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陰暗的一天,一幢漆黑的建築裡(上)

作者: Bartholomew Ryan

翻譯丨於濰穎

策展人 Bartholomew Ryan&展覽

9 Artists 介紹


Bartholomew Ryan是一位愛爾蘭裔策展人,他於2009-2015年期間在美國Walker Art Center進行策展工作。 聯合策展項目包括: International Pop, Scaffold Room , 9 Artists Painter

Painter. Ryan 本科畢業於都柏林聖三一學院戲劇專業,研究生就讀於美國Bard College 策展專業。9 Artists 2013 年進行的一個國際性群展, 展覽討論了藝術家在當代文化中所承擔的角色。藝術家包括: Yael Bartana, Liam Gillick, Natascha Sadr Haghighian, Renzo Martens, Bjarne Melgaard, Nástio Mosquito, Hito Steyerl, and Danh Vo

“策展人

Bartholomew Ryan 與展覽 9 Artists”翻譯系列根據策展人Ryan 圍繞展覽所撰寫的一系列文章所組成, 詳細系統地展現了策展思路,藝術家創作背景與實踐,以及當代藝術策展人如何在相對成熟的西方藝術機構進行策展項目,進而探討現代藝術家在全球化時代背景下展現出的身份特質與藝術思考。

以下是本系列的第三篇(上),藝術家 Ryan 分析闡述了藝術家 Liam Gillick 的創作實踐及他在 2009 年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

On a Dark Day in a Dark Building

在陰暗的一天, 一幢漆黑的建築裡

Liam Gillick (利亞姆• 吉利克)他三十年的藝術職業生涯中的多個關鍵時刻裡, 幾乎都未被談及到個人的簡介, Liam Gillick迴歸到了個人的身份, 作為一個根在愛爾蘭, 1970年代在英格蘭長大的人, 此種身份幫助解釋了他對語言和藝術創作中尤為抽象化的方式。密切地寄希望於現代主義(modernism)的遺產, Gillick創作的雕塑, 基於文本的作品和出版物, 多虧了烏托邦式地允諾設計一個更加為人人平等的社會所導致的綱領性失敗。作為藝術話語轉向中的傑出代表之一, Gillick時常與1990年代因關係美(Relational Aesthetics)而聞名的藝術家們在一起。

在藝術中這一時刻的著名辯護裡, Gillick將他的善變機智的方式和那些有著混雜文化背景(愛爾蘭的, 泰國的,哥倫比亞的, 阿根廷的)最直接的同輩藝術家(Rirkrit Tiravanija, Dominique Gonzales-Foerster, Philippe Parreno)聯繫起來, 他們拒絕接受在與社會的關係中說教性的位置, 加之, “這樣一個團體是複雜的, 它分裂的家族史已經教會他們在主流文化中成為懷疑論的變形人, 以此來保持批判性姿態的觀點, 而非僅僅是表現。”[1]

Gillick的職業生涯已經被置於一種給予頑固的不透明性特權的路線, 以來反對一種普遍化的透明性, 一種產生在語言, 形式和內容水平上的人生觀, 代表的一種倫理道德實踐被深入地闡述貫穿於他的多個文本, 項目, 展覽, 合作與公共演講中。應該說, 在Gillick的理念中, 形式與內容的開端統一到了一個關於意圖的凝聚整體(他指到的是作為一個“異常問題”)而被深刻地懷疑, 他藝術創作中的特點之一是一個決心, 即這些部分應該是存在於平行軌道, 互相傳遞信息, 無疑它們絕不意味著凝聚成為一個單獨作品。[2] 他的藝術實踐是複雜的, 甚至讓人感到困惑的。他的實踐拒絕去決定“藝術”存在的最終場域, 而是堅持多角度的參與。

Gillick於1980年代末畢業於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 (Goldsmiths College London), 在一段時期裡, 他被歸為1990年代的年輕英國藝術家派(YBAs), 也的確被列入沃克藝術中心(Walker Art Center)1995年著名的才華橫溢! 來自倫敦的新藝術! (Brilliant! New Art from London! )展覽中, 此展覽曾是現已被納入典範藝術流派的第一個國際性介紹。[3] 然而一開始, Gillick對於“運動”的修辭和從中藝術引發的概念性前提而感到不適。對此, 他部分地歸咎於金史密斯學院鼓勵個人主義的教學結構, 這曾對Gillick的創作方式是種詛咒。

在陰暗的一天,一幢漆黑的建築裡(上)

威尼斯雙年展德國展館建築

Gillick的蔑視與存在於年輕英國藝術家派中擁護撒切爾夫人的個人主義有關, 1970年代的工人運動深刻地影響著這部分藝術家們, 而事實上Gillick的成年時期是在撒切爾政府蓄意破壞勞工的1980年代。對於Gillick, 這種失敗和意識形態的挫敗行為是以政治決心構建世界最為悲劇性的表現, 一個有計劃的社會再也不是可持續和實用性的—所剩下的只有投機: 一個新自由主義信奉的市場和私有化勢力, 不是走向更加平等的社會而共同協作的志向。對於熟悉Gillick雕塑作品, 設計審美和圖像敏感性的人來說, 這似乎難以理解。一部分是因為作品顯見的光滑度, 高度的設計價值和結構性的抽象, 所有的這些特性都與企業設計文化有關。但是Gillick強調他的審美根源來自應用性現代主義, 實際上是在尋求給予每個個體具有基礎結構的使用權: 建築師, 工程師, 城市設計者和政客都信仰人人平等的公共領域。[4] 他時常聲明她對安妮·阿爾伯(Anni Alber)的作品比對約瑟夫·阿爾伯(Joseph Albers)的作品更感興趣; 換句話說, 他更寄希望於現代主義的應用作為一個對環境妥協的實用談判, 多於有關形式建立的任何純粹性概念。

2008年, Gillick被宣佈作為德國代表參加隨後一年舉辦的第五十三屆威尼斯雙年展。他由後來成為鹿特丹維特·德維茨當代藝術中心(Witte de With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策展人的尼古拉斯·沙夫豪森(Nicolaus Schafhausen)提名, 選舉過程遭遇了一些意外和爭論, 特別是存在於德國國家媒體中的一些保守因素。 [5] 選擇Gillick也收到了積極的反響, 這被視作德國成熟和容納世界大同主義的一個例子。Gillick自1990年代起在威尼斯定期舉辦展覽, 至少在一批有影響力的批評家, 藏家和機構之間得到了強烈的反響和與之相應的環境。同時, 柏林已經發展為了著名的國際藝術中心, 因其低廉的租金和國際化與多樣性的環境, 聚集了許多當代藝術家在此。

在陰暗的一天,一幢漆黑的建築裡(上)

漢斯·哈克, _德國_, 1993年威尼斯雙年展

雖然許多人認為威尼斯雙年展的國家展示館構造在全球化時代已然過時了, 然而傳統已經毫不意外/出乎意料地有著強大的適應力。威尼斯國家館代表的核心分佈在賈爾迪尼, 大約有30個國家館在此, 大部分場館在歐洲殖民國家為各自聲望競爭的時期建造。德國館, 初建於1909年, 在1938年為了更好地代表納粹審美, 由建築師恩斯特·哈格爾(Ernst Haiger)“翻新”, 成為了法西斯建築的象徵, 並加之紀念碑式簡樸的臺柱, 和刻有GERMANIA(日耳曼尼亞)字樣的外立面。理所當然在戰後時期藝術家感到被迫要對付這個令人不安遺產。或許最為知名的回應來自於德國出生, 在美國的藝術家漢斯·哈克(Hans Haacke), 他在1993年簡單地掀起了位於展館中心房間的大理石地面,將碎塊留給參觀者去理解。

這段經歷在Gillick的多產的職業生涯中是一個聚焦文本的有用論點, 因為藝術家無疑面對著一個審判的時刻, 他自己指出這是“一個測試”,他在語境, 改變和適應性實踐的侷限種遭遇了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如此堅決的一道厚牆。[6]在與批評家索爾·奧斯特羅夫(Saul Ostrow)為雙年展準備工作的一次關鍵對談中, 你便可以知曉Gillick的工作方法。他的方式是一個對語境和仲裁質詢的過程, 他同時對自己的回應並創造著對於這個領域的期望。他認為的本質的問題, 語境在此不可被忽視; 不然則過於不負責任。可是, 如果他作為藝術家需要為成為歷史負擔的現場建築構造來說情, 那麼他肯定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舒適區, 在某些方面改變自己的創作作為一個必然的結果?此外, 這正是選擇Gillick作為非德國國籍的藝術家—第一個代表整個國家館但並沒有此國家護照的藝術家—這意味著德國進步的一個象徵? 他在某種意義上扮演了象徵性提地出對德國文化成熟度涉及同一性主義歷史的角色?如果他像通常一樣繼續, 那他是認可了這個解讀並且成為他自身健忘症的形式嗎? 他探索了多種可能性, 有些走向了一個“大動作”, 也通常成了對他的一個詛咒。例如他在實地探訪中意識到哈克對包圍展館建築中心地板的那次著名破壞不是先前的空間。他想邀請哈克, 與他討論, 請他來完成這項工作。Gillick的另一個想法是考慮“閉合建築”, 通過視頻播放, 使牆面完全消失在一個黑色的盒子裡。仍然還有另外一種方式—借用一個玩笑, Gillick經常會談到在納粹的建築裡沒有衛生間—是在展館內裝置一些基礎便利設施。[7]

在陰暗的一天,一幢漆黑的建築裡(上)

利亞姆• 吉利克於沃克藝術中心的9 Artists展覽空間

註釋:

[1]利亞姆• 吉利克,“Contingent Factors: A Response to Claire Bishop’s ‘Antagonism and Relational Aesthetics,’” 十月, 110 (秋季 2004): 106. 在與批評家Ostrow的訪談中, 涉及了好幾次此文本, Gillick進一步描述了個人檔案背景與他作品實踐的關係, “我不認為每個藝術家都要去解決他們的個人檔案, 但是我的背景有著愛爾蘭共和國政治的身份識別, 那裡充滿了詭計和誤導性言論。這沒有融入到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但是當我被告知成為一個有政治意識的藝術家的正確方法是在你所做任何事中都具有透明度, 我不確定的是被透明度包圍是對每個有政治意識的活動最有利的。所以我的清晰的姿態, 時常被對清晰度的不信任而搞亂, 不信任一個優秀的藝術家和一個好的政客總會都是一個坦率的藝術家, 他們將總會揭示資源, 慾望和需求。”“Venice Preview: Liam Gillick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An Interview by Saul Ostrow,”Art in America (六月/七月 2009): 130–136.

[2]利亞姆• 吉利克談話筆記, 策展研究中心, 巴德學院, 紐約 (三月 2009).

[3]“Brilliant!”New Art from London, 是1995年的一個巡迴展覽,Richard Flood策展, 由Walker Art Center組織, 二十二位年輕的英國藝術家參展, 是涵蓋當時英國藝術新興趨勢的首個主要機構性展覽。

[4]查看更多關於Gillick的作品和設計文化的內容, 請參看Mark Owens,“Liam Gillick on Repeat,” Dot Dot Dot 11 (四月 2006): 79–85.

[5]如感興趣更多關於開幕和展覽的信息, 請參看Tom McDonough,“Liam’s (not) Home,”Texte zur Kunst 75 (2009)

[6]Ostrow,“An Interview by Saul Ostrow,”130–136.

[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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