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在義烏一家印刷對聯的家庭作坊上班。大門上老大的牌子掛著**印刷廠，其實算上老闆、老闆娘也就11個人在做事。老闆操作印刷機，老闆娘切紙順便給我們燒飯吃。我們9個純一色的老爺們就是幹著那種古老的木板反體凸字印刷，刷一張，晾一張，也不講究多快的速度，反正就是要印得清楚，沒有瑕疵。
我乾的就是在還沒有乾透的字體上撒上金粉。這個活是屬於廠子裡最髒、最差的活。沒有辦法，出門太遲了，一時找不到好工作，將就著做算了。家裡的孩子嗷嗷待哺，妻子又在餵奶期間，賺不了錢。我帶著口罩，咬著牙，無奈地幹著。可以欣慰的是，活雖說是呼吸最困難的，但是工資比起其他印刷工來說要高好多，看在錢的份上，我就忍了。
老闆姓付，50多歲。帶著一副眼鏡，看上去好像一位知識分子。後來有人跟我說，他原是一名小學教師，後來辭職辦廠的。
老闆娘姓孫，30多歲，我就奇怪了，怎麼兩夫妻年齡相差15歲，要不是二婚，我都難以理解。後來打聽了一下，還真是二婚。老闆的前妻也是教書的，因為二人沒有生孩子，感情破裂就離婚了。
我一去廠裡的時候，老闆娘的眼神有點特別。總喜歡在打菜的時候多給我加一塊肉。我原以為自己是浙江人，可能是老闆娘格外照顧我吧，也沒有多想。多給我些吃食，我就用力幹活，以此來報答老闆娘對我的好。
老闆其實也是個好人，他總說活是靠大家幹出來的，有錢大家賺，只要我們9個人努力幹，工資肯定是不會少的。旁邊的工廠都是要幹12小時的，我們老闆自己都反對幹那麼長時間。因為他的訂單是早就定下的，只要能按時出貨，也不需要屯好多存貨在倉庫裡。再說，這紙製的東西最容易受潮，一受潮，就完蛋了。
我的工友有5個是頭一年就在那裡乾的。其中一個姓胡的安徽大叔，四十七八的樣子，家裡有三個孩子都在上大學，他是負擔最重的。除了吃飯，其他的一概不吃，節約得很。我是個嘴饞的人，時常買一點瓜子、花生吃。他跟我睡在一個上下鐵架床。我總是給他零食吃。有一天，他悄悄地告訴我，離老闆娘遠一點，那是一個難纏的女人。他已經領受過了，由此感到十分尷尬，不是為了掙幾個錢，他早就走掉了。
我有點莫名其妙，難道老闆不管嗎？老胡說，管？能管得住嗎？他一天就在那裡研究修理機器，老闆娘的心早就花了。你沒看到他們還沒有孩子？有可能老闆在那一方面是不行的。
啊？我目瞪口呆。哦，原來是這樣！怪不得，給加肉的，原來是看上我這個身強體壯的小夥了。我跟老胡說，放心！兄弟我這一點把握還是有的，我出門是掙錢來的，又不是來亂七八糟的。老胡給我豎起了大拇指。
有一天下午，印刷機壞了，老闆忙著在修理機器，我們因為沒有活可幹就放假休息了。老闆娘叫我坐她的車去地裡挖花生，說是晚上給我們煮鹽水花生吃。其他人不肯去，沒辦法我只有跟著去了。
到了地裡以後，我用鋤頭挖，老闆娘在後面摘，挖得我是滿頭大汗。老闆娘身上的香水味刮起來有點沖人。突然間，她掏出餐巾紙給我擦汗，這怎麼受得了，我趕緊接過去自己擦。
老闆娘叫我去皮卡車上拿水喝，我去了。車斗裡找不到，於是就上後座上找。突然，老闆娘跑了過來，快速地上了車，卻把車門關上了。
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聽見她急促的喘氣聲……我奮力地推開她，幹什麼？還來玩這一套！老胡說的是對的，是不是不想給我工資想以此來詐我，我才不上這個當。我腦海裡的第一反應是完了，這下那點工資要徹底完了，要賴上我了。
不能這樣的，不能這樣的！老闆娘，老闆娘！我努力掙脫她，並順手扇了她一巴掌。其實，那是本能的一擊。我並不想打她。沒想到她哭了，哭得那個傷心，只聽到她嘴裡罵著老闆的名字，坐在車裡嚎啕大哭。
我下車了，在車門外安慰她：老闆娘，我拿你當大姐看待，我們這些打工的，出門在外也不容易，你是有身份的人，也要可憐可憐我這打工仔。我有家庭，愛人剛生了小孩，在家裡帶孩子，你說，我在外面做了這種事不是對不住人家嘛！我知道你心裡苦，每個人都有七情六慾，但是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尊重還是要有的。
老闆娘坐在車裡好半天不肯下來，我去地裡把花生給整理到筐子裡，端上車後就在車邊上等著。好一會，她才下車把我推了一把，走！回去。我說，去河溝裡洗洗吧，哭得像個鬼一樣。
回去的路上，我跟她說，老闆娘，過兩天你給我結工資吧，我換一個廠，省得你天天看著我心煩。
她答應了。
就這樣，我離開了那個家庭作坊，還跟老闆握了好半天的手。我騙他說，家裡找我有事，要回去了。臨走時，他還讓老闆娘開車順路把我帶到公交車站。我執意不需要了，走著走著就到了。
老胡送的我，給我扛了包。
他說，是不是？
我說，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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