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碑一角
墓誌銘
近日，一本《三晉石刻大全呂梁市（興縣卷）》由三晉出版社出版發行，書中收錄了大量御製康基淵碑刻、墓誌銘、家廟碑及神道碑，一道道碑文，一樁樁史實，生動地還原了清朝廉吏康基淵的人生經歷。為了讓更多讀者瞭解這位山西清官的生平作為，本報特邀該書作者撰寫此文。
十幾年前，河南省濟源市一位陌生人打電話給我，說當地發現了一通興縣康氏官宦碑。其時，我正從事新聞工作，治學興趣不在鄉邦文獻，沒有當回事。後來，有閒暇編撰《三晉石刻大全呂梁市（興縣卷）》時，忽然想起此碑，再次與濟源市文物局聯繫，回覆該市文物普查隊在任家窯村發現了一通清嘉慶帝御敕康基淵的恩爵碑，並稱“此碑亦為濟源市目前所見唯一一通滿漢文碑刻，有重要的文物價值。”我獲悉後頗為高興，遂於2012年6月下旬，專程前往濟源市尋訪此碑。此碑立於嘉慶二十四年正月初一，碑通高約4米，碑首刻有浮雕纏繞的螭龍，兩後足向上伸至碑額上部，螭爪托起一顆圓寶珠；碑座為龜形；碑身刻寫漢文、滿文兩種文字，共382字。碑文左上角以“奉天承運皇帝制曰”起，文首可看到“康基淵乃安徽巡撫兼提督銜今調任廣東巡撫兼攝提督印務康紹鏞之父，贈爾為振威將軍安徽巡撫兼提督銜”等字樣。後來，我又受邀到康基淵世孫聚居地博愛縣清化鎮拜謁了康基淵家廟，大門題有“奉一士心為言師，愛百姓如保赤子”楹聯，並拓印了康基淵墓誌銘。該志銘鑲嵌於康為軍居室過道牆角，志蓋豎書“清故朝議大夫江西廣信府知府康公墓誌”篆字，志銘百餘字，介紹了康基淵生平。立石時間為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康家乃我省呂梁市興縣官宦之家，清朝中後期人文蔚起、英才輩出，36人入仕為官，有“七五子登科”“總督軍門”“簪纓奕世”之稱。
脫履繪帽立生祠
前不久，河南省博愛縣康基淵七世孫康為軍與嵩縣文化局局長萬志敏一行專程來興縣拜謁康基淵故跡，我陪同左右。其首選之地，是位於城內的晉綏解放區烈士陵園。此園原為康家宅院，後捐建耶穌基督教堂，1952年改建為烈士陵園。陵園北牆外，亦原為康家祠堂，現已改建為商住樓。
據康為軍介紹，道光四年，時任廣東巡撫兼攝兩廣總督的康基淵第五子康紹鏞，返回興縣建了康家祠堂。祠堂佔地十餘畝，前後兩院。大門懸“康氏宗祠”橫匾，門角書寫“總督軍門”字，門樓中央鑲嵌“簪纓奕世”四字，工整大方。角掛風鈴，微風稍動，叮噹作響，聞者悅耳，夜闌人靜時，誠為四周民人報風警鐘。牌樓兩側有木刻楹聯。上聯“雁塔聯輝甲第休誇二宋”；下聯“喬毛濟美文章漫說三蘇”。整個祠院節節升高，狀貌豐隆。1941年被日寇焚燬。
萬志敏此次來訪，適值康基淵曾編撰的《嵩縣古志選》出版，贈我一本。據其言講：嵩縣地處豫西山區，素有“九山半嶺半分川”之說，山地磽瘠，民多疾苦。乾隆二十八年，康基淵到此任知縣後，鉤訪民隱而洞悉其源委，他尋訪大禹治水舊跡，發現濱伊水，舊渠十一條，明季兵燹後久湮絕不可複用，他便按舊址，率民全部修復。山澗諸流可引溉者，開大渠4條、小渠6條，纖細曲折，因地制宜；渠身高下不一者，分段設閘，以蓄洩之；田高渠下者，則置水車五十部引溉。凡開新舊渠18條，灌田6.2萬餘畝。他著《嵩民種田說》，教民因地制宜，“植桑養蠶”，當種“穀米布帛”以“務本”，種經濟作物以“調劑”，達“兼權錢幣”之的。他在嵩任職3年，連年豐收，百姓安康。嵩邑唯山居偏鄙，民多不業詩書、不習禮讓者，他清核地方絕業、廢剎、古廟，得地若干畝，建社學32所，親自擬寫淺近切實的教學條規16條，具列於社學，教養生徒。從此，庠生弦誦之聲遍於山谷。時河南巡撫阿思哈訪知其業績，上疏折請記功。
乾隆帝御覽後諭示：“該縣康基淵挑浚伊河兩旁古渠，並山澗諸流，可資引導者一律疏治深通，灌田六萬二千餘畝，洵屬崇尚實政，留心民事之員，僅予記功，不足以示鼓勵。康基淵著交部議敘。”因其善政累累，實惠及民，“去之日，邑人士庶舉挽留不忍釋，乃脫履繪帽位，而祝者爭奔走如狂。”嵩民於老城二道街署右，為康公立生祠。“祠成，邑眾竟走拜祠下，胥慶如睹親公”，以示懷念。
勒石為銘樹豐碑
康基淵離嵩縣後，即授甘肅鎮原知縣，不久擢皋蘭（今蘭州市）直隸州知州，履宦一如其在嵩也。
皋蘭因境內有皋蘭山，於乾隆三年更名，乾隆親筆賜“皋蘭”二字，是歷史上絲綢之路必經之地。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是多民族錯居之地，以漢族為主，包括回族、維吾爾族、蒙古族、撒拉族、藏族、赫哲族等。康基淵剛蒞任，便有邊境彪悍民眾騎馬來與境內百姓滋事械鬥，他即“單騎往視，申明舊約”，以“信義”相待，平息了相沿已久的民族糾紛。他治民理訟以寬厚著稱，“非人命強盜，不可輕動夾足之刑”，因為“重刑之下必有冤魂。”刑民未嘗逾夾板，民間遂稱其為“康八板。”他見州東洪水渠岸峻易崩，度勢於南石岡引鑿渠口，以避衝陷之害。野豬溝有荒田，無水久廢，他詢訪耆舊，加寬柳樹閘龍口，別開子渠。界荒田為七區，招民佃種，區取租十二石，捐給各社學，名曰新文區。州東南九家窯鑿山後渠開屯田，舊駐州判主之，久之田益薄瘠，民租入不足支官役，他便請汰州判，改屯升科，為籌歲修費，民於是有恆產。
皋蘭荒漠廣，風沙大，雨水缺，植被少，“肅地柴薪稀少，價值昂貴，群黎恆慮供爨維艱。”康基淵先後撰寫《種樹詳議》《補植樹木》，遍諭鄉堡種樹，親率民於郊外廢灘種楊樹10萬餘株，薪樵詳議取給，許取旁枝枯梢作柴薪，以裕民用；建社學21所。又於金佛、清水兩鄉建倉，以免徵糧借囤之累，革番、民採買需索，皆有實惠，官民皆頌。乾隆帝以其“賢才可塑”，“議敘”為江西廣信府知府。“去任之日，肅民數萬，遮道攀轅，留不得則為之建德政坊，撮其政十六事，刊於石。”曰修洪水渠；曰開興文渠；曰改屯歸民；曰籌置歲；曰興下堡水利；曰勸民種樹。肅民樵蘇，至塞外，力苦而價昂，公相東北郊有廢灘不可耕，勸民種楊柳十數萬株，夏則綠蔭瀰漫數十里。又遍諭城鄉可種樹處以漸擴充，闔州樵薪不外取矣；曰建置社學，立法與嵩邑同；曰籌設鄉會試經費；曰建社倉；曰發籽種；曰催科不擾；曰嚴禁博賭；曰詞訟速結；曰禁差派累民；曰鋪行逐月發價；曰除番民差派，肅之南有黃黑數種番民，向通茶馬無徵稅，軍興後，皮革毛羽稅取諸番商，後沿為例。諸番苦之，洶洶然將有變，公悉予裁革，邊務始靖肅。
救溺賑饑載史冊
離開烈士陵園，我們又來到縣裡的關嚮應圖書館善本部，查閱康基淵文抄。這是一本《霞蔭堂文抄》石刻藏本，全部為康基淵所撰，多為治事之言。如《嵩民種田說》《河渠水利說》《種百合說》《種樹詳議》等，但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他在廣信府所作《救溺女策問》《設嬰長救溺女規條序》。
廣信府，即今江西上饒市，領上饒、玉山、鉛山等七邑，這裡的商賈繁茂，是歷代通往海外的官商大道。乾隆四十四年春，康基淵調任江西廣信府知府後，發現這裡雖“帆檣四達，商賈輻輳”，但邑人重商輕儒，重男輕女，“溺女陋習，唯廣信為最。”他在大量調查中發現，一般貧困戶之中，只撫育一名初生女嬰不溺，中等戶“僅留一二，餘皆溺之”，“富庶之家也不過二個”，溺殺女嬰比例極高。有的女嬰剛出生，便被丟入尿桶、井窟或江河溺斃，有的甚至把搗碎的生薑塞住女嬰口鼻，再用胎盤包緊窒死。溺女造成的最直接結果，是男多女少，性別比例失調，從而影響婚配。“民多鰥夫，事所必至。”對此，他撰寫《救溺女策問》，鞭撻那些溺女者“旋生而旋溺之，可恃昏暮無知，人神共憤。”一面剴切教育，廣為曉諭，一面嚴令禁止並《設嬰長救溺女規條序》，明令一村內無論百家或數十家或二三村相連，公舉嬰長一人，給田五六畝自種，專任諭禁溺女。一年間，全郡活女嬰數千。督撫推廣其法於其他各邑。
康基淵在晉陽書院就讀時，便有“文譽籍甚，時有裴馬杜康”之稱，乾隆十七年中進士後，博學多才。在廣信任時，力倡興學育人，推崇聖賢，以善民風，對府治內各書院進行了大規模的擴建，猶以信江書院為最，增置亭閣和學舍數十楹，其間青雲閣、一榻軒、中道亭、文匯軒、萬錦書齋、四照亭、半山亭等，星羅棋佈、參差錯落、交相輝映。竣工之日，康氏自為記。曰：“自大門入，歷階而升，為前廳，為講堂，為泮池，繚以石欄，蔭以嘉植，靜與神會，曠若天遊。”其建設規模，達到了各大書院諸如懷玉、鵝湖、象山等都不可比擬的程度，宏敞無比。可惜這些建築除信江書院保存下來，現為上饒縣中外，至今留下的已無幾。然，康公為官“政成惠洽，百務釐舉，澤流而民安”的為民情懷，卻載入史冊，名垂後世。（牛寨中）
〖相關鏈接〗
康基淵簡介
康基淵（1729.12-1781.7）,山西興縣城關人，字靜溪，號南圃，乾隆十七年進士，歸班候選，在京抱牘走行、節錄謄抄十一年，乾隆二十八年授河南嵩縣知縣，乾隆三十四年授甘肅鎮原知縣，後擢肅州直隸州知州，乾隆四十四年又擢江西廣信府知府。誥授朝議大夫。著有《南圃文鈔》《家塾蒙求》《女學纂要》及《嵩縣誌》諸書，合刻《霞蔭堂文抄》數十篇行世。《清史稿》卷四百七十七有傳，贊其“治官事如家事”。
閱讀更多 山西政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