白寫詩行，是天才，若是要李白果真管理國家，要不了幾天國家就搖晃了。你看，行政事務要求的是盡職盡責按照一定的程序辦事，講究的是科學的規範的高效率的辦事，而不是憑著熱情蠻幹，更不能上班時間喝酒。上班時間喝酒是要誤事的，醉醺醺的，眼睛發花，連人都瞅不準，還能瞅準行政公文？李白好酒，高興起來一醉累月，人家到衙門來辦事，你醉眼朦朧，走路東倒西搖的，既影響政府形象又影響個人形象，平時尚且湊合，關鍵時刻那可就誤大事了，例如邊防吃緊，外敵入侵，亂民暴動，軍隊譁變，市民起鬨，物價飛漲，路斷橋塌，水災地震，交通安全，那一樣都是急如星火，需要當機立斷，還要調兵遣將，快速處理。李白肯定不行的，人家在門外等著指示，而你卻詩情突發，吟哦不斷，或者筆走龍蛇，白壁塗鴉，早就貽誤戰機，帶來嚴重後果了，怕上級領導怪罪下來，吃不了兜著走，李白是那種見了領導就曲背勾肩裝可憐的人嗎？說不定自以為是，不服管教，惹得領導不高興，輕則幾十大板，重了就不好說了。
李隆基為了大唐江山，要的是幹練的官吏，不要自視甚高卻無實際的辦事能力脾氣上來了就無法無天的詩人，所以，李隆基想了想，還是發給李白盤纏，讓他走人，該幹嘛幹嘛去，不說一生喜入大川遊嗎？那好，去吧，遊吧；喜歡寫詩，去吧，寫吧，能寫多少寫多少，還能振奮人心，愛我大唐呢！將來編修《大唐史》的時候，有你李白的詩，說明大唐的文化事業繁榮昌盛，出現了世界級大詩人呢！
不只是李白，千古文人的內心，都有一個夢。這個夢就是治國平天下，就是為官為宦，就連孔夫子也四處奔走謀取一官半職，說得好聽點，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說得不好聽點，是為了光宗耀祖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其實，為官為宦，也是一種職業。從事這門職業的人，必須有專業的訓練，必須有必要的投資，必須磨練自己的意志，還必須在這方面有特長。李白好像沒有這方面的才幹，他的才幹集中到虛構想象之中了。上帝真有意思，不會讓一個人成為全才，總要賦予特長，總要留點缺陷，這樣，世界才會平衡，世界也才會豐富多彩起來，人和人才能和諧相處。所以，人要知道自己善於做什麼，不善於做什麼；善於做的就去做，不善於做的就回避。不然，就會什麼事也做不成的！這就是李白對我們的一點啟示。
五
李白的學識有多大？學識和詩才又有多少聯繫呢？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按照李白的經歷，他的求學時間不長，一生絕大部分都是在漫遊中度過，沒有時間來接受繼續教育。那麼，他那天然的詩情和飄逸的詩句，是從那裡來的，是來自深厚的學養，還是來自胸臆的自然流瀉呢？
論學識，李白少年時期估計是讀了不少的書籍，據說故鄉江油老屋附近，還有他專門讀書的遺址，但是，一個相對閉塞的地方，能有多少圖書供李白閱讀呢？就算有不少的圖書，比較起首都長安來說，自然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李白就是把江油的全部圖書都讀完了，估計也不會讀到長安城大明宮裡密藏的三墳五典、祖傳秘籍的。再說，李白沒有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不像韓愈、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他們那樣苦讀之後又經過嚴格的進士考試，才躋身於上流社會，所以李白的學養高也高不到那兒去。
李白卻是世人皆知的大詩人，連學富五車的賀知章老先生也驚呼他為“謫仙人”。他寫詩非常輕鬆，就像幽谷裡的白雲，隨時飄蕩而出，又像秋水一樣，浩浩淼淼，不知涯際。漢字到了李白手中，節奏、色彩、音韻以及給予語言以神韻的各種修辭手法，全都有了生命，在蹦跳、在起舞、在歌唱、在呼喊，又都安穩如山般靜靜地守候在句子裡邊。這種奇蹟般的運用漢字的能力，彷彿是上天特別眷顧李白，使他的藝術悟性異常發達。
具有發達的藝術悟性，就會在藝術上表現出來，這無關乎學識。
以此來看，詩才和學識的關係不是很直接的，有學識未必就有詩才，有詩才未必一定有學識，當然，兩者兼而有之更好。李白的關於詩的超強藝術能力，除了學識之外，最主要的是來自個人的文學天分。這種天分，就是說他具有創造藝術的心理結構。這種特別的心理結構，人要完全認識，還很遙遠。
忽然想到尼采的“超人”，那麼，李白就是一個在詩的藝術上的“超人”，他的藝術意志和審美意志呈現在日常的生活裡，他把生活詩意化了，生活也詩意化了李白。
六
唐代詩人重友誼。
友誼在古代社會里，屬於五倫之一，社會和個人都相當看重。李白與杜甫，劉禹錫與柳宗元，他們的友誼都很感人。而保持友誼時間最長，並且達到了很高境界的友誼，還是元稹與白居易。
友誼是美好的，真正的友誼超越了生死。
元稹與白居易的友誼，就是這樣的友誼。他們都是中唐傑出的詩人，提倡新樂府運動，開創一代詩風，並稱為“元白”。
元稹與白居易，結識於貞元十九年（803年），結識的緣由是這年他們參加科考一同登第，都授予秘書省校書郎。白居易喜歡記述自己身邊的事情，在《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裡，回憶他們結識的過程：“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從此，元稹與白居易的友誼經歷了風風雨雨，走過了二十八年。
在這二十八年裡，元稹與白居易心心相印，又在生活中盡心幫助。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擔任了三年校書郎之後，按照慣例，不再擔任此職了，他移居長安城裡永崇坊的華陽觀，準備靜心讀書。華陽觀原來是興信公主的住宅，後來轉手給別人，不久，收沒入官，大曆十二年，為了給華陽公主追福，立為觀。這裡環境優美，樹綠牆高，滿園的奇花異草，確實是一個優雅安靜的好去處呢。白居易剛剛進入這裡，便立即邀請他的好朋友元稹前來，一道學習，因為，他們在三年前科場考試得中，還要參加四月的策應制舉考試。元稹在長安城裡也有前輩留下來的院落，一直無人居住，也是攻讀的理想所在，可是，元稹愉快地接受了白居易的邀請，在華陽觀朝夕相處，共同研修學問，白居易形容當時的情形是：“攻文朝矻矻，講學夜孜孜。策目穿如禮，豪鋒銳若錐。繁張獲鳥網，堅守釣魚坻。”元稹與白居易這段學習的日子很是開心，學習效率也非常高，他倆按時的參加了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考試，結果又高中及第，元稹名列三等第一名，白居易列四等。在華陽觀，他們驚奇發現，他們兩人的志趣相同，愛好如一，在政治觀點上也趨於一致，這就為元稹與白居易的終生友誼奠定了基礎。
隨後，元稹拜左拾遺，白居易出任周至尉。元稹為人耿直，性格鋒銳，既居諫垣，不想碌碌無為混資歷，而是敢於直言，傾向王叔文的政治改革，因此開罪於權貴，不久，被貶河南尉。禍不單行。就在元稹遭受排擠東去河南任上的時候，他的慈母鄭氏不幸去世，元稹在洛陽聽到噩耗，哀痛泣血，西歸安葬母親。此後將近三年的時間，元稹“丁母憂”。家道本來清寒，加之母親和岳父相繼離世，元稹的身心受到極大的打擊，整日在寂寞中度過，就在這“無天可告，無地可倚，喘息未盡，心魂已飛”的人生低潮期，多麼希望得到友情的溫暖和支持，而白居易恰恰在這時際，及時送來滾燙的情懷，溫暖元稹受傷的心靈，並且給與了經濟支持。
友情不是空洞的語言，而是心靈的互相安慰和支持，這就是人世間最寶貴的力量！元稹與白居易的友誼就是典型的例證。杜甫詩云：“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元稹與白居易的友誼伴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愈見堅貞。他們分離多於相聚，而相聚的時刻是多麼的歡暢，一同去慈恩寺登大雁塔，一同遊走在長安城裡寬闊的朱雀大街，看那城牆外疏林上空那一彎殘月，看那灞河岸邊如煙的柳絲飄蕩起無限的離愁別恨……分手之時，一杯濁酒，萬千離緒，化作日後蝴蝶一樣翩躚而來的詩篇，把這情同手足的友誼淋漓盡致的揮灑在雪白的信箋，以至於在當時就有厚厚的詩集《元白酬唱集》流行。
天氣熱了，白居易給元稹捎去輕薄透氣的衣衫，雖然元稹瘦骨嶙峋穿起來顯得寬大，但還是疊放整齊，放在床頭，彷彿和老朋友相對而坐；白居易母親陳氏去世，回到渭河岸邊的下邽芝蘭村，元稹聽聞後，立即派遣侄子親自來芝蘭村代他祭奠，盡力安排好白居易一家的生活。菊花開了，白居易面對著傲霜挺立的花枝，遙遙想念遠方的元稹，計算著他現在走到何處，就能看到提前寄去的詩章，以解路途的勞累困頓。白居易遭貶，元稹寫詩熱切的勸解，給與精神鼓舞。元稹在江陵，已經病得臥床多日了，聽說白居易左遷江州，硬是爬起來，要過紙筆，顫抖著寫出了：
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是啊，此時，元稹一定想起了在元和五年（810年），為了維護自己的尊嚴，不願意給後來住宿的內侍讓出客舍，遭到飛揚跋扈的內侍的鞭打，更可悲的是唐憲宗包庇宦官，竟然貶元稹江陵士曹參軍，而白居易知道後氣憤難當，不懼自身安危，挺身而出，立即寫了《論元稹第三狀》，為元稹鳴冤叫屈，伸張正義，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也體現了朋友之間患難與共的節操。現在，白居易又遭外貶，元稹對此不能沉默，卻也無可奈何，只能把一腔憂憤化為悲憤的詩句來勸慰朋友，表達自己的心情。而這種長歌之哀，過於痛哭，真實的表達了元稹對白居易的關切。
元稹去世後，白居易悲痛萬分，作詩哀悼，撰寫了元稹的墓誌銘；靈柩北返，經過洛陽，白居易為文祭之……這真是生死不渝的感情，讓人永遠感動的友誼！可惜，這樣的友誼只能在唐代出現，而今卻是淡遠到幾乎近似於無有了。
七
洪邁的《榮齋隨筆》是案頭一部經常翻閱的書。
這部書遠在南宋初年就獲得了大家的高度認可，宋孝宗曾經讀到《榮齋隨筆》，不知是誰所作，問到洪邁本人。洪邁說是自己所作，宋孝宗稱讚這部書有不少好的論斷。讀書，須要有疑，有疑才能進步，才能讀明白了書。洪邁讀書很細，讀到有興味處，便隨手記錄下來當時的體會或者對書中事實的考據。《榮齋隨筆》博大精深，涉及到史學、文學、文獻考證等方面，文字也簡練而富有文采，據說，毛澤東也非常喜愛，直到逝世前還在讀這部書。
唐代詩人不缺少思想的重量。
《榮齋五筆·卷七》裡，有一則“盛衰不可常”，記載了慈恩寺塔上荊叔所題的一首四絕詩:“漢國河山在，秦陵草樹深。暮雲千里色，無處不傷心。”洪邁說此詩“旨意高遠”，但是不知道作者是何許人也，他推斷“必唐世詩流所作也”。
注：慈恩寺塔：慈恩寺，位於距西安市區4公里處，始建於公元652年，慈恩寺是唐長安城內最著名、最宏麗的佛寺，它是唐貞觀二十二年太子李治為了追念他的母親文德皇后而建。塔，指大雁塔。大雁塔建於唐高宗永徽三年，因坐落在慈恩寺，故又名慈恩寺塔。唐代有雁塔題名的習俗，始於唐中宗神龍（705—707）年間。五代王保定《唐摭言》雲：“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又宋樊察《慈恩雁塔題名序》雲：“自神龍以來，進士登科皆賜遊江上，題名雁塔下，由是遂為故事。”漢國：在這裡是指漢。前202年，漢高祖劉邦戰勝項籍，受諸侯王擁戴，做了皇帝，國號漢，定都長安。秦陵：指秦始皇嬴政的陵墓，位於西安以東30公里的驪山北麓。千里：此處指關中地區。關中：亦稱“八百里秦川”。關中之名，始於戰國時期，一般認為西有散關（大散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蕭關，取意四關之中，故謂之關中。千里是“秦川八百里”的約數，代指關中。
釋：《榮齋隨筆》這則筆記的題目是“盛衰不可常”，荊叔的這首四絕也真是說盡了這個道理。你看，漢朝多麼強大，滅匈奴、通西域，擴展了中國的疆域，實現了社會繁榮富強，在文化上出現了司馬遷、班固、楊雄、董仲舒等傑出的史學家和思想家，也出現了傑出的外交使者張騫，特別是打通了聯結中亞細亞的“絲綢之路”，加強了中外的經濟與文化交流，發明了造紙術，影響了世界文化的進程。漢朝奠定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基礎，基本劃定了疆域邊界，並且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然而，如今只剩下了咸陽原上的“西風殘照，漢家宮闕”了，只有漢武帝、霍去病陵墓前那巨大的石虎、石馬歪斜在秋天蕭瑟的田野上……再說，秦始皇生前何其壯也，出潼關，平六國，修長城，築直道，統一度量衡，車同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為了修自己的陵墓，先後投入了80餘萬人力日以繼夜的勞作，是埃及修築胡佛金字塔投入人力的三倍，歷時38年之久，陵區總面積為56.25平方公里。是秦王朝文明的高度體現，也世界上規模最大、結構最奇特、內涵最豐富的帝王陵墓之一。站在驪山之巔，遠遠望去，只見秦始皇陵上草木鬱鬱蔥蔥，而當年秦王掃六合的氣勢早就不見了蹤影……八百里秦川暮雲低垂，這裡是黃河文明的發祥地，孕育了中國社會、文化、政治、制度，到處都是豐富的歷史遺蹟，隱藏著驚心動魄的歷史故事，而世事更迭，盛極必衰，到如今秋草連天，古道荊棘，殘磚短瓦，觸目之處無不傷心。——過去高樓宮闕，琉璃飛簷、烈火烹油，呼啦啦大廈傾，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荊叔通過歷史興衰現象，揭示了一個深刻的社會發展規律，這就是盛也是暫時衰也是暫時，盛到極點必然是衰的開始，衰的極點也就是盛的起點，盛衰是互相轉化的，沒有不變化的道理。
讀讀荊叔這首詩，應該居安思危，懂得盛極必衰的道理，更應該知道生活前進的辯證法。
八
唐詩裡的愛情故事，美麗而傷感；唐代詩人的愛情，痴情而真摯。
唐代詩人喬知之的詩，寫得一般，因為了他和寵婢碧玉的愛情悲劇，喬知之倒是盡人皆知了。
喬知之是同州馮翊人，進士出身，官至吏部的左司郎中。他的寵婢碧玉，容貌美麗，聰明伶俐，知書達理，溫柔體貼，和喬知之相親相愛。一天，在一個宴會上，被武承嗣看中了。武承嗣是武則天的侄子，封為魏王，權勢很大，欺男霸女，路人側目。武承嗣著人找到喬知之，暗示他把碧玉送給武承嗣，喬知之不從，於是，武承嗣就派人硬搶，把碧玉收入府中。喬知之思念碧玉，以至於成疾……
不久，喬知之懷著憂思和憤恨寫了這首《綠珠篇》：
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
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
君家閨閣不曾難，常將歌舞借人看；
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
別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淚傷紅粉；
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
——綠珠，是石崇的寵妓。《晉書·石崇傳》載，石崇有寵妓名綠珠，容顏美豔，善吹笛，權臣孫秀索求不得，於是假借詔書搜捕石崇，綠珠跳樓自盡。這首詩，幾經曲折，終於傳遞到碧玉手裡。碧玉讀完，把此詩結於衣帶，投井而死。“承嗣見詩，大恨。”找理由讓酷吏羅織罪名殺了喬知之。綠珠與石崇的悲劇，又在二、三百年後發生在喬知之身上。其實，仔細讀這首詩，最後兩句：“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這分明不是鼓勵碧玉以綠珠為榜樣麼？——真是太殘酷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愛情是自私的，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互相摯愛的人，當愛情受到玷汙的時候，不惜用了生命去捍衛自己神聖的愛情，而不願意苟活在世上。這種愛情在當今的世界上更值得珍視！喬知之與碧玉在那個世界裡，生活得還好麼？——也許再也沒有分離再也沒有外力的干涉再也沒有用了生命去證明那無暇的愛情了……喬知之的愛情故事亦見《舊唐書·喬知之傳》。
九
唐代的長安城，是當時世界最為繁榮的都市之一。
長安的絕色女子輕易不在朱雀大道溜達，不像那些西市當爐的胡姬一邊買弄著風情，一邊腿腳勤快地招呼著客人，她們一般是東市高檔商店的顧客，低聲細語，選中了自己滿意的東西，便迅速離去。她們的狂歡日，是每年農曆的三月三日的上巳節這天。地點：曲江。
杜甫在《麗人行》裡，這樣描述道：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這幾句詩雖然說是描寫了楊氏姐妹曲江春遊的勝景，但是，也真實地反映了唐代長安城裡女士圍繞著這雲煙浩渺的湖水，穿行在堤上白沙鋪成路面的小徑上，載歌載舞，盡情歡樂的場面。你看，曲江岸邊的樹木早已綠成一片，如茵的草地上，開著鮮豔的花朵；遊人如織，身著春日盛裝的女士，就像一隊隊移動的雲彩，就像一叢叢青翠欲滴的花枝，飄拂的衣帶和婀娜的腰肢，組成了美麗如畫的長安的春天。
當然，最為醒目的自然屬於皇帝恩寵的楊氏姐妹了，不過，此時的楊氏姐妹早已失去了青春的風采，只能靠著華麗貴重的服裝和頭飾來掩飾歲月的浸蝕，而農家小院裡的碧玉卻盡情搖曳著天然的清新。
參加科場考試的崔護，這次名落孫山，心情鬱悶，緩步來到長安城南距離曲江不遠的田野上，藉以排解胸中的失落。遠處是黃色牆壁的佛寺，不時傳來祈求福祉的鐘聲，近處的路邊，稀疏著幾戶散落的人家，竹籬茅屋，掩映在桃花林中。崔護覺得口渴，便上前叩門求水。門開處，閃出一個嬌小的女子，崔護立即被這位女子的美貌吸引住了，他目不轉睛地看著看著，而這女子卻也不惱，嫣然一笑，“以杯水至，開門設床命坐，獨倚小桃斜柯，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等待崔護把水喝完，收回水碗，回身掩了街門，留下崔護一個人還呆呆地站在門外……
李白對文章的最高審美要求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現在，把李白的審美觀點移到形容這位農家女子身上最為恰當最為妥帖。崔護的眼前老是晃動著這位碧玉般清純的農家女子，無奈，只好離開了這裡。
第二年清明，正是桃花盛開的時候，崔護心中記掛著這位女子，情不自禁，又一次來到城南這裡，只見“門牆如故，而已鎖扃之”。崔護悵然若失，就在門扉上題詩云：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此詩的題目是《都城南莊》。——大凡出自真情的詩，都寫的美，美的讓人炫目。崔護因為這首詩贏得了愛情，也取得了很大的名氣。《唐詩紀事》記錄了這則豔情故事。——崔護大約是在貞元十二載（796年）中了進士，後來官至嶺南節度使。都市長安，一天不知道要發生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而演繹出人間真情的，究竟能有多少呢！即是再絕色的女子，一旦容顏老去，年華消逝，還能有人記取當年“人面桃花”，重溫舊情再續前緣麼？
十
唐代詩人一直關注底層人群生存狀態，這就是唐詩流傳的根本原因。
初春，長安城裡的柳條還沒有染上金黃，慈恩寺裡的梅花卻還開得鮮豔，透過厚密的竹林，傳來一陣陣凜冽異常的香氣。
雪花飄落下來……
羅隱走在長安的朱雀大道上，遙遙望著瀰漫在風雪深處的大雁塔，忽然聽見道邊傳來惡狠狠的斥罵聲，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幾個衣著襤褸的老人，慌忙地躲避飛馳而來的官家乘坐的車子，他們身後的草房，在大雪裡已經坍塌了，只剩下幾支烏黑的椽子斜刺在寒風和雪花裡，破草堆裡，嬰兒在沙啞的啼哭。羅隱的心被刺疼了，淚水迷濛了雙眼。
本來，他是準備趁著風雪，去登大雁塔，領略領略長安城風雪天的美景，順便去觀賞雪裡盛開的梅花，慈恩寺院裡的臘梅早就負有盛名呢。現在，羅隱沒有絲毫的心思了。朱雀大道兩邊掛著紅燈籠的酒家，一家連著一家，裡邊人聲鼎沸，划拳猜謎，還有悠揚動聽的胡琴聲，原來這些熟悉的生活，羅隱都感到厭惡了！他快步走回借宿的旅社裡，略加思索，揮筆寫下：
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
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
唐詩裡，詠雪的詩很多，可是，最傑出的詩當是羅隱這首詩。為什麼呢？因為羅隱的詩裡充滿了強烈的人文關懷之情，充滿了對社會底層人群深切的同情。這首詩，起句“盡道豐年瑞”，意思是：都說瑞雪兆豐年，接下去一句是冷冷的提問：“豐年事若何？”——即就是真的豐年，情況又怎樣呢？唐代的末葉的鄉村，苛重的賦稅和高額地租剝削，農民無論豐歉都處於悲慘的境地，當時的社會現實是：“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細獲又精舂，粒粒如玉璫。持之納於官，私室無倉箱”。——這就是豐年的真實情況！羅隱寫了鄉村，接著又寫長安城裡大雪天的情況：“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大雪幾乎斷絕了城市裡貧者的生路，那些靠打工生活的，或者替人做零工，或者縫窮，或者送貨，或者賣藝，或者沿街乞討，或者臨近年關趕著回家滯留車站碼頭的行人，偏巧就遇上了大雪天氣，使得本來就寒冷的草房更加寒冷，本來就艱辛的生活更加艱辛了，家裡早就沒有糧食了，飢餓徘徊在窮人的家裡……大雪成災，這樣的災禍不要多了不要多了，詩人在祈求！
羅隱寫完這首詩，輕輕嘆了口氣，窗外，不時傳來樹枝被大雪壓折的聲音，他的心頭狠狠地抽了幾抽，眼前又是那在傾倒在風雪裡的草房，羅隱的臉色鐵一樣的凝固了，他的熱力融合在他的詩篇裡了。文字，有時候也是一種力量，特別是關注社會現實的文字。
羅隱的詩，平穩的敘述和近乎白描的藝術，一如他的為人一樣，貌古而黎黑，卻散發著火般的熱情與顯示著思想的深刻。
羅隱以後，中國的詩歌風格由此拐了一個彎。
羅隱的詩，是宋代詩的前序。
長安的春天之後，便是那汴梁的秋天。
其實，秋天收穫著重量也收穫著初冬的霜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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