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中國開始大面積種植棉花。那麼,棉花是宋代才傳入中國的麼?宋代以前,人們蓋什麼被子呢?
殷商。
甲骨文裡尚未發現和“被子”有關的字。但商代遺址中,大麻、苧麻、絲、毛、棉布等纖維以及皮革遺存都有出土。學者們對當時的服裝亦有很深入研究,不多贅述。皮革當被子蓋的可能性不大。而其他幾種都有可能。 商代的時候,中原溫暖潮溼,大約是亞熱帶氣候,野象滿地跑。而且,古習仍存,貴族亦多有光身赤足,睡覺蓋不蓋被子,好像並不緊迫。
周代。
那個時候的被子,一般叫“衾”。《詩.召南.小星》曰:“肅肅宵征,抱衾與裯”。衾指大被,小被叫“寢衣”;裯指掛帳,即“幬”,也有說指小被的。“衾”,還是用於棺槨之中的薄被,《韓非子》說:“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子盡於棺槨”——紡織品和好木材都用於棺材了。 不過,周代也用“被”來稱被子了。《楚辭.宋玉.招魂》說:“翡翠珠被,爛其光些”,只是,這麼說和用的很少。
(麻)
那個時候的被子,作被面的,大約是絲麻。《禮記.禮運》曰:“治其麻絲,以為布帛”。商代的紡織已很發達,周代更不在話下。被子裡面填充的東西,其時已經有了絲綿,稱為“絮纊”。《疏》雲:“好者為綿,惡者為絮”——絲綿的質量有很大差別。但是,絮纊昂貴,非王公貴族難以問津。
其實,很多底層民眾,絲麻也用不起。《記.郊特牲》載:“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就是穿草服的野夫賤民——草民一說大約從此而來。衣服既然用草,睡覺時也只能蓋草了。《左傳》說:“離被苫蓋”。《注》曰:“蓋,苫之別名”。《疏》曰:“言無布帛可衣,惟衣草也”。前述“寢衣”,說是小被,其實是無被可蓋,和衣而眠,而且是草衣。
當時,裘已盛行,即今所謂皮草。《說文》解為皮衣。《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段玉裁說,就是以裘為裡,素絲蒙面。這當被子蓋,是很可能的,當然還是王公貴族。《孟子》雲:貴者衣裘,賤者衣褐。“褐”是獸毛粗織之物。《箋》曰:“褐,毛布也”。不過《詩》雲:“無衣無褐”,這才是最底層民眾的實際狀況。
(氈)
秦漢。
秦漢之時,桑麻之業皆有不小發展。絲織品的種類大增。原來的齊國之地,織工最優。毛紡亦有發展,兼之裘皮。被褥質料大抵如此。
這仍然是對富人而言。崔駰任五原太守時,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被子也就是細草了。漢成帝時京兆尹王章,當官前窮困,無被,睡於“牛衣”中。顏師古解釋說:牛衣,編亂麻為之。東漢末年的高人管寧,臥不設席,又無草褥,皆以草為衣被。
兩晉南北朝。
此時,大概和連年戰亂有關,衣料短缺,絮為最貴——絲綿如金。齊太祖高歡還任建康令時,冬天買不起絲綿做冬衣冬被。南朝名士朱百年,冬天也是夾衣夾被。
這段時間,氈的製造和使用日益增多。最早,氈及制氈工藝來自西域,《魏略》有所記載。《北史.文苑傳》說,有樊遜兄弟,以造氈為業。氈,當時為靴,為席,亦為被。
《通鑑》記載,梁武帝曾送棉質被帳與人。《梁史》還捧臭腳說他一床布被蓋了兩年。南方有木綿樹,亦稱“吉貝樹”,古人曾以其花絮填入被褥。但《南史》所載“吉貝”,已不是木綿樹的木本植物果實,因為其雖可絮被,但不能織布。梁武帝所送之物,已是棉布質質料。其可參見呂思勉先生的《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一章。
隋唐五代。
進入隋唐,或因為歸於統一,民生回覆。桑麻也再次大漲。當時的蠶織之業,中原尚勝江南。供應好了,奢靡之風又起,後唐莊宗,曾命蜀匠織十幅無縫錦做被,被成,賜名六合被,裡面絮的肯定是上好絮纊。
當時,氈的使用甚廣。唐高宗顯慶二年,曾賜百歲以上者氈衾粟帛;五年三月,皇后賜八十以上婦人氈衾粟帛——以氈為被當是時尚。
那個時候也有了棉被。《魏徵傳》記載,魏徵得了重病,太宗令賜素褥布被。這在當時是很稀罕的,一般的富家,仍以絲綿絮被。岑參詩曰:狐裘不暖錦衾薄。唐後主李煜詩云:羅衾不耐五更寒。 他們都覺得錦被不太暖和。
但此時棉織品已越來越多已是不爭事實。白居易詩云:“桂布白似雪”,又云:“吳綿細軟桂布白”——廣西一代的棉花棉織品看來已發達。 不過,作為窮人,絲綿也還用不起。《通鑑.注》記載,以蘆花為衣為被,在江南常見。還有以紙為衣的。
宋代,棉花種植逐漸增多。後來還出了著名的棉紡織能手黃道婆。棉被肯定也日漸普及了。
其實,商代已有棉織物。
學者張秉權在整理殷墟YH127坑龜甲時,發現有65片無字碎甲上面黏附有布紋痕跡,經取樣作電子顯微鏡反射光觀察及進行穿透式、掃描式鑑定,又採用生物化學方法驗證,得出這些紡織品具有植物性棉纖維性特徵,而無動物性絲、毛的特徵,從而確定其為棉類織物。棉布為素色平紋十字紋,經緯線約平均每3毫米8-12支。
此出土文物距今約3300年。另外,福建崇安武夷山白巖崖洞船棺墓的墓主衣著,經上海紡織科學研究院鑑定,墓主衣著中有大麻、苧麻、絲、棉布四種質料,其中棉布殘片呈青灰色,平紋組織,經緯密度每平方釐米14X14支,品種系多年生灌木型木棉。經C14年代測定和樹輪校正年代,距今約3445士150年,相當於中商中期。
呂思勉先生在《兩晉南北朝史》中,舉了《史記.貨殖列傳》、揚雄《蜀都賦》、《漢書》、《後漢書》、《晉書》、《梁書》等大量文獻記載的證據,得出結論說,棉布“其入中國實已久”,至少是在秦漢以前。這是說得通的,隨著與西域的交往,特別是絲綢之路的開通,貿易肯定是有來有往,雙向的。而且,中國的交趾、廣西等地,原就有草本棉生長,只是沒人工大面積種植並用於織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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