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岡孝二是日本關西大學的名譽教授，也是研究過勞問題亞洲第一人。
2005年，他寫的《過勞時代》一經推出，引爆了整個日本社會，再版12次，今年1月，《過勞時代》終於被第一次引入中國。
在中國，過勞問題同樣嚴重，有數據稱，超過30%的人每週工作超過50小時，近10%的人超過60小時。
近三成人，站在過勞死的邊緣。
我們採訪了《過勞時代》的中文序作者楊河清，也在網上發佈了一份問卷調查，試圖搞清楚：
為何在生產力越來越發達，物質享受足夠豐盛的今天，我們的業餘時間卻越來越少，每個人都疲於奔命？
本文作者倪楚嬌。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一條” (id: yitiaotv)，每天一條原創短視頻，每天講述一個動人的故事，每天精選人間美物，每天來和我一起過美好的生活。
森岡孝二在《過勞時代》中
記錄了大量“過勞”、“過勞死”的案例
匿名，公司幹部，54歲
去年年末，我在體檢時查出得了重病，這個月初去住院並且做了手術。
平常，我以公司為中心，被工作追得團團轉。而在醫院，我又過起了規律作息的生活。
一開始覺得很不方便，百無聊賴，甚至會感到焦躁不安。然而，等我適應了住院生活，才發現這樣的生活節奏是多麼平和、恬靜。
沒有必要時不時看錶，也不必擠車去單位上班。妻子到醫院照顧我，我也有時間和她聊聊天，增進夫妻感情。
在醫院的這幾周，我感到自己總算過了一段正常人的生活。
匿名，丈夫是中小企業的幹部
我丈夫在公司的桌子上鋪墊子小睡，也利用上下班路上的時間睡覺。
雖然我是他妻子，卻不知道他在單位具體做什麼，只知道他一到單位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我一週去兩次他的單位，給他送換洗衣服，也趁機和他商量孩子的事。他常常忙得連午飯也沒時間吃。
男性過勞自殺者的妻子
我的丈夫因為過勞而自殺。
幾天前，我把他的電子郵件全部打印出來，發現其中有一封公司經理發來的斥責信，信的內容讓我這個家屬看了都渾身發抖。
收到這封信的第二天我丈夫就自殺了。從4月份到8月份，他平均每個月要加班76~90個小時，有的月份甚至接近100個小時。
這樣的例子，在中國也是不絕於耳，幾乎每隔一段時間，朋友圈就會被“過勞死”的新聞刷一次屏。
2016年10月5日，44歲的春雨醫生創始人兼CEO張銳，突發心梗過世。
他曾坦言：
常常失眠，半夜兩三點給人發郵件，探討產品設計或者商業模式。一大早，又跑到各大投資現場，唾沫橫飛地跟人闡述春雨的商業價值。
每天吃不好睡不好，晚上睡前會擔心資金鍊斷了怎麼辦，早上又打起精神鼓勵自己說，自己的產品解決了那麼多人的痛苦，這麼有價值。
但精神的壓力很快反饋給身體……
2017年1月8日，國際知名的戰略科學家、地球物理學家黃大年教授，因病醫治無效過世，享年58歲。
在同事和學生的眼中，他是一個“科研瘋子”，有嚴重的心臟病，隨身攜帶速效救心丸。
在主持的科研項目驗收前，經常連續熬晚，查遺補漏。
2018年1月23日，青海大學附屬醫院一名43歲急診醫生連續工作18小時後猝死……
死於過勞的森岡孝二
連一生都在和“過勞”做戰鬥的森岡孝二，最終也沒能逃過過勞死的宿命。
森岡孝二
74歲的森岡孝二，在2018年8月1日，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惡化倒在家中，送醫院搶救無效逝世。這一天，離他完成《過勞時代》的中文版序，不到一個月。
1944年出生的森岡孝二，從小生活在日本大分縣的農村，家境並不富裕，是七個兄弟中最小的一個。
為了讓孩子接受教育，他的父母不分晝夜地工作。這給年少的森岡孝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紀80年代，森岡孝二開始研究“過勞”問題。
當時，日本的經濟正處於泡沫之中。
房價高漲，很多工薪階層窮盡一生都買不起房子。
而另一邊卻是奢侈品的大量消費，大批人投資國外房產，聲稱五年之內可以買下一半的美國，似乎有著花不完的錢。
人們失去了理智，討論著“能否24小時戰鬥”的話題。這一切，在森岡孝二眼裡是不正常的。
1989年，森岡孝二獨立推算出，每年日本因過勞而導致的死亡人數是17000人，比當時一年交通事故造成死亡的人數還多。
“過勞死”這個話題開始在日本引發熱議。
從此森岡孝二就一直戰鬥在第一線，除了學術研究以外，他還支援工傷申請和訴訟的活動，擔任大阪過勞死防止協會會長。
他的努力曾對日本《過勞死防止對策推進法》的頒佈與實施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哪怕是四年前退休後，近70歲的森岡孝二依然每天勤奮地工作，常常深夜兩三點還在寫郵件。他說：
我不知什麼時候就會倒下，所以不能留下遺憾。
1930年，經濟學家凱恩斯有過一個預言：
在100年後，人類的勞動時間每週只需要10~15小時，人們會因為閒得無聊而煩惱。他認為，一旦貧窮問題得到了解決，享受閒暇的時代就會到來。
歷史上，我們確實經歷過一段“工作時間越來越短”的黃金歲月。
1995年5月1日，中國正式實行一週雙休的政策，改變了原本一週工作6天的模式。
對於一些發達國家而言，勞動時間縮短的趨勢持續了1個世紀，但截止到20世紀80年代，形勢急轉直下。
到20世紀90年代初，人們已經開始熱議過勞問題了。
森岡孝二的《過勞時代》就試圖找出，在這個生產力發達、物質享受豐富的時代，工作時間不降反升的背後原因。
信息時代：每個人都在隱形加班
當電腦和互聯網被髮明出來的時候，人們曾經期待這些新技術能夠減少工作量、縮短工作時間。
然而現實恰好走向反面。
過於發達的通訊，模糊了私人時間和工作時間界限，這是造成過勞的原因之一。在前不久的“過勞問卷”裡，有超過40%的人認可這一點。
夏，24歲，互聯網
我從來沒有在精神上下過班，頂多只是肉體離開了辦公室而已。哪怕是在家裡，精神也是緊繃的，手機的每一個震動，我都不敢錯過。
丸丸，29歲，廣告
我不相信有人會比我更慘，多少次我正在和男朋友乾柴烈火的時候，工作電話打進來，只能穿上褲子開始工作。
春分，35歲，產品經理
自從開始工作，我就再也不會說“我愛手機”這樣的話了。現在年輕人一直在看手機，這真不是因為“愛”，而是“焦慮”！
現在能有一個正當的理由關機，是我最幸福的時刻，比如——坐飛機。
但聽說，越來越多的飛機已經支持機上wifi了……我經常懷疑，科技的進步真的讓我們更加便利和幸福了嗎？
隨時隨地能被找到，就意味著，我隨時隨地都要工作。瑣碎的、偷襲式的工作方式，耗費的精力遠大於坐在辦公室加班。
“便利”的生活，最終讓我們累死
互聯網的速度，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節奏和心理期待。以時間為核心的競爭變得更加激烈，工作速度加快，工作量也加大了。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在網上聊天時，“秒回”已經成了最高級的尊重，但同時也是最大的負擔。
這是一個很好、很便捷的時代，有24小時的超市，有2小時必達的同城閃送服務，有外賣，有隨叫隨到的客服。
但沒有人想過，我們既是這些服務的消費者，同樣也是勞動者。
曾任美國勞動部長的羅比特·B·賴克說過：
作為買方的我們越容易選擇更好的商品和服務，作為賣方的我們就越要吸引消費者、維持顧客、抓住機會、簽訂合同，併為此而拼命奮鬥。
結果，我們的生活節奏也越來越紊亂。
就像有人在問卷裡吐槽的一樣：
作為服務的乙方，沒有太多話語權。甲方一發話，就沒有下班的可能。
而在生活場景中，沒有永遠的“甲方”。
越有錢，越過勞
在問卷中，有63%的人表示，過勞和錢直接掛鉤：
經濟壓力繁重，需要養家，也想享受。
Grace，27歲，新媒體
我大學一個月600元的生活費，畢業後工資5000元，現在工資有20000元了。
生活質量沒有質的飛躍，卻越來越焦慮，慾望越來越大，錢也越來越不夠花了。
公司定的KPI，我總想著要1.5倍得去完成，就想著多拿點年終獎，最後把自己累個半死。
雨辰，36歲，汽車流通
希望優秀，能有層級的上升，為孩子打好未來的基礎，自己實際嚮往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沒有太多欲望。
EVEV，30，影視廣告
消費多，消費快，房貸車貸。兒女教育，父母健康，未來自己的養老。社會整體的高速發展，都是互聯網思維與時間賽跑。
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如果每小時的工資很低，勞動者可以通過增加勞動時間，來增加收入。
反過來，如果工資很高，就可以減少工作時間，來享受更多的閒暇。
也就是說，低收入的人要比高收入的人工作時間長。
但事實恰好相反。
各種統計數據顯示，高收入階層比低收入階層的工作時間更長，中產階級上層白領的過勞現象最為嚴重。
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工作與消費的循環”。
森岡孝二這樣解釋：
只要在經濟上多多少少有些富餘，就會在吃穿用度的每一個方面攀比。
自己用什麼東西、在哪家餐廳吃飯、假期去哪兒玩、孩子在哪所學校上學，等等。
現代消費的這一性質因廣告業和大眾媒體的發展而不斷被強化。
消費成了彰顯自我身份和社會地位的一種手段。
貧富差距增加，每個人都不想成為被落下的那一個，所以賺錢的慾望就會越來越強烈。
更可怕的是，整個消費文化形成後，身處其中的人並不會意識到“我這是在攀比”，只會以為“這是我需要的”。
所有過勞，都是被逼的
森岡孝二在一次大學的研討課上，和學生探討過勞死的問題。有一個男同學表示：
如果一個人從工作中找到了人生意義，自發性地工作，就算累死不也算得償所願嗎？
在問卷中，也有超過50%的人表示，他們是“自覺加班，想要在工作中獲得更多成就”。
“自覺加班”真的存在嗎？
森岡孝二認為，我們經常用的形容詞諸如“熱衷於工作”、“埋頭工作”、“有幹勁”、“做得到”等等。
這些詞語的背後，是渴望被別人承認，希望獲得內在充實感、成就感。
如果沒有某種強制、壓力、競爭、獎勵或制度性動機的存在，純然‘自發的’過度勞動幾乎是難以想象的。
無論是個人、某個公司，甚至大到整個國家、世界，過勞問題都是在相互“逼迫”中形成的。
森岡孝二在中文序言中專門提到，日本的長時間勞動，是阻礙中國縮短勞動時間的重要原因。
因為目前是全球化市場，競爭關係也是全球化的。反過來，中國的長時間勞動又進一步加劇了日本的過勞問題。
在勞動時間問題上，其實全世界的員工都在進行艱難的博弈。如果世界各國的勞動者不能齊心協力，這場博弈的勝利者就不會是勞動者。
（Q：記者，A：楊河清）
Q：上網搜“過勞死”，有不少報道稱，在中國每年有超過60萬人過勞死，這個數據準確嗎？
A：這個數據我也看到過，最早是出現在《環球時報》，當時是2006年，它以《中國過勞死一年60萬》為題進行了摘編，數據來源於《韓國經濟》。
這引起了我對過勞死的關注，並且開始研究它。但同時我也覺得很奇怪，在中國沒有關於“過勞死”的定義，韓國媒體是哪裡來的數據呢？
後來才知道是中華醫學會的一項報告，稱中國每年心臟性猝死60萬，被人一引用就成了“過勞死”了。
要計算出“過勞死”的人數，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需要醫學界的介入，來定義“過勞死”。
過勞往往是誘因，病灶已經在那兒了，一勞累就容易引爆。很多“過勞死”可能隱藏在“腦溢血”、“心臟驟停”等等疾病之後，數據可能是龐大的。
Q：在中國，過勞的問題有多嚴重？
A：我國社會輿論、學術界對於過勞問題是最近十幾年才開始關注的。但是，過勞問題早已有之。
我們分別在07年、09年、10年和15年做過調查，主要針對的是高校教師、科研人員、新聞工作者、醫生、公務員、企業員工、出租車司機等。
各項調查結果均表明：每週工作超過50個小時的人員超過調查對象的30%，超過60個小時的近10%。
Q：有哪些群體是過勞比較嚴重的？
A：過勞分為主動與被動。簡單地說像大學教師、醫生、科研人員、高管、還有媒體人、演藝界群體等。
他們處於自我實現的層次，發展空間比較大，職業天花板比較高，比較容易拼得過度，傾向於主動過勞。
另一種是被動過勞，比如基層公務員、中小學教師、警察、護士、貨車司機、快遞員、企業一線工作人員等。
另外，不少醫生處於主動、被動過勞均比較嚴重的混合狀態之中。
Q：除了《過勞時代》中已經提到的原因，您認為還有哪些因素造成了過勞？
A：過勞是一個非常大的社會問題，形成的原因很複雜，除了《過勞時代》所列的原因之外，我可以再列舉幾個。
文化的因素，中國人民是以勤勞著稱的。
我們的精英文化是倡導“奉獻”的，例如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這種精神確實很令人敬佩，也潛在地激勵了不少精英立此類信念，拼命勞作導致嚴重過勞。
從個人角度看，包括我們對“成功”的定義，世俗意義上還是和賺多少錢，和社會地位有關，很多人追求這種“成功”，很有可能造成過勞。
另外，從國家層面看，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自然資源不多，無法像某些國家那樣主要靠豐富的資源紅利來發展。
中國還不能舒服地適度勞動，如果你也適度，那就永遠趕不上去。
Q：從某種程度上說，輕度過勞是必要的嗎？
A：輕度過勞是我國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
但是，這不意味著無限度地加班就合理。在突破了輕重過勞臨界點之後，加班的總效益就是負的。
雖然企業仍然可能在賺錢，但是社會已經是負效應了，虧錢了，因為企業把它的一些成本轉嫁給了社會。
Q：經濟蕭條，會帶來過勞嗎？
A：經濟簫條意味著很多企業要乾的活少了。但是，在過勞型國家，結構上會有一部分人仍舊過勞，還會有一部分人失業。
大量失業人員的存在，對某些較易替代的在崗人員會形成很大的持續就業的壓力。
他就有這種焦慮，他就越需要向老闆們顯示自己的價值，甚至去說幹更多的活，我不要漲工資。為了能保持自己的職位。
所以經濟蕭條的時候，仍會有一部分過勞存在，而在經濟繁榮的時候，會有更多的人過勞。
但是，過勞問題的產生的“根”不在於經濟的週期，“根”還在於《過勞時代》以及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原因。
如何減少失業，讓工作崗位上的人別太勞累。但作為企業來，它儘量僱傭少的人，讓他們幹更多的事，才能賺更多的錢。
那怎麼樣來限制企業利用驅使員工嚴重過勞的方式賺錢？這是很值得思考的事。
Q：這是一個全民過勞的時代，我們個人可以做些什麼呢？
A：全民過勞的說法不妥，即使處於勞動年齡之中，還有相當一部分人並不處於過勞狀態，還有人處於失業狀態。
對於那些處於嚴重過度勞動狀態的人，可以在心態上做一些調整，是否能放棄奢侈型的消費，逃脫“消費和工作的循環”。
特別是“主動”過勞的精英人群，其實主動權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我們身邊已經在出現一些反向的案例了。他們開始有意識地避免過勞問題。媒體上經常會報道，誰辭職搬去大山裡開了個民宿。
也有日本學者針提出了“菜園家庭革命”的構想。
他們倡導每週工作兩天，剩餘五天可以做一些種植、或者做點手工。
這些都是一種反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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