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圖:你可能不知道的“解放碑”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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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講述:黨史專家周永林

組圖:你可能不知道的“解放碑”內幕

1940年建成的精神堡壘

抗戰勝利後,現解放碑原址曾準備修建蔣介石全身銅像,蔣批覆“不可行”;後改建“抗戰勝利紀功碑”。事實上,“解放碑”的歷史可追溯到“國民精神”和“精神堡壘”。它是全國範圍內唯一一座紀念中國人民解放的紀念碑

入檔理由

作為從“精神堡壘”到解放碑的見證者,我市資深黨史專家、1936年參加革命的周永林,目睹瞭解放碑的滄桑變遷,對本報記者講述了他的親歷。本報在黨史專家的幫助下,找到了彌足珍貴的歷史檔案,解開了解放碑變遷的歷史內幕。

解放碑作為重慶的象徵,人們已耳熟能詳。它的前身是“精神堡壘”和“抗戰勝利紀功碑”。但也許你不知道,當年它建設的由來以及它於1950年被改為“人民解放紀念碑”,是有著一段深刻歷史內涵的。當年西南軍政委員會既沒將它定名為“西南解放紀念碑”,也沒定名為“重慶解放紀念碑”,而定名“人民解放紀念碑”,是有深刻寓意的——它不僅僅指重慶或西南的解放,更指全中國人民的解放,因此,它也是全國範圍內唯一一座紀念解放的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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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的抗戰勝利紀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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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國慶之夜的人民解放紀念碑

建碑前奏

從“國民精神”到“精神堡壘”

1939年5月1日,我起了個大早,準備去國民政府軍委會行營廣場(今解放西路重慶日報門前)參加“宣誓大會”。那年我19歲,在佛圖關巴縣縣立三里職業學校讀書,“承蒙指派”,與100名同學裝扮成地道的農民,為此,當局給我們每人發了一套行頭:一套油綠色布制服,要求挽起長袖,捲起褲腿,腳穿一雙草鞋,再背一個斗笠。經這番打扮,“重慶農民代表”就包裝成功了。

原來,國民政府於當年掀起“國民精神總動員”高潮,定於5月1日在國統區的重慶、成都、貴陽、桂林、蘭州、昆明、吉安等地同時舉行宣誓大會,在重慶參加宣誓的有黨、政、軍、青、農、工、商、婦共八個界別,各派代表100人。所謂“國民精神總動員”,其實質是國民黨堅持一個黨(國民黨)、一個主義(三民主義)、一個領袖(蔣介石)的信條,以“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軍事第一,勝利第一”為目標,以政令、軍令統一為旗幟,以此來達到反共、限共的目的。

記得那天下午,裝扮成農民的我們早早趕到行營廣場,等待開會。

大會會場“佈置得像教堂一樣莊嚴肅穆”(次日《大公報》語),背景是禮堂的尖頂,上面鑲嵌著國民黨黨徽,房頂豎立蔣介石戎裝佩劍巨幅半身像,廣場中央設置了高大的火塔,塔身用玻璃搭成,共分三級。

夜幕降臨,大會開始。聚光燈直射會場,如同白晝。軍樂聲中,所有聚光燈又齊齊轉向主席臺,只見蔣介石等已齊齊整整地站在臺上。當天的會議由新生活運動總幹事黃仁霖任司儀,首先為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默哀,接著是獻金,然後是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宣讀訓詞,最後由蔣介石帶領全場人員宣誓。這時火塔頂端光焰四射,各隊派代表3人上塔引火,分別傳給所屬界別同仁點燃火炬,然後以隊為單位,反覆齊唱《國民公約宣誓歌》、《領袖歌》和《抗戰到底歌》,並在場內就地遊行。

會後,當局為強化“國民精神”,決定在市區繁華地段的都郵街與小樑子的十字路口(現解放碑廣場),建造“精神堡壘”一座,以資紀念。精神堡壘於1940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紀念日落成,為木質結構,外塗水泥,面臨民族路一邊,題有“精神堡壘”四個大字(圖一)。由於它是用木板釘制,經日曬雨淋,水泥脫落,木板慢慢腐壞,最後全部倒塌。於是,當局立上一根旗杆,懸掛國旗,以至抗戰後期來重慶的人,對為什麼把一根孤零零的旗杆叫做“堡壘”很不理解,反遭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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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政府建“抗戰勝利紀功碑”的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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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軍政委員會對“人民解放紀念碑”的批覆

蔣介石不同意給自己塑像

改建抗戰勝利紀功碑

1945年8月,抗戰勝利。

我根據市檔案館解密的資料查證,當時重慶市參議會提出:“主席蔣公領導抗戰勞苦功高”,提請市政府分別為蔣介石塑像、立碑、建築朝天公園、修建兩江鐵橋等,以資隆重紀念(圖四)。隨後,市參議會經與市工務局商議,正式確定為四項:一是在都郵街廣場塑蔣介石全身銅像(即精神堡壘原址),二是在佛圖關建抗戰紀功碑,三是將南岸黃山改為“中正山”,四是在朝天門建築兩江大鐵橋。

蔣介石對此逐一批示,對在都郵街塑銅像一事,他批示“不可行”;對在佛圖關建紀功碑一事,他批示“可辦”(後改建在精神堡壘處);對將黃山改為“中正山”,他批示“不必”;對建築兩江鐵橋一事,他批示“以林森命名為宜”。

於是建設紀功碑的事宜正式提上日程。紀功碑由國民政府都市建設委員會常務委員黃賓勳、專門委員劉達仁主持,建築師黎倫傑設計,工程由天府營造廠中標承造。1946年10月31日(蔣介石59歲生日)時,在市長張篤倫主持下,紀功碑奠基開工,1947年10月10日“雙十”節時,紀功碑竣工落成,共耗資2.02億元(舊幣)(圖二)。

紀功碑為八面塔形建築,分碑臺、碑座、碑身及瞭望臺。碑臺直徑20米,臺高1.6米,臺階有花圃。碑座由8根青石砌結護柱組成,上有石碑8面,採用北碚出產的上等峽石,石碑嵌於碑座外面,分別鐫刻有: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明定重慶為陪都令》,國民政府文官長吳鼎昌撰寫的《抗戰勝利紀功碑銘》及張群撰寫的記述重慶對抗戰貢獻的文章等。

碑身高24米,直徑4米,外為八角形。朝民族路方向,刻有“抗戰勝利紀功碑”七個大字,由市長張篤倫題寫。內部為圓形,有懸臂旋梯140步,直升至頂部瞭望臺。沿旋梯設抗戰勝利走廊,廊上掛抗戰英雄、偉大戰績及日本投降等油畫,下則嵌藏各省市贈送之紀念碑石、社會名流題贈之石碑等。

瞭望臺直徑4.5米,可容20人登臨遊覽,臺頂設風向儀、風速儀、指北針等測候儀器,頂懸警鐘一座,以備全市集會及報警之用。碑頂還有8根水銀太陽燈環繞,一到夜間光彩照人。

我記得當年《申報》曾稱,這是“唯一具有偉大歷史紀念性的抗戰勝利紀功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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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伯承題詞

劉伯承題詞

“人民解放紀念碑”有深刻含義

重慶解放後,根據全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的提案,1950年3月2日,重慶市軍管會、市人民政府請示西南軍政委員會要求批准更名“紀功碑”;6月29日,市公安局向市政府報呈送關於《新擬更改街巷名稱一覽表》報告,報告由市長陳錫聯、副市長曹荻秋於7月5日聯合簽署發佈,其中有將“抗戰勝利紀功碑改為解放碑”的要求。 1950年9月18日,市長陳錫聯等正式向西南軍政委員會請示:抗戰勝利紀功碑“究應改為‘西南解放紀念碑’抑或‘重慶解放紀念碑’”?後經西南軍政委員會核准,改名為“人民解放紀念碑”(圖五)。

1950年10月9日,市政府請示西南軍政委員會辦公廳“轉呈劉(伯承)主席賜題,以示紀念”。不久,劉伯承親筆題寫了“人民解放紀念碑”和“劉伯承敬題一九五零年首屆國慶節日”兩張字幅,均為豎寫(圖六)。1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函覆重慶市人民政府並轉交了劉伯承題字。

至此,碑名更改一事結束。這是新中國代替舊中國的勝利標誌(圖三)。

我認為,現在有些人想將解放碑恢復為原名,這事得慎重。畢竟,當年西南軍政委員會定名“人民解放紀念碑”,劉伯承將題寫碑名的時間特意定在1950年首屆國慶節是有深刻寓意的:“人民解放紀念碑”是相對於“抗戰勝利紀功碑”而言的,它是全國範圍內唯一一座以紀念中國人民解放的紀念碑,也是對全中國解放的最好紀念,因此它不能輕易更名!

記者 張衛 楊娟 畢克/文·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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