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慘烈的中央蘇區革命鬥爭中，無數革命先烈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在這些先烈中，顧作霖是黨內領導職務最高的人，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共青團蘇區中央局書記、紅軍總政治部代理主任，去世時只有26歲。現在的人們對這個名字已經陌生，回眸血火交織漫天翻滾的歷史煙雲，一個充滿著戰鬥激情的顧作霖向我們走來……
中央蘇區共青團工作的奠基者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時、王稼祥與顧作霖組成“三人中央代表團”進入中央蘇區。這時期正值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不久，王明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把持了中央領導工作。
王明選擇顧作霖為派往中央蘇區的代表團成員，是經過了一番考慮的，只要看看顧投身革命以來的簡歷，就會認為他是這方面的最佳人選。1908年出生的顧作霖是江蘇嘉定人，1922年考入南京東南大學附中，因積極參加五卅運動被校方開除。1925年秋，顧作霖進入上海大學，翌年在學校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這位年輕而鬥爭勇敢的學生中堅分子，參加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裝起義。鑑於他在起義鬥爭中的突出表現，黨組織決定將其派往江蘇、山東任共青團省委書記。兩年之後，顧作霖擔任了共青團中央的組織部長。1930年他又成為中共長江局委員、長江局總行動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兼秘書處負責人，這時候他只有22歲，成為黨內很有名氣的青年代表。正是基於上述的各種情況，他成為“三人中央代表團”中最年輕的成員。王明中央的考慮是:中央蘇區的共青團缺乏得力的中堅領導，工作鬆散軟弱，可以說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亟需一位領軍人物。因此，王明中央選擇年輕而富有共青團工作經驗的顧作霖為中央代表，內定為共青團蘇區中央局書記，當然還要成為蘇區中央局成員，協助任弼時、王稼祥擔負其他領導工作。
“三人中央代表團”肩負中央的重託，自閩西蘇區進入瑞金後，來到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部駐地——寧都青塘，與項英、毛澤東、朱德等人見了面。4月17日，“三人中央代表團”主持召開了蘇區中央局會議，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和中央對目前形勢估量的報告。
出於自己的工作側重點不同，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顧作霖單獨找項英瞭解蘇區共青團的情況。他態度真誠地對這位蘇區中央局書記說道：“項英同志，中央讓我到蘇區來，主要抓共青團的工作。你比我先來幾個月，想聽聽你的意見。”
談到蘇區的共青團工作，項英不無憂慮地回道:“共青團工作離中央的要求太遠了，共青團中央局名義上是建立起來了，可卻是名不副其實。毛澤東、朱德他們大部分時間放在了戰爭上，團的工作顧及不上，只有餘澤鴻兩人在唱獨腳戲。”
◆1931年11月中央局委員合影。右起：王稼祥、毛澤東、項英、鄧發、朱德、任弼時、顧作霖。
除了向項英等人瞭解情況，顧作霖還到一些地方進行走訪。通過一段時間的調查研究，他剖析了蘇區共青團工作落後的原因，認為首先得解決各級黨組織思想意識，使之在一系列措施上予以重視。這位正式履新赴任的共青團蘇區中央局書記，開始將團的工作大刀闊斧地抓起來。
首先是健全中央局機關。顧作霖將原有的兩名局機關人員召到寧都青塘，又從紅軍總部與地方上抽調數人，保證了局機關的正常辦公，開始有文件、材料向各地團組織下發。為擴大共青團的影響，顧作霖與這些同志創辦了團中央局的機關報《青年實話》，他親自撰寫文章稿件，擔任刊刻油印。在團中央局書記的傾心努力下，這張小報以文章短小內容豐富，通俗易懂且圖文並茂而日漸傳名，尤其受到了蘇區青年們的歡迎。因為小報除了刊登他們樂於接受又急於想了解的革命道理、工作經驗、科技生活外，還有戀愛問題的文章。《青年實話》在發行高峰時發行量超過了2.8萬份，僅次於蘇區中央局的機關報《紅色中華》。一份小報就能起到這麼大的推動作用，這是許多人所沒有想到的。
在以顧作霖為書記的共青團蘇區中央局的切實領導下，蘇區各地的團組織出現了迅速發展擴大的喜人局面。這時期，江西、福建兩省的共青團員達73780人，比1932年春增加了6倍以上。少共蘇區中央局下轄少共江西、福建、閩贛等5個省委。而在紅一方面軍各部隊中的共青團員，也有18000人以上。將近10萬人的共青團員活躍在各條戰線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黨組織的有力助手，成為蘇區鬥爭的最具活力的中堅力量。中央蘇區的共青團組織能在一年多時間內，無論組織形式還是戰鬥力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這與“總抓手”顧作霖的鼎力是分不開的。
為引導各級團組織動員青年積極參加紅軍，投入反“圍剿”的革命戰爭，顧作霖到達中央蘇區後兩個多月，於1931年7月14日，在由他執筆的《蘇區團中央局通告(第四號)》中寫道:“無論在前方火線上還是後方的種種活動，主要的是看到青年們的活躍和勇敢，戰爭已經把百分之九十的蘇區青年吸引進去了，偉大的二次戰爭勝利說明，沒有青年就沒有戰爭的勝利！”按照團中央局制定的工作方針，各地的共青團組織把工作重心放在青年的參軍參戰上。著名的“少共國際師”便是由9000多名優秀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和青年組成的。蘇區的火熱鬥爭就像革命的大熔爐大學校，使一大批青年在裡面得到鍛鍊成長。
胡耀邦的救命恩人
贛西南蘇區的肅“AB團”運動，在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下，曾兩度掀起濫抓濫殺的狂潮，使得蘇區軍民人心惶惶。1932年10月底，時任湘贛省兒童局書記的胡耀邦與湘贛省少共總隊長譚啟龍等三人，被列入在省政治保衛局“AB團要犯”的名單上。
名單提交省委常委會討論，意見分歧。有的委員認為，根據揭發人的供詞，胡耀邦的一個老師就是“AB團”的人，已經被處決了。胡耀邦受這個老師的影響很大，能不是“AB團”的嗎，有的委員提出了異議，說胡耀邦只是個17歲的娃娃，而且來蘇區後一直表現非常好，這件事要慎重。省委書記王首道處境兩難，不好下決心。恰好共青團蘇區中央局巡視員馮文彬在回中央蘇區前列席了這次會議。他本來已選定了胡耀邦、譚啟龍等三人回蘇區中央局工作，現在聽說他經過多番考察、印象極好的少年竟然是“AB團”分子，無論如何都難以置信。他有心對胡耀邦、譚啟龍加以保護，就說，既然大家意見不一致，胡耀邦和譚啟龍又都屬於團中央系統的幹部，我就把他們帶到團中央去審查吧。大家同意了馮文彬的意見。
馮文彬將胡耀邦三人帶到瑞金，沒有直接送往設在葉坪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只是‘“拘押”在共青團蘇區中央局機關。然後找到了正在參加會議的顧作霖，將情況作了彙報。顧作霖對馮說的“這可是我們共青團的骨幹力量”這句話從內心持有同感，同意由團蘇區中央局直接審理胡耀邦三人的案情。
馮文彬將胡耀邦等三人帶到了瑞金，只能說使他們暫時脫離了險境，他們的另一隻腳還沒有跨出厄運的囚門。
也是胡耀邦的機靈和睿智使他自己找到了“救星”。雖然陷入在巨大的委屈和苦惱之中，然而他的內心方寸未亂，仍在思慮著如何獲救的時機。胡耀邦經過再三的考慮，想到了自己的最高領導。一天晚上，他勇敢地敲響了顧作霖的房門。顧作霖詳細瞭解了胡耀邦的情況，感覺到這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孩子，怎麼可能是“AB團”。
隨後，顧作霖以共青團蘇區中央局的名義，把胡耀邦等人放到少先總隊訓練部接受審查，這是經過多方面考慮的。其中的一個最大考慮因素是，訓練部長張愛萍本人就於今年春曾被誣為“AB團”分子，只是那麼多鐵板定釘似的事實擺在那兒，加上顧作霖等人的有意保護，他才算沒有吃虧。但使得張愛萍對打“AB團”是怎麼一回事，是最清楚不過了。
張愛萍沒有辜負顧作霖的一片良苦用心，他組織專人調查胡耀邦的材料，倒是把胡在湘贛省蘇區的工作業績和出眾才幹整理出來了，而材料中沒有一點能夠與“AB團”沾邊的事實。調查材料上報到共青團蘇區中央局，顧作霖命令解除對胡耀邦的隔離，冤案得以解除。
這一段遭遇，對胡耀邦可以說是刻骨銘心。在以後幾十年，他屢屢提到這件事，始終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追憶當年保護過他、救助過他的老領導。1988年3月，已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胡耀邦在同譚啟龍談起這段往事時，不勝感喟，都慶幸碰到了三個好領導:一個是馮文彬、一個是顧作霖、一個是張愛萍。胡耀邦惋惜地說:“可惜顧作霖同志，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戰鬥中犧牲了，不然這個同志是很有發展前途的。”(顧在中央蘇區因病去世。作者注)
出任中共閩贛省委書記
中央蘇區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的獲勝，使得紅色區域大為拓展，增加了閩贛邊的建黎泰、信撫和閩北三塊相對獨立又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新區。這塊包括贛、閩20餘縣的廣闊區域夾在中央蘇區和閩浙贛蘇區之間。於是，設立閩贛省的工作擺到了中央局面前，其時，中共臨時中央已到中央蘇區，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繼續推行“左”的一套，在用人上也實行宗派主義。在考慮新成立的閩贛省委書記人選時，博古首先想到了顧作霖，因為顧是六屆四中全會後被派到中央蘇區的。
“讓我擔任閩贛省委書記？”顧作霖有點詫異地重複了一句，在得到了博古的肯定答覆後，有所遲疑地說：“蘇區的共青團工作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走得開嗎？”
“團的工作已經在你手上打開了局面，組建閩贛省是比團更重要的工作，關係到中央進攻路線的落實。”博古說到這裡略作停頓，語重心長地說道:“對於這個人選，我們考慮了很多，原先也有讓弼時同志擔任的打算，從各方面出發，還是由你擔任更為合適！”
博古的這番話，讓顧作霖在心裡升騰起備受中央看重和信賴的感覺，同時也有幾分感動，略作凝思，不由地點頭作答:“既然是中央的信任，我只有從命了。”
1933年4月26日，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舉行第40次常委會議，決定了建立閩贛省的有關事宜，除任命顧作霖為省委書記，又決定成立閩贛省革命委員會，以邵式平為主席，顧作霖、方誌純、毛澤民等25人為委員。
而在實際工作上，顧作霖於4月上旬就來到了建寧泰的北部區域——江西黎川縣城，有步驟地著手於設立省委、省蘇的工作。
閩贛省委由顧作霖、邵式平、黃道、劉炳龍、劉邦華為常委，顧作霖為書記、黃道任宣傳部長、劉炳龍任組織部長。令人注目的是，閩贛省委在成立之初就設立了共青團省委，由劉邦華任書記，下設少先隊省隊部，總隊長為陳順期，還有省少共兒童局，書記陳丕顯是從閩西蘇區調過來的。走到哪兒就把共青團和少先隊的工作帶到哪兒，這是顧作霖對青年工作情有獨鍾的一個表現。
◆閩贛省委、省蘇維埃政府舊址——黎川縣湖坊圩。
作為新闢建的蘇區省份的省委書記，顧作霖面臨的任務很重，要做的工作很多。顧作霖是閩贛省的主要領導者和創建者，他為這塊紅色區域的鞏固和發展，竭盡了自己全部的忠智，為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33年5月上旬，顧作霖蒞臨指導閩贛省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會議在黎川縣城東15華里的湖坊圩召開，選舉成立了省革命委員會，設立了財政、土地、內務、勞動、文化等幾個部門。各部門一掛牌就進入了辦公狀態。
處在國民黨軍隊隨時向蘇區大舉進攻的戰爭局勢下，軍事部門的設置是最為重要的。在顧作霖與中央局多次函電交馳的聯繫下，是年6月4日，閩贛軍區正式成立，蕭勁光任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薛子正任參謀長，彭枯任政治部主任。軍區之下設立建黎泰、閩北、撫東三個軍分區。按照中革軍委的指令，閩贛軍區將所屬各分區的紅軍武裝組建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團，以蕭勁光為軍團司令員，下轄第19、20、21三個師，另外建立建黎泰獨立師和若干個獨立團。
圍繞著蘇區的黨政建設、軍隊和地方武裝建設、查田運動以及文化教育、財政經濟等一系列地方工作，顧作霖和邵式平、蕭勁光等黨政軍領導人終日忙碌，真是到了廢寢忘食的程度。特別是顧作霖一心撲在工作上，常常是忙到半夜不能就寢，他的肺結核病就是在得不到適當休息和營養太差的情形下漸漸加重的，以至於多次在辦公的時候大口地咯血。陳丕顯在回憶中談到:“顧作霖同志是‘努力為蘇維埃工作’的積極倡導者，他患有嚴重的肺病，常常累得吐血，卻身體力行，忘我工作，為省委、省蘇的工作人員作出了表率。”
從1933年9月上旬起，南京政府不甘心國民黨軍第四次“圍剿”的敗北，又調集50萬重兵發起聲勢更為浩大的第五次“圍剿”。處於中央蘇區北部前沿的閩贛省區域，成為首當其衝的軍事區位。在如何組織群眾配合紅軍抵擋敵人，保衛新闢紅色區域的中心任務上，閩贛省委和省蘇為之竭盡了全力，顧作霖更是耗出了辛勞的心血汗水。
忠魂長留紅土地
顧作霖對黨的事業的無限忠耿和傑出才幹，得到了博古中央的重視。中華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和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於1934年1月21日在瑞金召開，顧作霖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緊接著，中共中央局又任命顧作霖代理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作出這項任命的原因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戰爭中腿部負傷一直無法工作，而這一重要領導崗位不可缺人，只有將顧作霖抽出來頂上。這樣的安排也襯出博古中央對顧的看重。
離開閩贛省委的顧作霖在紅軍總政治部赴任不久，就趕上了廣昌戰役，來到了槍炮轟鳴的戰鬥前沿。
這時期的中央蘇區正處於國民黨軍隊50萬重兵的全面進攻之中，紅軍各軍團按照博古、李德的蠻橫戰術和瞎指揮，被迫實行陣地戰、堡壘戰，步步對抗、節節防禦，浴血奮戰之下損失巨大。1934年4月上旬，節節敗退的紅軍主力被迫把防線壓縮到廣昌一線，博古、李德決定集中紅軍一、三、五、九共四個軍團於廣昌與敵決戰。
帶著肺結核越來越嚴重的病體，顧作霖與博古、李德等人踏上了廣昌前線。面臨前所未見的紅軍與敵軍的大決戰，顧作霖完全忘記了自己的疾病，沉浸在戰鬥的激情之中。他白天來到一個個紅軍陣地瞭解戰情，給紅軍官兵鼓勁打氣，晚上與總政治部的同志研究思想政治動員工作方案，編寫戰地小報，經常晚上只躺兩三個小時。
就在戰鬥最為激烈的4月25日下午，正在紅一軍團陣地上帶病視察的顧作霖，忽然覺得胸口難受，急忙手扶壕壁蹲下身子，他還未蹲穩，口裡“啊”地一聲，連連吐出血來，殷紅的血塊大團大團地吐在地上，旁邊的警衛員和戰士們連忙去扶他，不等扶起，顧作霖已不省人事地昏迷過去。
顧作霖戰地昏倒的情況報到正在紅一軍團前線指揮部的朱德和林彪那兒，二人大吃一驚，急忙下令組織人將顧抬下火線，送往戰地醫療所搶救。很快地博古也得到了消息，大驚之餘下令全力救護。然而，戰地醫療所各方面條件有限，醫務人員忙碌了半個小時，顧作霖仍舊昏迷不醒。業已趕來的博古與朱德稍加商議，決定派人將顧作霖連夜送往瑞金的中央紅色醫院，並用電報通知院長傅連暲準備親加診治。廣昌距瑞金300多里，一個班的紅軍和幾名醫務人員，抬著顧作霖走了整整4天，於4月29日傍晚才到達瑞金，直接送到葉坪洋岡下的中央紅色醫院。而就在頭一天的上午——4月28日辰時，國民黨軍隊全面突破了紅軍的陣地，紅軍被迫從廣昌退走，博古、李德固守廣昌城的夢想破滅了。
被送到中央紅色醫院的顧作霖，由傅連暲親自診治。傅連暲發現顧的病情極為嚴重，加上多天來路上的顛簸，耽誤了救治的最佳時間。儘管傅連暲醫術高明，卻缺乏最有療效的西藥“硫酸酸菌鏈黴素”，因此不能讓顧作霖的病情有所好轉，顧一直處在半昏迷狀態。時間是那麼地巧合，就在廣昌失守正好1個月的這天——5月28日清晨，顧作霖在中央紅色醫院的病房裡，永遠地閉上了眼睛，一個只有26歲的年輕的生命就這樣默默地消逝了。此間正值紅軍的第五次反“圍剿”宣告失敗，從前線回到瑞金的博古等人，在顧作霖病逝的前幾天，來到醫院看望了他。
顧作霖的病逝，就像雷聲隆隆的天穹又炸響一道霹靂，引起了蘇區軍民的極大悲痛。臨時中央對顧作霖的喪事處理非常重視。在博古的親加過問下，中央局迅速成立了顧作霖治喪小組。當天上午11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出訃告，向蘇區軍民宣告顧作霖病逝的噩耗。訃告登載在5月29日的《紅色中華》報上。
按照治喪小組確定的時間，5月30日下午，在沙洲壩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大禮堂舉行顧作霖追悼大會。大禮堂內被佈置得悲壯肅穆，哀樂低迴。禮堂主席臺中央掛著顧作霖的遺像，下面的兩旁擺放著中共中央、中央執行委員會、中革軍委、少共中央局、全總蘇區中央執行局等部門的輓詞和挽幛，還有博古、張聞天、周恩來、任弼時、朱德、王稼祥等20餘人敬獻的花圈。
追悼會於下午5時開始，有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等各部門領導、機關人員2000餘人參加，追悼會由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主持，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作追悼報告，博古以沉痛的心情回顧了顧作霖的革命經歷，充滿深情地沉聲說道:“最近在廣昌戰鬥中，顧作霖同志站在戰爭最前線，最勇敢、最堅決地接受黨所給予的任何任務。他那布爾什維克的突擊工作精神，以及他青年的活潑謙和態度，無不顯示顧作霖同志的偉大一生。顧作霖同志九年來的英勇奮鬥，在共產主義青年運動史上留下了光榮的名字。……”博古的追悼報告不長，按說可在10分鐘內唸完，因悲哀傷情，中途幾次喉嚨噎塞，竟用了近20分鐘。最後，博古在報告中予以顧作霖高度的評價:“他是工農大眾，特別是青年同志最愛戴的戰友和領袖。”
5月31日上午，顧作霖的遺體被安葬在葉坪洋岡下村外的小山上。鑑於顧的政治身份而對於今後情況的考慮，墓前沒有豎立刻有姓名的碑石。正是這一原因，在歷經了戰爭盪滌的幾十年後，人們無法找到顧作霖的墓地。瑞金市的黨史、文史工作者曾多次到洋岡下村向群眾調查，終因年代久遠，缺乏親歷者而尋找未果。顧作霖的忠魂長眠在“紅都”的紅土地上，但其墓穴地點卻成了無人知曉的謎團。（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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