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城市》，侯孝賢拍攝完成於1989年，已成經典名作。
侯孝賢通過林家四兄弟的遭遇，記錄了臺灣一個特殊時代的大悲劇。
影片如低沉吟誦的一首史詩，悲慨蒼涼。
侯孝賢悲憫而殘忍，用殘破呈現真相。
這部兩個半小時的長片，徐徐講述的是大時代驚濤駭浪裹挾下小人物的卑微與高亢。
影片有很多旁白，多使用全景遠景，彷彿始終在一旁註視眾生的一雙冷眼。
因為男主是一個啞人，所以，影片多時也如啞人一樣靜默，並時有默片的字幕，如史筆般觸目驚心。
耳根淨了，心便醒悚。
臺灣光復了，但攝影師說的還是日語，人們記時，還是用昭和。五十一年的日據，留給臺灣抹不去的深痕。
光復後，那麼多日本國旗沒用了，臺灣人節儉，把日本旗改成褲子，結果老師屁股都是猴屁股一般紅豔豔。臺灣人的自嘲，坦然而無奈。
那時候，臺灣的成年人，也需要從頭學國語，因為前五十年，不教國語。
臺灣人，始終找不到歸宿。
回到祖國懷抱，等看到接收大員的那一副副嘴臉，臺灣人又深深失望。
不過，拋開國事，臺灣人還能在井巷找到一絲溫軟。
只是，醉生夢死的間歇還會念起瘡疤與痛楚。
“不知道是不是我母親的墳頭風水有問題，自從她死後，老二到南洋無音訊，老四耳聾，老三現在回來發瘋病。”一家長子林文雄有山大壓力。家境也如臺灣。
日本人也留給臺灣一點溫文爾雅的資產。
“日本人最欣賞櫻花開到盛極，然後一同離枝入土的景象，認為生命就該如此。”“明治時代，有一個日本女孩跳瀑布自殺，不是厭世，也不是失志，是面對這麼燦爛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道如何是好，不如就跟櫻花一樣，在生命最美好的時刻，隨風離枝。”
明治維新，那是日本的黃金時代。而眼下的臺灣，卻是戰後亂世。
亂世奸人多。
因為忤逆了黑道，老三文良被人陷害，被做成了廢人。
這個年關，林家迎來的是厄運。
原本祥和的春節，也因苦難變成完全不同的滋味。
上樑不正，草民不理解，為什麼放著老虎不去打，淨去找小民的麻煩。禁菸，不去從源頭治理，而是去抓小煙販，還打死人，社會矛盾就是這麼激化的。
“陳儀來多久？還不到一年，米價漲五十二倍，我們的薪水漲多少？有漲一分半毛嗎？”“這哪叫政府？公司嘛！陳儀自己開的公司。”不管誰統治，草民的切身感受不可欺。
那時的臺灣法院，“阿山”（臺灣人對大陸來人的稱呼）院長來了之後，把臺灣當地人都攆走，把自己的老婆、舅子，外甥都叫來，法院變成他們自己家開的。臺灣人的生存權受到擠壓，迴歸後的感受很無奈。
臺灣人自嘲：奴化的人，人家當然要換掉！又不會說國語！
可臺灣人想不通，奴化？那是我們自己要的？當初還不是清政府把臺灣賣給日本的？馬關條約有誰問過我們臺灣人願不願意？
“我們本島人最可憐，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國人，懼人吃，懼人騎，沒人疼。”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剛除了外辱的臺灣人，又遭逢自己政府的殘酷鎮壓。
而一個聾啞人在亂世的顛沛更令人唏噓。林文清，本來只是一個本分的照相館師傅，卻在亂世身不由己，一路坎坷，眼看身邊親人死的死，亡的亡，自己也身陷囹圄，悲慘，從來不憐惜善良孤弱。
監獄裡，看著難友一個個奔赴刑場，文清心底也漸漸樹起對這個世界的愛恨。
臺灣人那時赴死的慷慨與坦然基於他們對這個政權的清醒認識。
“你們要尊嚴地活著。”烈士給後人的遺言，無疑把他們的價值觀，也把刻骨的愛恨，傳遞給下一代。
愛恨一旦鑄就，百年不化。政權的頑獰，造成百年族群對立，這個歷史教訓，不可謂不深。
權力可以任性，可以踐踏子民，但史筆有一雙清澈的眼睛。
影片中，監獄裡執法隊前來傳訊死訊的腳步聲鏗鏘有力，富有節奏，令人驚悚。
一邊行刑的槍聲不斷，一片炊火鍋灶噼啵叮噹，生活還要延續，臺灣人在恐怖下顫慄地活著，沉默而冷硬。
於無聲處聽驚雷，在一個啞人文清的映襯下，政治的殘暴與子民的隱忍與不屈，像白紙黑字一般醒目。
好人不善終，王八活千年，善惡因緣不總像教科書。
林家四子，死的死，殘的殘。正是一個殘破社會的寫照。
四兄弟只剩下一個文清還健全，但是啞的。
香火還要延續。
國破家殘，文清還是沒能維持住家的圓滿。他被抓走了，下落不明，就像二二八事件裡，那麼多的仁人志士，最後都落得”下落不明“。“下落不明”是替殘害最體面的虛飾。
在被抓走之前，這個給人照了一輩子像的啞人，忽然起意，要給自己一家照張合影。冥冥中，他早有預感。
林家至此，四子無一倖免。
影片末尾，林家仍有細嫋的人煙殘存，除了一個殘障的三字文良還在，其他的三個兒子都已經從林家的畫面裡消失，一家婦孺陪伴著風燭殘年的老父，維持著殘留的香火。
這個大家庭，原有的廳堂還在，但它越來越像一個祭奠的場所。
最後的字幕表明，這個殘害了臺灣民眾的政府，最後自己也如喪家之犬。
侯孝賢把一個社會大時代的瘡疤結成的過程直觀地演示出來。
慷慨悲壯，直視大時代的偉岸與鐵骨，這種電影，我們已經久違。
先行者那決絕的遺言，令人肅然。
“當我已死，我人已屬於祖國美麗的將來”。
“生離祖國，死歸祖國，死生天命，無想無念。”
當英雄聲言自己已死的時候，那不是寂滅，而是硬錚錚重生。
仇恨也是一脈代代相傳的香火，臺灣人，揮之不去。
懷念日本的統治，是臺灣人難以治癒的心病，而這心病的由來，有黨國一份貢獻。
好在，國民黨後繼領導人還能認清形勢，承認錯誤，也算曆史擔當。
抗戰結束，臺灣迴歸，官民的矛盾，本來可以調和，立場可以一向，但由於國民黨臺灣接收大員和利益團伙，一味搜刮，不顧人民福祉，加之執政粗暴，酷吏任性；加之別有用心，流氓（包括日本殘兵）挑唆，擴大事端，製造對立，最終導致矛盾衝突不可調和，事起，臺灣接收大員誇大其詞，誤導南京政府，最終形成大兵壓境、殘暴鎮壓，事後官方又百般遮醜，嫁禍於人，外宣“共黨陰謀”，鑄就永遠消磨不掉的歷史瘡疤。
後來，二二八事件，經過各方的塗抹，越來越像一個萬花筒般的迷局。
只有李敖的敘述簡截了當——他經過對歷史事實與資料詳盡考證之後，得出結論：二二八的事件就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號，臺灣發生了一個民變，發生了以後，臺灣人就殺外省人，連殺了十天。然後外省人的增援部隊到了臺灣，又開始殺臺灣人。殺臺灣人的過程裡面，這些軍人他不曉得誰該殺誰不該殺，結果臺灣人檢舉來殺，所以最後一段就是臺灣人來殺臺灣人，整個的故事就這麼個故事。
李敖進一步解釋：外省的部隊上來以後，外省這些阿兵哥這些軍人他怎麼知道誰該殺呢？他不知道。你不知道沒有關係，有人通風報信告訴你他該殺，他是張三該殺，他是李四該殺，告密的是誰呢？告密的就是臺灣人，臺灣人跟別的臺灣人接了樑子，或者有利害衝突，就告密，結果呢就是臺灣人告密，借了國民黨軍隊的手殺掉了臺灣人。
一個大惡的鑄就，往往由作孽的眾手造就。
二二八事件中有各方勢力作惡，甚至還有為數可觀的遺留臺灣日本兵的參與，但，人們只記住了政權的作惡，因為，也只有政權才有導向、有左右局勢的力量。
影片中，陳儀那溫婉敦厚的紹興口音幾次出現，臺灣人圍著半導體洗耳恭聽，彷彿在聽一個長者諄諄教誨，陳儀在一遍遍宣示他的菩薩心腸，說他會對臺灣人好，要大家不要鬧。而與這溫婉的教導鮮明對比的，是後來殺戮的猙獰。一個政權的信任坍塌，常伴隨著一個個誠懇的欺騙。
歷史往往走筆荒誕，僅僅三年三個月後，這個已升任浙江省主席的陳儀就被老蔣以“通匪”的罪名處決，而且是從大陸押回臺灣處決。當陳儀被押回臺灣時，萬人空巷，目睹他步入終途。
臺灣人以為蒼天為他們復了仇，其實那只是老蔣滅了一個新患。
歷史因果，從來不那麼簡潔。
只是，有些惡，一旦做了，天下人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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